“犹太人感恩中国”到底是不是个杜撰的美谈？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原摩西会堂）

历史记忆有时却常常会遭到人为的遮蔽，使得历史很容易被忘记。这是因为集体的共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是与现实的导向密不可分。自然事件的记忆，如地震、灾难等相对客观一些，但是历史人文记忆中往往会存在刻意的掩饰，有些国家甚至还会做选择性的记忆，即对本国有利的记忆发扬光大，而对本民族不光彩的东西恨不得全部被时间带走。

今天，本文将用事实回应，那些对犹太难民在上海这段历史的四大质疑。

质疑一：人数

犹太难民上海的人数问题，有不少人，包括部分犹太难民认为只有1.4到1.6万人，甚至个别别有用心的认为中国有意夸大数字，隐含政治目的。

为此，我们就从1937年到1944年的《以色列信使报》查找当时的历史记录，发现到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限制进入时，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其中许多凭借的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限制令实施后，虽然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但欧洲犹太难民依然从海陆两路来到上海。

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就达23310人。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欧洲犹太难民海陆来华路线相继被切断，但仍有一些此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辗转来到上海，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在2000以上。

因此可以说，二战期间，上海至少接纳了至少2.5万以上犹太难民。

这一数字与世界权威犹太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基本一致。至于为何有些人认为是1.4到1.6万人，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受到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有关上海难民一书的影响，但他提到的，只是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上海虹口地区设立隔离区后，被强迫赶入隔离区的难民数量，而事实上，由于顽强抵抗，还有相当一部分犹太难民没有迁入。

欧洲犹太难民乘船抵达上海

质疑二：路线

最近，随着我们与上海虹口区档案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联合开展档案中的难民研究，犹太难民来上海的线路、时间也得到了实物的印证。

他们大多乘火车或者汽车抵达意大利，一部分人凭借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签证，然后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轮从热那亚或的里雅斯特出发前往上海。最常用的一条线路是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经停埃及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苏伊士运河，途径孟买、香港抵达上海。

此外，也有的从热那亚出发，经苏伊士运河，再经停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或马尼拉直达上海。整个旅程平均约1个月。当然，有些从德国汉堡出发的难民包船往往因支付不起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而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那么需要整整10周时间。

1940年6月海路切断后，欧洲犹太难民只能改走陆路，横穿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前往上海。他们大多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犹太难民，不少人获得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杉原千亩和伪满洲国驻德国总领事王替夫发放的过境签证。

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给犹太难民签发的签证

质疑三：救援来自何方

还有些人质疑，当时上海市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犹太难民，犹太难民主要靠自己的同胞而不是中国人的拯救。

应该说，当时上海市民在一二八抗战后，许多自身也成为难民，确实无力从财力物力上给予犹太难民更多的支持，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和全球犹太救济组织，特别是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经济援助。

但是，上海市民以自己的包容和友善，给予犹太难民一个迥异于欧洲等地的文化环境，并尽其所能予以救援，这对于犹太难民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设想，如果上海居民持排拒态度的话，这些犹太难民在上海也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当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压力之时，租界当局、日本占领当局，甚至上海犹太社团都提出了限制要求，而且在部分外侨中弥漫着一种反犹主义情绪。但正如法国学者娜婷·佩伦所指出的：“与世人可能怀疑的情况相反，当地的原住民并未对入沪的欧洲难民表现出任何敌对情绪。”

对于这点，犹太难民也心知肚明，充满感恩，他们在回忆中也纷纷表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虹口地区的犹太难民收容所

还原历史

几年前，一位叫薇拉·萨松的当年犹太难民相隔60余年后，带着一张老照片从美国再次来到上海寻找恩人，儿时上海的中国邻居“上海爷叔”周先生。

她回忆道：“那时我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每天上下学时分，都有同一辆黄包车在家门口、校门口等候我，但这位车夫却从不接路人的生意。我十分好奇，后来才知道这是周先生特意为我安排的，为的是确保我的安全。放学路上，我会经过周先生家。周先生常把我接进家中，邀请我吃一些小点心。我记忆中的周先生是一位上海平民，家境并不殷实，这份感情让我永远难忘。60多年过去，我无法确定周先生是否在世，也记不清当年居住的地址和周先生的全名，但我依然梦想找到周先生或其后代，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

2011年11月，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帮助下，薇拉终于找到了已故周先生的女儿周惠珍，她儿时的伙伴。听到这个好消息，她激动万分，与周女士通过视频见了面。她们回忆起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许多情景栩栩如生，也真实还原了当年上海平民家庭和犹太家庭之间平凡而感人的故事。

薇拉来护寻找当年的“上海爷叔“周先生

有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的犹太难民对他们的后代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希望你们要多看看历史方面的书，看看书中怎样记载这段历史，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大量涌入的难民的，他们没有赶走或杀害任何难民，他们给这些不同信仰、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人们一个安全的天堂。”

虹口隔离区内的犹太难民父子

质疑四：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犹太人的态度

至于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有些学者的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极少数犹太难民也有模糊认识，声称是日本人救了他们。

应该说，受到文化背景、战略部署、战局变动等因素影响，日本法西斯确实没有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对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是根据其自身利益而不断变化的。

最初，日本当局旨在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为此制定了“河豚鱼计划”，对1938年后大量涌入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的犹太难民起初没有采取限制措施。但是，仅从以“河豚鱼”来命名计划，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有所防范的。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剧毒。

事实上，早在1939年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限制令颁布前，日本当局就在日本侨民的压力下，于7月16日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8月9日，日本政府又发布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并希望改变相关规定。特别是10月22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犹太难民来上海网开一面，对符合资金条件和拥有工作、婚姻证明的犹太难民发放入境许可证，但日本当局对此非常不满。1940年1月的一封日本在华外交官的信件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擅自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了许多入境许可证，而日本方面迄今仅发放了25张许可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1月，就在日本外务省编制《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后次月，作为一种军事职责，日本上海当局就计划在虹口设立犹太隔离区，先将犹太难民集中至上述区域，以后再扩展至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集中监视管理。

1943年2月18日，与将英、美、荷兰等国“敌侨”赶入集中营同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

日本当局设立隔离区之举事实上对上海犹太难民采取了类似对待敌国侨民的管理办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如果不是欧洲战局最后发生有利于同盟国的转变，这些被限制在犹隔离区的犹太难民的命运实在令人堪忧。上海犹太人竭力抵抗迁入隔离区的一个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被最后解决。

犹太难民隔离区的通行证

打消质疑、勿忘历史

这段展现中国人民大爱的救援历史，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肯定，特别是犹太人的感激。海姆·赫尔佐克作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统在参观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时表示：“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率领美国犹太名流代表团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阿瑟·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

牢记这段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说，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该被忘记。

著名诗人雨果说得好：“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反映过去的倒影。”

作者：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来源：文汇报；文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