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莫里斯去世，她以行走和书写改变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

2020年11月20日，英国伟大作家、记者、跨性别先驱简·莫里斯（Jan Morris），在威尔士小镇Pwllheli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4岁。

她的儿子、著名诗人兼音乐家Twm Morys向媒体证实莫里斯的死讯，称“作家和旅行者简·莫里斯开始了她最伟大的旅程，终身伴侣伊丽莎白被留在岸边”。

莫里斯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一阵悼念。比如，在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在推特上称：“哀悼伟大的简·莫里斯，她是我终生的文学灵感，也是有幸认识的最有趣、最活泼、最美好的人之一。”

在中国，作家许知远说：“在世的作家中，最爱的一位离去了。这是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你内心的一部分消失了，它有轻微的疼痛与困惑。17年前，在湾仔的一家书店里买到她的Hong Kong，有种晕眩感，竟还能这样写作，开始收集她所有的作品，一直计划去威尔士拜访她。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生态度，去很多地方、邂逅很多人，对所有陌生之事，保持开放与热情，并始终有种敏锐的历史意识。”

莫里斯出版过40多本书，被许多人看作“二战”后西方最伟大的旅行作家，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十五名作家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她穿梭在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多地，书写20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与历史，也挖掘史料，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兴衰。

虽然自认“本性是局外人，职业是旁观者，倾向于做孤独客”，但个人生活成为公众热议焦点。比如，她虽是英国人，但也是威尔士民族主义共和派，对英国文化既有认同，也有疏离；她生理性别原为男性，和妻子育有五个子女，后在1970年代接受变性手术，但仍和家人照常生活，到2008年才能结成“民事伴侣”，获法律承认。

纵观一生，莫里斯的经历和成就，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现代新闻行业兴盛、风起云涌时代风潮密不可分，也与自身的独特气质、敏锐的观察写作有关。作家林达觉得，“几乎没有哪个记者能够复制一遍她的历程。她以双重身份切入社会和社会中人，角度深度，都与众不同”。

2003年的简·莫里斯。图片：Washington Post photo by Susan Biddle

从明星记者到拒绝“旅行作家”标签的作家

作家堂·乔治（Don George）曾说：“如果旅行文学设一个诺贝尔奖，我一定提名简·莫里斯当选。”

简·莫里斯的旅行文学写作得益于新闻记者生涯。1926年10月2日，她生于英国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小镇克莱维顿（Clevedon），十八岁时应征入伍，从军四年，退伍后进入牛津大学读书，于1951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

从牛津毕业后，莫里斯加入《泰晤士报》，几乎立刻开始漂泊生活，不久又被吸引到《卫报》。“那时，这两份风格突出的报纸都处在声名的顶点，富有威望，包容各种个性，它们不仅容许我或多或少像对待随笔写作一样对待新闻快讯写作，更给了我一个正面观察各种事件的大看台，这无耻地增强了我的自负。压根儿就是一转眼间，我就开始对全人类的问题指手画脚，并且建议各个国家和民族如何解决它们。”她回忆到。

1953年，莫里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报道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记者。之后，她靠一笔为期一年的联邦奖学金首次去了美国，观察这个战后洋溢富裕和自信的国度。在美国待了几年后，她被派驻中东，报道巴以冲突、苏伊士事件等。到了1957年，她又去了南非，报道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再之后是加勒比地区，在哈瓦那，她采访切·格瓦拉，那时他还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尚未成为全球年轻人偶像。

如果说战后第一个十年，各国都在恢复，英国的权力与影响在从全世界稳定消退；那么，第二个十年，也就是1960年代，冷战全面爆发，莫里斯不再专职为媒体写稿，偶尔供稿，忙着写书。

从1961年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铁幕两边旅行，观察冷战现象。比如，在斯大林死后的一个冬天，她第一次飞抵莫斯科，报道美国间谍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在苏维埃最高法院受审的故事；她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瞥见晦暗世界；到了铁幕最南端，记录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争议地区的里雅斯特。除了冷战，她还写了新非洲的诞生，跑去南美和澳洲报道变化。

这一时期，莫里斯出版最为畅销的《威尼斯：逝水迷城》，被看作创造了与众不同的旅行写作风格。她以文学梦境唤起过去和现在，凭借感官印象和对一些人所谓“地理心理学”的尖锐认识，贯穿在优雅流畅的散文中。

《威尼斯》，简·莫里斯 著，姚媛 译，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3月版

到了1970年代，她发现自己的新闻报道和游记越来越印象主义，“也许，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似乎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像往常那样鲜明清晰了”，莫里斯说。

这段时间，她在推进最具雄心的文学计划——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兴衰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为了写作，莫里斯大量前往英国人曾经统治过的地方（如新加坡、锡兰、大吉岭、德里），“从现状中收集印象，用来照亮我对过往的召唤”。这套巨著，令一些评论家们回想起18世纪爱德华·吉本不朽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1989年，冷战结束，但恐怖主义萌芽，莫里斯感觉这十年间，自己和时代脱节，写的书相对比较平静，比如关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悉尼、温哥华。1985年，她还写了本小说《哈弗的最后来信》（Last letters from Hav），入围布克奖。到1990年代，她基本待在欧洲，精力主要为《欧洲五十年》收集素材。

2001年，莫里斯出版被认为是她最好的旅行作品《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直到前年和今年，她陆续出版《心之眼：简·莫里斯日记》（In My Mind’s Eye）和《再思》（Thinking Again），保持思考与表达。

“从开始到结束，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希望，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至少我生命中的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因此，这是我工作成果的实质。”莫里斯在《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的序言中写道。

虽然莫里斯以旅行写作为世人熟知，但她一直拒斥“旅行作家”这一标签。“我之所以不把自己看作旅行作家，是因为这些书从来没有试图告诉别人一个城市是什么样”，她在2001年告诉《独立报》，“我所做的只是，说出我对它的感受，它如何影响我的情感。”

据《华盛顿邮报》，莫里斯经常被问到，在她所知道的数百座城市中，世上哪座城市是她的最爱。她无一例外地说出纽约曼哈顿和威尼斯。她每年都会去这两个地方。

《世界》，简·莫里斯著，方军、吕静莲译，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3月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雌雄混合体，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除了旅行文学和新闻报道外，莫里斯作为跨性别先驱的个人生活，也引发不少人关注和讨论。

1974年，莫里斯出版《她他》（Conundrum），讲述有生以来对自己生错性别的确信，“我三岁或四岁时就知道我长错了身子，我真该是个女孩”，以及最终的变性。在荷尔蒙治疗的影响下，这一过程逐渐花了她差不多十年。1972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城一家诊所里，以一场手术宣告终结。

“我在诊所住了两星期，绷带和输液管子不断解除，逐渐习惯了我有个新身躯这个事实。现在我低头看自己时再不像个阴阳人或者怪物了：我又成了个均衡的整体，不过是另一性别了，又像多年前在珠穆朗玛峰上那样精力充沛了。当年我感到瘦而壮健；如今我首先感到洁净得非常舒服。我越来越痛恨的那根突出在外的东西已经从我身上切除了。我凭自己的见识变正常了。”莫里斯在《她他》中写道。

当时，《她他》的出版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德语、日语、瑞典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日语等。虽说存在不少批评，但总体而来比较友善。莫里斯甚至有点抱怨道：“我收到无数封来信和络绎不绝的邀请——半生辛勤劳作为我赢得的声誉似乎都抵不过一个‘变性’！”

值得一提的是，变性前，莫里斯和妻子育有五个子女，做完变性手术后，需要英国医生确认，才能完成法律上的性别认定。那时，莫里斯必须和妻子离婚，才能拿到证明。于是，两人离婚，但仍和以前一样生活。直到2008年，英国法律出台设置“民事伴侣”关系，两人才得以在法律上复合。

《她他》，简·莫里斯著，郁飞译，湖岸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8月版

27年后，《她他》再版。在序言中，莫里斯感慨：“被人们庸俗地称为变性的过程，以往一直是小报记者津津乐道的主题，现如今却几乎成为家常便饭。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出于各种原因，已经成功地改变了性别。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专业领域内的翘楚，一些人则境遇狼狈；有些人相貌丑陋，有些人英俊漂亮；淫乱者有之，贞洁者亦有之；有人勇敢地面对公众，也有人深居简出。简言之，变性人现在已非常普通，与其他人并无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家已经揭开了他们性别状况的神秘面纱。对六位男性变性人的大脑进行尸检后，荷兰科学家发现他们下脑丘的一个特定区域异常小，事实上比大多数女性还要小。这似乎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确实是生理而不是心理因素。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人们一直认为是心理问题造成了‘错生性别现象’，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不曾有人经由心理治疗而‘痊愈’。此外，人们似乎越来越接受这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雌雄混合体，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她说：“我从不认为我的难题是科学或者社会习俗问题。我相信它事关精神，是神圣的象征，而对于它的解释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不论多么特殊、困惑或者不知归属，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按照各自意愿生活的自由，能够爱其所爱、能够了解自己，正如上帝和天使所期望的那样。”

年轻时的詹姆斯·莫里斯（左），变性后改名为简·莫里斯（右）。

莫里斯的中国因缘，以及反观中国新闻业和旅行写作

作为一个世界级作家，莫里斯和中国也有不少故事，影响很多作家。

早在1959年，莫里斯就去过当时还是英殖民地的香港。在《世界》（2005年出版、后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先后出版中译本）一书中，她写道，“英国人在香港干得不坏，也为全球实现了一些益处，但这个殖民地的精神状况令人气馁。……而在今日的香港，山岭对面有多达6亿中国人，且整个地方都骚动着亚洲的活力和喧闹，持续地受到亚洲力量的威胁，还弥漫着亚洲的意识形态——在这儿，在香港，你忍不住要猜测，中国这个伐木工若达到力量顶峰时会有怎样的雄心。又有多少我们这样的老榆树它想砍了当柴火。”

近4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莫里斯受伦敦《旗帜晚报》之邀报道中英交接仪式，再次回到香港，见证历史。这是她最后一次写新闻报道，也象征着大英帝国的终结。

“下面的香港人实际在想些什么？他们的心里和表面上是一样的快乐吗？在英国人说‘再见’和中国人接手之间的这最后几分钟，我的心里充满疑惑。当我想到这一点时代，在我看来，英国人留下的香港，既不像这个地方可能达到的那么好，也不那么坏。”莫里斯在《世界》中写道。

除了香港，莫里斯在1983年获准进入大陆，到了北京、上海等地。但她觉得，去过的城市让她产生相互抵触的情绪和彼此矛盾的结论：“我终究没有发现绝对的事物。我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遇见一些迷惑的人。我见到绝妙之物，也看到蹩脚货，我和王太太一块吃腌萝卜，也被中南海的卫兵拒绝过。我用枸杞治愈头疼。我成功地避开了京剧。我买了一直竹编的山羊，在公园里下跳棋击败了鲁先生。我参观过我想象中宏大的简单，发现它们确实宏大，但却混乱……”

《香港：大英帝国的终章》，简·莫里斯（台版译为“珍·莫里斯”）著，黄芳田译，八旗文化2017年5月版

1980年代初，郁达夫长子郁飞看到“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的作者介绍，了解到莫里斯完成性别转变，充满好奇。终于在1985年，承蒙友人帮助，看到《她他》的原著，后译成中文。

随后，中国人有着越来越多机会接触莫里斯的作品。其中，出版过旅行文学的许知远（如《游荡集》）和林达（如《西班牙旅行笔记》）就是代表。

许知远称，简·莫里斯是他钟爱的旅行作家，他崇拜她，特别想过她那样的生活，甚至试图模仿写作：“我很想见见简·莫里斯，她的那些游记实在是太迷人了。我想听她说故事，她在世界各地的奇怪见闻。”

林达觉得，莫里斯所写的半个世纪，正是中国从开放、封闭到再度开放的半个世纪，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有过一段漫长脱节，所以她的作品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补课。

“同时，她的书写让我们有机会反观自己，反观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和现状，以及在它背后支撑的特殊文化，反观那半个世纪，以及今天中国新闻业者的喜怒哀乐。显然，并不是一个记者到达同一个位置，就能写出同样的采访。莫里斯写作，只是一个成熟文化的特殊表达。”林达写道。

（参考资料来自莫里斯作品《世界》《她他》、《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

题图为简·莫里斯在威尔士的家中。图片：Colin McPherson/Corbis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