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荆棘之路

本文作者 | 经韬纬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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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用几百年走的路。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说：“全球不平等的加剧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我们可以看到，自动化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由极少数国家领导，而大多数国家被甩在后面。”机器替代人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可在奔向未来的道路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失去“工业化”的资格，正在脱离队伍。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少数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过殖民等手段，完成了工业化目标。后来，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人口小国，在美国扶持和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也完成了工业化。更多的国家仍在底层挣扎，难以翻身。

“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深深困扰着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等国家。输出廉价的资源产品，输入高价的工业品，成为一种常态。有的国家甚至没有能力参与国际工业分工体系。为了实现工业化，这些国家也曾尝试各种办法。像东欧各国、俄罗斯在改革后，完全拥抱市场经济，却并没引爆工业革命，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沦为农产品、原材料出口国。

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目标。回头来看，中国的成功，并非缘于刻板地照搬所谓的主流理论，而是缘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当前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2025年），中国人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用几百年走完的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由市场、小政府主义无助于工业化，这些术语本质上是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发展中国家提供借口。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各级行政人员的努力，没有合理的产业政策，对弱国、穷国来说，工业化只是虚幻的梦想。

跨越百年时间长度，从明清开始的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度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探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工业化遇到了不同的问题，遭遇各种挑战。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通过尝试和总结，最终蹚出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民族资本推动的工业化

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骞。”前者是为了挽救清王朝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洋务派，后者是实业救国的实干家，他们虽然来自不同阵营，却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西方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以纺织工业为主，从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用机器取代人力。蒸汽机、煤、铁、钢构成了工业革命的要素。英国也凭借这样的先发优势，快速建立起“日不落”帝国。苏联作为后来者，并没有照搬这样的模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为了快速实现强国的愿望，民国政府也曾想在重工业上努力，可现实条件不允许。从结构上看，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另外，民族工业先天不足，缺乏资本、技术、人才。在动荡的局势下，没有政府的统一思想和强力支持，完成工业化无从谈起。洋务派掌握国家资源，曾在重工业领域发力，但他们的目的只是维护封建统治。而民族资本在政治领域没有强力的话语权，被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西方资本压迫，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即刻破灭，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开始走下坡路，就连轻工业也步入困局。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资本，利用中国境内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办工厂，占领市场。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爆发金融危机。帝国主义为了转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亏损、弥补资本不足，转向开拓新市场掠夺财富，将资本侵略的目标直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市场。当时，国内的民族资本主义市场本应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稳定市场、积累财富。但是，西方资本操控使得金融界持有的资本大量流入公债市场，导致民族工业资金周转失灵。当时，西方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紧密结合，诞生出金融资本，也就是资本最高级、最抽象的表现形态。

此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基本统一全国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在1927年到1936年间，很多工业部门有较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也有一定的提高。国民政府还成立资源委员会，由其负责发展重工业，包括勘采煤矿、石油矿、铁矿、铜矿、铅锌矿、锡矿、金矿，并配套建设了炼钢厂、炼铜厂、钨铁厂、机器制造厂、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制造厂、电磁制造厂等。当时，从国防角度考虑，这些工厂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而沿海地区几乎没有。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信事业也有了显著发展。苏、皖、鄂、粤、湘、鲁、冀、晋、豫九省的大城市及军事要塞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电信联系。同时，我国先后与美、德、苏、英、日、荷兰等订立无线电通报合同。国民政府于1933年3月开设上海、莫斯科之间的直接无线电路，并筹设中英通讯电台及洛阳国际电台等。

在外表繁荣的假象下隐藏着严重危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严重遏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民族资本受到官僚资本的剥削。

宋、孔两家先后担任财政部长，长期把持国家的财政大权。以宋家为例，在抗日战争前，宋家拥有的产业包括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等。宋子文也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控制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等手段掠夺财富。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民族企业遭受严酷的双重压榨：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在国统区，官僚资本膨胀，民族资本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在沦陷区，民族企业被日军毁坏或吞并。热播电视剧《大宅门》中讲述了这样的情节：日军侵占北京，日本商人策划阴谋，逼迫主人公白景琦交出自家的医药秘方，甚至用他孙子的性命相威胁，还逼迫他担任所谓“会长”，展现中日“亲善”。这些细节虽然是故事需要，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工业也没有迎来春天。1946年，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表面上规定双方国民在彼此的国土上享有同样的居住、旅行权利，可以在对方国家从事商业、工业、宗教、文化教育活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的经济侵略大开国门。因为此时的中国，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差之千里，毫无平等可言。蒋介石政府之所以签订这样的不平等条约，为的是在内战中获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此后，美国对华进行大量商品输出，国货被排挤，民族工业陷入绝境。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明清萌芽，到鸦片战争后兴起，再到民国时期发展，民族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缺乏独立性。因为没有重工业基础，民族工业难以构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技术、设备以及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但不可否认，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为近代化进程铺设了道路。

前三十年的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工业化看起来充满计划，关键却在计划之外。与其说中国是在执行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不如说中国是在混沌的工业开局中，艰难地摸索出一套尚且可行的生产体系和经营模式。在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失败中，人们预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尚未成型，发展上限就已经被锁死。但是，这套“锁死”的系统又为中国提供了后续工业化升级的宝贵的基础资源。这也让对前三十年工业化进程的评价比起预期复杂许多。

对于当时的中国，工业建设的问题主要分为三种：筹集资金、集中产能、构建体系。筹集资金的问题在于成本高昂，预算有限。集中产能和构建体系的问题，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博弈。

以产能问题突出的钢铁行业为例，单独按照产能评价，中国在宋朝时期钢铁产量就超过了100万吨，但是这些钢铁属于“土钢”，无法转化成工业产能。为了把这些手工钢迅速“集中”成标准钢，“大跃进”时期就提出搭建“土高炉”，利用全国性的零散生产扩大钢铁工业规模。“大跃进”的解决方式是失败的，但是它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当时全国工业进程存在的固有问题：利用群众化的生产运动，实现规模化生产。

构建体系的问题，则聚焦于人才领域。新中国缺的不光是专家，还有中层技术人员和基层工人。根据1949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5.4亿人口中，大学生不到14万人，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全国文盲率更是达到80%。这样的人口素质，连理解工厂都困难，成规模的工业生产几乎不可能。想要解决生产力水平问题，也只能依靠国家层面。

总而言之，新中国前期的工业建设，集中了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中包括资金、产能、人才在内的所有核心矛盾。这些矛盾无法靠援助根治，更不能靠掠夺缓解，只能依靠庞大的全局规划解决。

整体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计划经济”仅仅完成了预期的一部分任务。在工业化从无到有上，中国通过学习苏式计划经济体制达到了目标。在工业发展的规模化和集中化问题上，中国的计划经济则没有给出完善的解决方案。这一问题最终也就发展成了工业产能的流动性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经济模式受到我国农民数量大这个国情的影响，导致计划经济一直在解决群众问题和地方问题，将更多农业社会的民众转化为产业人口。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直在通过权力下放的方式进行经济发展的探索，反映在工业领域则是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交叉建设。

针对地方资源的调动，中国主要做出了两种尝试：一种是发动群众运动，迅速上马小规模工业；一种是利用资源迁移，实现不同地区的再平衡。经过不断的尝试后，中国探索出了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以农机厂、农具厂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基层工业体系。以三线工程为代表的产能再平衡，则从国家的角度，缩小了地区间工业发展的差距。

两种尝试的设想十分完善，实际执行中却出现了各种问题。借助农村工业化，小规模工业引入了大量产业人口，但是这些产业人口并没有在后期实现深入的转化，对应的社队企业在同质化的生产中各自为战，无法达到工业生产规模化的要求。工业再平衡在执行的过程中则是“为了平衡而平衡”，先进产能并没有融入地方，成为产业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的工业发展形成了大量孤岛。

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工业化建设遇到的问题需要的解决手段是反工业化的。如果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思路，城市规模需要扩张，先进产能需要快速升级、扩展规模，农民、农村就会成为工业发展的累赘，内陆省份会沦为原材料输出地。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会转化成社会上的不平等，最终演变成城乡的二元对立。这样的工业化建设模式，显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中国计划经济也就显得不太“工业化”。

强行实现的平衡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完成资源配置后，无法调动后续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不设上限的产能援助，在后期打击了先进产能自身的发展。生产部门的矛盾，逐步转化到供给端和消费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长期停滞。

停滞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民众生活中，也体现在地方和国家层面。计划经济针对地方的动员，在备战思路的异化下，变成了“大而全”和“小而全”的建设。所有地区都拥有相同的产业，各地的经贸往来就需要额外的调整，然而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像苏联一样实现强势的计划动员，工业化的建设和供销互动不足，形成了事实上的流动性枯竭。

如果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工业的流动性枯竭不仅是地方性的，也是全国性的。1950年1月，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作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贸易制裁工具，这一组织限制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尖端技术和稀有物资的流通。正常的工业化发展中，中国也要借助对外贸易，实现技术和物资的流通。以巴黎统筹委员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组织，则断绝了这条道路的正常发展。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工业化发展遇到的不光是中苏之间的政治矛盾，也有中苏之间的产业矛盾。通过苏联援助和中国持续的工业化建设，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重工业产能。除了原料产业和代工产品之外，中苏的产业分布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同质化。中方也很难借助贸易往来承接急需的技术资源，无法形成有发展潜力的工业贸易。

工业化对流动性的追求，是工业化对资本积累的追求。对于工业国家而言，这种资本的积累可以借助基础产业的自主发展，然而当时中国的农业尚未完成机械化，还需要工业产品的反哺，难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历史上出现的武力掠夺，也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先发国家的资本转移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成为国际关系问题。

对中国这种后发国家而言，计划经济体制有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工业化产能建设之后，流动性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能力范围。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建设和规划，在中国的执行环境中，往往集中于系统之内。

工业资本的形成和流动，一般依托于系统之外，内生过程也极其漫长。计划经济无法掌控外部环境，实际执行中也并没有对内生资本加速。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借助外部的资本和技术转移推动工业发展，这也意味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应有的历史使命。

企业家的创新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以全新的姿态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一群别样的企业家勇立潮头，深耕实业。

这些人尝尽人间百味、历经不测风云，有的人仍在潮头挺立，有的人几经沉浮飘摇。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有这些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创造力，才得以有今日中国宏大的商业气象。这些企业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总能第一时间感受到变化，并把这种变化转化为机遇。

本节以曹德旺的例子作为代表，反映中国企业家拼实业的这段历程。

一块平平无奇的汽车玻璃有着怎样的科技含量呢？“玻璃大王”曹德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作为福耀集团创始人，他领导的福耀生产出的产品被宾利、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通用、福特等多家全球知名厂商使用，在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生产基地。在国内，更是每3辆汽车中就有2辆使用福耀玻璃。然而，这个目前全球第一大汽车玻璃生产制造商，在30多年前，还只是一家乡镇企业。

福耀集团前身是创办于1976年的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当时专门生产水表玻璃。曹德旺是厂里的采购员，不过该厂效益并不好。1983年，玻璃厂经营不下去了，公社领导找到曹德旺，希望由他承包。曹德旺接下了玻璃厂，在他的一番改制下，玻璃厂起死回生，当年就赚了22万元。

1985年，玻璃厂搞合资，曹德旺以父亲盖的房子抵押入股，占这家企业50%的股份，算是彻底掌控了企业。但曹德旺不满足于做水表玻璃。在一次游玩中，他发现汽车玻璃价格高昂，一片玻璃要几千元，而且全靠进口，国内没人做。“我一定要为中国人做一块自己的汽车玻璃”，怀着这样的想法，曹德旺一刻不停地开始筹备生产汽车玻璃。在购买了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旧设备图纸后，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设备的安装并投产，当年盈利70多万元。

尽管当时的生意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但曹德旺并不满足现状，他还在寻求做得更好。1987年，曹德旺联合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在高山异形玻璃厂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年底，他带着公司技术人员一起赴芬兰泰姆格拉斯（Tamglass）公司参加培训。在培训中，他偶然看到实验室有一台根据设计参数自动成型的玻璃钢化炉。这个钢化炉对方报价100多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曹德旺回国后想方设法筹齐了款项，买下了这台设备。这台设备也没让他失望，买回来之后，半年内就回本了。更重要的是，它把福耀推到了中国汽车玻璃生产的顶尖位置。1993年，福耀玻璃正式上市。

福耀的高歌猛进没有局限于国内。1990年，曹德旺进军国际市场，并率先在美国打开局面，随后逐步渗透到东南亚、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地。福耀的快速崛起引起了国际汽车玻璃龙头企业法国圣戈班的注意，对庞大的中国市场非常感兴趣的圣戈班决定入股福耀玻璃，持股42%。但圣戈班来后，福耀的情况急转直下。曹德旺发现对方并不打算让福耀成为世界级汽车玻璃供应商。观念分歧之下，双方在1999年分道扬镳，曹德旺用4 000万美元买断圣戈班在福耀的所有股份，并约定圣戈班5年内不得再进入中国市场。这一承诺为福耀争得了发展时间。

好景不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夕，中国被美国起诉倾销玻璃。2002年，美国商务部裁定包括福耀在内的十几家中国企业在美国有倾销行为。当时，中国企业面对这种情况往往选择忍气吞声，但曹德旺拍案而起，联合国内5家企业去美国应诉。官司的结果是倾销税率从124.5%降到了9.79%。曹德旺仍然不服，选择死磕到底，官司打了3年多，最终裁定倾销税率降到了0.13%（小于0.5%视为零倾销税率）。

打赢了官司的曹德旺，把工厂从中国开到了大洋彼岸。2014年，在美国考察了几个城市后，曹德旺选中了俄亥俄州代顿市的通用汽车旧厂房，准备把这座已经废弃多年的厂房改造成福耀玻璃在美国的第一家工厂。2016年10月，福耀玻璃美国工厂正式竣工投产，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工厂。中国人的建设和安装速度让美国人看傻眼了。

尽管在美工厂运营过程中，福耀遭遇了工会冲突、员工效率等种种水土不服的不利因素，但福耀的到来终究给当地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助力了当地经济复苏。这段神奇的经历被史蒂文·博格纳尔导演夫妇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这就是获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的《美国工厂》。全世界通过这个片子认识了来自中国的曹德旺。

如今，福耀已在美国五个州拥有了自己的工厂。这些年间，福耀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从直销模式变成了代理模式，同时开始不断钻研技术、改进生产。福耀生产每平方米夹层玻璃的单耗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曹德旺仍不满足，到处找专家降低单耗，甚至自己蹲在生产线上研究，终于又把福耀夹层玻璃的单耗降低了一大截。

2004年年底，福耀又组建工程研究院，从国内知名高校汽车系和海内外研究所、企业里高薪聘来250多人，由其专门负责设备、工艺、产品、设计创新。上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2008年，丰田决定将一款准备在中国生产的新车的玻璃天线设计任务交给福耀。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汽车制造的概念阶段同步参与设计。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2010年，世界著名车企宾利又将一款正在开发的概念车的玻璃制造任务交给了福耀。宾利要求：不管何种天气，玻璃需要始终透亮；同时，玻璃上还要埋入6根天线。面对这样高的要求，福耀再次接招，最终在年底成功交付产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福耀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可。奔驰、宝马、奥迪、大众、通用、福特等全球多家知名厂商都找上门来。福耀的产品种类创新高。比如，其研发的调光玻璃，通过遥控器可以随意调节玻璃的透亮程度；憎水玻璃则可以在雨天行驶时，让雨滴迅速被风带走；平视显示玻璃让驾驶员只需要保持正常驾驶姿势，就能对车速、油耗等行车信息一览无余；还有隔音玻璃、太阳能天窗玻璃……福耀玻璃成为整个行业的引领者。

这种创新的背后是持续的投入。福耀每年投入数亿元进行产品及技术的升级，研发投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不断提高。福耀还搭建了海内外设计中心、科研工作站等多层全球化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一套自主创新研发体系。不仅如此，曹德旺还提出，创新不仅是专家的事，也是每一名员工的事。为了鼓励全员创新，从2008年开始，福耀设立了集团创新奖，目前已经挖掘上万个创新项目，其中50%来自一线员工。

在吸引员工创新的同时，曹德旺还注重对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近年来，福耀不断加强与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等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在玻璃制造与深加工、玻璃相关新材料、信息化技术、自动化控制等领域共同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培养玻璃专业人才，为福耀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2021年，已经75岁的曹德旺再次出资100亿元，以“民办公助”的形式筹建福耀科技大学。这所大学被定义为一所民办、非营利性、新型应用研究型大学。在曹德旺看来，教育应该被定位为事业，而非产业。他希望我国今后能够出现更多由基金会捐办的大学。“现在大学的问题在于学科的设置还不能完全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也就是说，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一定满足企业的需求。”

按照曹德旺的设想，这所大学未来会采用双导师制度，一位是学术导师，另一位导师指导学生实践，后者将由企业中有经验的人担任，比如企业高级工程师等。在阐述创办这所大学的初衷时，曹德旺说：“我办一所大学的目的，不是让中国多一所大学，而是在效仿日本和德国做法的同时，希望能探索出一条适合并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路。”

科技创新竞赛

最后的考验

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是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的问题。马克思对此曾作出过论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论断，长期以来遭到发展经济学学者的误读——将终点图景的趋同庸俗化为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的趋同。如罗斯托（Rostow）基于英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总结的所谓赶超六阶段论，认为发展战略的作用不过是确保这一“自然自发”的过程不受负面干扰，坐等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无形之手安排的“起飞”阶段到来。

在中东欧度过前半生、近距离见证了苏俄工业化进程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移居美国后，提出了其后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深远的后发优势理论。格申克龙的“边缘地带”在地化视角，使其得以摆脱西欧中心视角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隐含研究假设，深入苏俄等“边缘地带”国家工业化历史细节，自下而上提炼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诸多特征，构建了内生还是引进、被动还是自主、侧重资本品还是侧重消费品等现象学层面的基本论题，最终形成了其对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共通成功经验的总结，即格申克龙准则：

●强有力的国家主导

●早期坚持发展重工业

●集中资源扶持大型骨干企业

●抑制消费，强制储蓄，维持工农业剪刀差

●快速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

基于其经济史研究的发现，格申克龙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指出：越是与中心国家发展水平距离悬殊的国家，其社会要求发展的内在张力就越强，发展的突变性与特殊性就越强烈，发展速度也就更具潜力。

从格申克龙准则不难看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高度依赖发展战略的“主动作为”。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所有部门同步得以增加福利，任何人都无须被迫付出代价的“自然”过程；恰恰相反，它天然地要求对原有社会结构进行改造与深翻。

格申克龙理论的价值，已经被中国近代以来科技与工业的发展历程所充分印证。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发展战略，无不贯穿着“积极有为”的国家调控与规划，抓住了那一时期的世界性发展浪潮。这些有效加速了新中国科技与工业水平的提升。

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已经进入新台阶，中美科技竞赛是当下这一阶段的核心议题，也是不以我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一场终极考验。

面对中国在科技与产业领域越来越显著的存在感，美国精英阶层不能不产生强烈的焦虑感。早在2010年，奇书《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 ）的作者、中国经济的杰出观察家之一詹姆斯·麦格雷戈（James MacGregor），就应邀为美国商会撰写了一份中国产业政策分析报告，对2006—2020年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为标志的中国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毫不遮掩地阐明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对美国核心经济能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薪酬工作岗位的威胁，将之视为中美间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中国科技和产业的赶超越成功，则越接近这一矛盾的爆发点。

数年后，被普遍认为是中美贸易战开端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301调查报告”，通篇对贸易逆差甚至不置一词，完全聚焦于中国推动“自主创新”的多维度政策措施，可见其真正关切所在。该报告同样敏锐地把握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里程碑意义，将之评价为“表述中国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的精华文本”。

显而易见，遏制中国科技与产业发展，确保美国优越地位，是美国朝野对华各类打压动作的核心驱动力。

被献祭在大国博弈舞台中心的科技创新诸议题，也正如权威人士撰文所总结的，“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生存问题”。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跨越这道难关。

美国霸权的“密码”

有趣的是，美国人的科技发展焦虑，甚至跨越了所谓的意识形态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中，同样有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初期的一份民调显示，苏联解体后，日本一度是美国公众最为敌视的国家，日本的“罪过”，恰是其在科技与产业发展上显示出对美国优越地位的威胁。

要理解这种焦虑，就不能不回到美国崛起的历史现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经济力量、巴拿马运河等改天换地的超级工程，激发出了美国社会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天定命运”的意识。老罗斯福在经典演说“奋斗不息”（The Strenuous Life）中自信地宣布美国的昭昭天命：“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有益于和平，换句话说，一个伟大的文明强国的每次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

美国的商业传统，是由一个个创业者的“神话”组成的。早在狂飙猛进的镀金时代，洛克菲勒、卡耐基等在艰苦环境下白手起家的“强盗男爵”，是美国企业家乃至美利坚民族的代表性人物；好勇斗狠的“狼性”，是无数后来者效法的特质。

美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奋发有为”，已经使美国制造业产出规模在1890年前后正式超过英国。“美国制造”席卷全球，以至于经济史学家米拉·威尔金斯（Mira Wilkins）在其名作《跨国企业的兴起》中，留下了20世纪初一位英国人的感慨：“什么是伦敦生活中的新特征呢？在我看来是电话、便携式照相机、留声机、市内有轨电车、汽车、打字机、室内载客电梯及多种用途的机械工具。这些东西中的每一种，除燃油汽车外，美国生产商都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其中的若干领域，它们是垄断者。到1914年时，美国的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在汽车市场上也占据了优势地位。”

尽管如此，此时的美国科技与产业仍然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

以基础研究为例，根据1900年相关数据，此时美国物理学研究水平与比利时、瑞士等小国相差无几，德国、奥地利等日耳曼语区国家则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科创中心。由于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几乎没有影响力可言，美国零星的本土物理学研究者往往需要一边业余苦读德语、法语前沿文献，一边打工攒钱，以赚取赴德国攻读博士的川资。甚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隔岸观火多时、眼看形势明朗要选边下场“发战争财”的美国，赫然发现高精度光学镜片等许多关键零部件和硝酸等多种核心原材料严重依赖德国。例如，对于当时的化学工业高端产品硝酸，美国战争部紧急成立的硝酸供应委员会（诺伊斯委员会）评估显示，中断从德国进口后，美国“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成硝酸生产装置并大规模生产，必须寻求其他供应来源”。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准确的判断。1917年紧急动工的四个美国硝酸生产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也没有建成投产。

正是在这样卡脖子的痛切体验下，美国人开始发起在科技领域的“迎头赶超”，以1916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立为起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瓜分轴心国科技成果并正式确立全面领先优势为终点，美国从制造大国，花费足足三十年的时间，最终蜕变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科创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报告为标志，在冷战两大阵营和平竞赛的压力下，美国对聚拢于其国内的科学研究资源进行了力度空前的动员和发掘，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公共投入规模远超出对企业的投入规模。1960年，美国一国的研发投入就占到全球69%，其中一半以上又集中在主要由公共财力支持的军事科研领域，特别是在许多刚刚萌芽的新兴技术领域，如半导体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与互联网、航空航天，几乎完全依靠军事投资、政府研发合同等方式，推动其跨过了技术发展的“死亡之谷”。

正是这段时期美国对科技创新的超高强度的公共财政投入，使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成果得以被充分挖掘，急剧增加了美国社会的技术知识存量和智力资源储备，为企业的应用研究创新提供了异常广阔的探索空间，直接催生了这一时期美国“工业实验室”的创设热潮。

在民间，美国政府也成功激发起公众对“硬科技”的广泛热情，婴儿潮一代等社会中坚力量中优秀的头脑被吸引到相关领域，无数美国小镇青年乃至农场青年获得了深造机会。高通公司创始人艾文·雅各布（Irwin Jacobs）就曾忆起，他高中毕业后为了继承家业，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学习酒店管理专业，但在学校中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中途转学到麻省理工学习电气工程，足见当时崇尚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之浓厚。

依靠政府研发合同分摊工业实验室成本，相关企业在沉淀了领域专有知识后，得以聚焦资源，开发更有潜力的民用产品市场，也将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地位推上空前的高度。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技术竞争，美国此时已不算高效的国内产业政策，依然得以释放出丰厚知识存量的潜力，在不长的时间内甩开了日本，重新巩固了其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定义权。时至今日，在集成电路、航天等领域的美国“新秀”企业，如苹果公司和SpaceX，细究其发展史，都能看到关键工程人才的决定性作用。那些在自家后院车库里鼓捣新发明的“极客”，正是美国社会丰厚的技术知识存量的受惠者。

从以上的简要梳理不难看出，美国朝野尽管不常宣之于口，但科技霸权无疑是美利坚民族全球性权势的核心密码，是美国人保有对其生活方式的自信心与优越感的基石。

今天，在向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最前沿位置前进的中国，无法逃避中美科技竞赛这场“考验”。

“大停滞”的恐惧

在这场我们必须直面的考验中，中国胜机何在？

从外部看，通过近年来的新闻，公众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即美国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2011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出版了《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 ）一书，以典型产业案例结合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计量数据，阐释了其核心观点，即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已经出现明显减速，即便是计算机与互联网这样的重大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生活景观的塑造，依然无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美国经济发展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不断降速，正是这种技术进步大停滞的反映。在摘下了所有科技创新“低垂的果实”后，人类社会新的科技创新革命前景难测。

《大停滞？》一书的鲜明观点立即引发学界乃至公众的热烈反响，催生了一场有关技术进步的大讨论。

无论在这一论题上持何种观点，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任何严肃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的：科技创新，亦即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与艰难。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还是一个充满人文意蕴的领域，一个聪明的头脑、一套纸笔或实验室桌子上的一个简陋器具，就可能贡献出诺贝尔奖级别的重大发现；而在今天，一台粒子加速器的建设动辄需要投入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汇集数千位一流名校博士进行大规模协作，科研论文光署名就有数十页，具体成果却乏善可陈。

这种研发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产业界。近年来，美国诸多成熟产业的传统领军企业，如航空航天业的波音、半导体产业的英特尔，在技术创新上，其声势均已出现公众可清晰感知的下滑。

除了“旧经济”巨头们的表现，曾经完美无瑕的硅谷科技创新“新经济”生态，同样已经今不如昔。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风险投资界对“硬科技”的兴趣越来越淡薄。在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下，消费领域的潮流风口吸引了更多资本，而航空航天、半导体、通信技术等“硬科技”吸引的风投项目数、投资额均出现大幅下滑。

按照泰勒教授的理论，将生产可能性边界/技术前沿外推的成本越来越高，或迟或早将进入这样的状态，即边际递增的成本最终与边际递减的研发收益相接近，令私营部门的技术创新在经济逻辑上不具有合理性，进一步导致技术进步的“熄火”。

波音公司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与麦道公司合并后，波音在经营上日益职业经理人化，冷战时期玫瑰色的工程师自治文化逐渐消散。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研发开支占公司营收的比重看似未有明显萎缩，但在数据背后隐藏着许多“魔鬼”细节。为了压缩研发成本，2013年后，波音决定关闭其主要研发基地，位于华盛顿州普吉特湾区的研究与技术部等多个工程开发部门将4 300个研发工作岗位转移到亚拉巴马州等内地低薪地区，甚至将研发外包给印度等国。波音内部的评估报告显示，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每个岗位平均可以节省6万美元的薪酬福利支出。

这种“节省”只能依靠裁汰老员工。波音在宣布转移计划时，仅仅对研发团队10%的核心人员提供津贴补助，其他工程师要么离职、要么不得不接受降薪和搬家。毫不奇怪，大量资深航空工程师被“优化”；西装革履的精英高管们相信，只要保留核心骨干，再招募成本低廉的年轻员工重组团队，足以替代这些拿高工资的“老家伙”。

这无疑是对工程实践的高度无知。在大型开发工程的运转中，以图纸、数据等技术资料形式存在的显性知识，以及有形的工程组织架构，往往只能表征研发能力的一小部分；更为重要的核心能力，往往以文化、理念、价值观、经验、关系等高度内隐的形式保存在组织内部。在大量裁撤看似负担的老员工的过程中，宝贵的组织记忆也被同步“清洗”。

一位匿名工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当年波音公司研发部门内部精诚团结的氛围，他说自己甚至会出钱添置实验材料。而在这场人人自危的“研发优化”后，强烈的忠诚感与归属感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位工程师不但表示“不会再为他们花一分钱”，还报复性地宣称，在被迫搬去内地后，他和他的同事们不会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入职的员工，手把手的主人翁式“传帮带”从此在波音研发部门断绝。

成本和能力被一并“削减”后，波音产品研发的滑坡有目共睹。除了震惊全球的波音737 MAX设计丑闻，在对国家安全更为关键的防务与航天业务上，波音近年来的“闹剧”更是不胜枚举，其承包的重型运载火箭项目，在主要沿袭航天飞机时代成熟的设计，甚至火箭发动机都是翻新成品的情况下，依然超支近百亿美元，首次发射时间拖延逾5年，和后起之秀SpaceX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波音的困境，恰恰是美国产业界科技创新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缩影。

向更深的层面挖掘，这种力不从心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资本的本性，更植根于科技创新公共投入的匮乏，泰勒·考恩“低垂的果实”这一比喻形象反映出企业界的创新天然聚焦于应用层面，是对一个社会技术知识存量的利用。在发达经济体，对存量知识的利用往往已经达到相当充分的程度。而基础研究，由于其增厚知识存量的价值，往往较应用研究具有更大的杠杆作用。再考虑到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的高度不确定性，对科技创新的公共财政投入在这一发展阶段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讽刺的是，美国公共财政投入恰恰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路径。

时移势易。由于迷信应用研发的热潮能够永远持续，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投入日益缩减。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在全球研发投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降至30%左右；而联邦公共投入在美国研发投入中的占比，也从2/3降至1/4左右；对硬科技发展牵引作用最直接的国防研究投入，所占比重更是跌落至1960年的1/10。即便是有限的国家经费，也越来越偏向于投入产出具有确定性的医疗医药领域，传统数理化基础科学和光机电工程领域备受冷落。

由大向强的冲刺

美国能否重振其公共资源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并非本书所关注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一对美国而言的积弊置于中美科技竞赛的语境中，却等同于中国的红利。其原因正在于，位于科技前沿的发达经济体，其研发投入力度或许未达到形成颠覆性技术突破的“临界点”，但仍会不断推动既有存量知识的模块化、商业化、货架化，从而减少其全球技术扩散的障碍，后发国家对成熟技术的汲取得以享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前沿领先者的停滞与后发追赶者的加速，无疑意味着美国技术优势的不断削弱，“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下的技术知识存量“鸿沟”被逐渐填平。

不过，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不能取代内生的努力。中国科技与产业发展，更多需要的是自身的艰苦奋斗。

需要指出的是，以填补空白、拉近距离为目标的工业发展战略，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过程及相适配的经济、社会诸机制建构，业已帮助中国显著提升工业能力。随着先发与后发者之间距离的缩小，技术扩散面对的人为阻碍剧增，既有赶超发展战略面临必要的扬弃与更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长足进步以及金融、教育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协调发展，也使得这样的发展战略切换成为可能和必须。

复杂制成品可以拆分为次级零部件、原材料的集成，而每个次级零部件通常也可以进行类似的递归拆解。每一层次和环节的生产商往往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即其产品使用者的技术供应者和次级技术的集成者。集成创新满足交付需求，累积资源，在扩大经营效益的动机驱动下渐渐掌握次级技术的知识与诀窍，已经被一再证明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然而，随着这一战略向技术单元越来越上游、越来越细分的领域伸展，其效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钝化。

一言以蔽之，集成创新效能钝化，原始创新价值突显。

这种此消彼长的状况，其背后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随着技术单元拆分的颗粒度细化，最终将抵达难以拆分的技术单元，即直接建立在某个底层物理现象或效应之上的材料、部件。今天为公众所熟知的不少概念，像卡脖子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相当程度上与这些“细粒化”技术单元重合。由于相关市场体量狭小，能够容纳的企业数量和规模极为有限，与研发制造相关的专有知识（know-why）、诀窍（know-how）往往已高度内部化，甚至成为某些美欧日家族企业或“町工厂”父子师徒相承的秘密。在这样的环节上，集成创新由于缺少可供集成的技术单元，效能已无法发挥。对于这些领域，基于基础研究的内源创新、原始创新、正向创新是唯一可行的发展路径。

事实上，美国科技霸权也正植根于这样的基础核心技术单元。从当前全球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出份额来看，不同于普遍的公众认知，美国在高端、中高端产业的份额事实上长期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中国工业的迅速崛起主要蚕食的是欧洲、日本传统产业份额。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美国企业相当成功地保持了其在产业链、价值链最高端的地位，得以在垂直分工的顶端坐观中欧日等经济体争夺次级环节水平分工的份额，哪家有脱颖而出的势头，就予以居高临下的打击，实现了极为有效的“分而治之”。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由大向强的赶超进程，或者说民族复兴进程，即将迈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几步台阶。正因如此，从以汲取和整合外部技术为主的集成创新向以内部基础技术攻关为主的原始创新转变，是走向前沿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围绕卡脖子技术的“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热潮，可被视为新阶段中国创新战略的最新实践。

尽管发展战略在切换，战略的实践依然继承了许多中国创新发展的优秀传统，如不拘一格的“揭榜挂帅”激励、快速试错的“一哄而上”企业创新、如火如荼的硬科技投融资热潮……这些今时今日正在中国上演的科技创新实践，几近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于美国硅谷的科创黄金时代的图景。

原始创新的喷涌，是一项覆盖全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除了公私部门经济资源的引导与注入，社会心理与风气的塑造、人才教育培养体系的畅通同样不可或缺。从“十四五”规划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到工信、财政、教育等线条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发展战略正在呈现出向科技创新的明显聚焦。一系列坚决有力的配套改革，逐渐勾勒出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到企业、从投融资到消费需求的“国内大循环”的完整轮廓，在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等硬科技领域已经展现出巨大效能。假以时日，待这一国内大循环顺畅运行，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切换也将水到渠成。

将视野进一步放大，中国的科技创新还面临这样一个有利的宏观因素——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迹象正在显现。

尽管在技术深化的前方，基础物理理论与人类身体能力似乎已接近边界，但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科学技术知识横向扩展渗透，仍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方向。换句话说，现代科技的柠檬还未榨干。

我们所看到的诸多前沿产业现象，皆可以这一底层机理审视。例如，由集成电路产业牵引带动的物理化学综合精密制造知识向生命科学领域的渗透迁移，带动了以基因测序芯片为代表的领域内研究、操作手段的革命性变化；物理化学综合精密制造知识向传统机电领域的渗透，则带动了微机电系统（MEMS）的产业热潮；传感感知、伺服执行的微型化和数字化，则成为“万物互联”愿景的重要技术基石。

另一个有广阔前景的方向，则是地理空间的扩张。初看起来，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判断，自1913年北地群岛被发现以来，人类再未找到新的未知陆域。然而，在覆盖地表70%面积的大洋以及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中，都有着业已并非幻想的开发、开拓机会。

无论是提出近地空间人造定居点计划的杰夫·贝索斯、提出火星大规模移民计划的埃隆·马斯克，还是以Google X挑战赛激励民间极客探索月球的谷歌，美国科技巨头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放在了太空。

以SpaceX为代表的低成本商业航天创业风潮，正在将太空发射的“物流”成本，推向潜在的应用环节“引爆点”，即便这种对规模化商业应用的引爆不可能直接以千百万人移民定居为目标，但其意义或许可类比于18世纪末的海运大三角贸易之于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是“新能源＋数字化”深度渗透的智能社会，还是上天入地的新边疆探索，新的重大科技创新已经越来越频繁地显露苗头，令人不难感受到其中变革社会生活形态的巨大潜力。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饱和式投入，也使我们具有在未来科技革命中与他国并驾齐驱乃至独领风骚的可能。天时地利人和兼备的中国，在中美科技竞赛中必将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