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库丨英国抗疫：多少“政治”假“科学”之名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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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璧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当地时间6月15日傍晚，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独自站在了唐宁街10号的每日疫情通报会台上。这是自3月16日英国政府启动每日疫情通报会以来，政要大臣第一次在没有医学人士或科学顾问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回答记者的提问。他在台上孤军奋战的身影，似乎暗示着英国政府终于放下了“科学”的“挡箭牌”，开始以“政治”的身份直面公众的质疑。

事实上，自英国3月初颁布第一份抗疫政策文件“作战计划”（Coronavirus action plan）以来，英国政府就一直在着力打造其“科学抗疫”的政策定位：不但将流行病学家克里斯·惠蒂教授任命为英格兰首席医疗官，组建了针对疫情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Emergencies，简称SAGE），每日的疫情通报会也必定有医学专家或科学顾问陪同出席，负责为公众和记者提出的问题提供科学解答，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在解释政府的抗疫措施时，更是把“以科学证据为指导”作为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时时刻刻挂在嘴边。

图片说明：2020年4月7日，在英国伦敦，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抵达唐宁街。英国首相约翰逊4月6日晚因病情恶化，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来源：新华社发 蒂姆·爱尔兰摄）

然而，“科学”与“政治”这一对携手抗疫的好搭档，却在抗疫出现曙光之后渐生“嫌隙”。首先是5月19号，英国就业和养老金大臣兼妇女和平等事务大臣特雷丝·科菲（Thérèse Coffey）在接受天空台采访时，承认政府有可能在测试和封城等问题上出现了决策失误，但辩称政府只是“亦步亦趋”地遵照了科学家提出的建议而已。这一“甩锅”论调立刻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不满。英国皇家学会院士阿德里安•史密斯爵士反驳说：对早前疫情应对措施是否得当的任何质疑都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科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顾问，政治家才是最终的决策者。

这番公开指责发表几天后，又发生了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被控违反居家隔离令的事件，这使得英国抗疫举措的“科学性”遭受了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严重一击。在卡明斯之前，苏格兰首席医疗官凯瑟琳·考尔德伍德以及SAGE流行病建模小组的主要代表、流行病学家尼尔·弗格森都因被媒体曝光违反居家令而被迫道歉并辞职。这些违反居家令的高官全都是制定相关法令的核心人士，本应是“居家令”最笃信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最后却纷纷成为了“违禁者”。尤其是卡明斯，对自己的离家行为始终毫无悔意并拒绝为此辞职，且其辩解还得到了首相约翰逊的无条件力挺，这不由得让民众开始怀疑“封城抗疫”的决定是否真像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是基于“科学证据”而作出的无奈选择，还是纯粹的政府决策失误？更糟糕的是，包括英格兰副首席医务官乔纳森·凡·泰姆（Jonathan Van Tam）在内的多名医疗专家都被媒体反复追问在卡明斯一事上的立场，从而不得已被卷入了这场政治纷争之中，而选择站在鲍里斯-卡明斯对立面的医疗专家们更是逐渐被削减了曝光率。据《独立报》报道，英格兰首席护理官露丝·梅（Ruth May）就因拒绝支持卡明斯而被从6月1日的记者会中撤下。据英媒统计，进入6月份以后，出席每日疫情通报会的医疗专家和科学顾问的人数相比之前减少了一半多，这被认为标志着政界和科学界在“何时解禁”等抗疫决策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图片说明：5月12日，人们从英国伦敦摄政街关闭的店铺前经过。（来源：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除此以外，约翰逊政府颁布的一揽子解禁路线图也出现了众多“不科学”的设计缺陷。

首先是不同体系间的自相矛盾。5月10日，首相约翰逊公布了新的疫情5级警戒系统，具体级别取决于R值——即整个人口的感染率，并称英国目前还处于4级水平，需要采取“谨慎措施”才能降至3级，而只有降到3级以后才可以逐渐放松封锁措施。但当6月1日部分商店获准重开时，英国其实仍然处于不能放松的4级警戒水平。当约翰逊、汉考克等人在记者会上就此事被质疑时，答复是根据5月11日英国议会所通过的分阶段重建计划，英国只需达到放松封锁的五项指标（five tests for easing measures），就可以进入“解禁”的重建第二阶段。两项法令之间的矛盾不但使民众感到无所适从，也引发了是否有必要重复建设两套机制的争议。

其次是未能提供必要的解决方案。根据5级警戒系统的规定，如果某一地区的R值超过1级，则需要采取区域性封锁的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但英国政府始终未对如何开展区域性封锁提供任何具体的行动建议，只说如果医院或养老院出现了局部暴发则应该实行封闭，而把制定社区感染率升高情况下的处置方案这个“烫手山芋”直接扔给了当地政府。

事实上，基于已知的科学证据来制定防疫路线的做法存在着一个天然的缺陷，那就是数据的滞后性。比如早在疫情暴发伊始的3月，就有多名专家建议仿效亚洲的战疫经验、鼓励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但NHS和首席医疗官惠蒂教授始终坚称“没有足够的证据” （not enough evidence）证明佩戴口罩对公众有广泛的益处。另外，早在4月份就有NHS一线医护根据临床经验提出应该把“失去味觉/嗅觉”列为感染新冠病毒的判别症状之一，但英国卫生部坚持认为凡是失去味觉和嗅觉的患者早晚也会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因此也以“缺乏足够证据”为由，驳回了这一建议。但事实上，正如英国政府反复强调的，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人们目前对其仍然知之甚少，如果一定要等到本国内收集到足够的科学证据，很可能已经错过了采取措施的最佳时机。比如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发现测试结果呈阳性的人报告嗅觉和味觉丧失的可能性是那些测试结果呈阴性的人的三倍之后，英国终于在5月18日更新了可申请核酸检测的新冠症状列表，将丧失嗅觉/味觉列入其中。另一方面，直到6月政府要求无法居家上班的所有民众全部正常复工后，才终于出台了要求大家在公交地铁等无法保证2米社交距离的场合用口罩围巾等遮盖面部的强制措施。媒体质疑：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就预防性地采取相关措施，而不是等到收集到足够证据以后的疫情缓解期才“姗姗来迟”地出台这些法令，英国是否不至于面对如此糟糕的战“疫”局面？

目前，约翰逊政府面临的主要决策压力之一在于是否要把2米的社交距离缩短到1米。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以及休闲娱乐业一直在向政府施压，表示在目前2米的社交距离要求下，即使恢复开业也没法实现盈利。从世界范围来看，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都采用了1.5米的标准，美国为6英尺(约等于1.8米)。丹麦、法国、中国和新加坡采用的都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建议的最小距离，即1米。为何英国在社交距离上如此“独树一帜”？在6月的记者会上，政府大臣们和几位硕果仅存的医学/科学专家都被问到了这个问题。相比之前几个月，专家们的措辞明显谨慎了许多。他们表示SAGE只是向政府提交了“相距1米的感染风险是相距2米的10倍”的科学证据，但最终的决定还得按政治家们的判断（judgement）来。而大臣们则始终打着他们最为擅长的 “太极”：我们会不断检视（keep under review）这一政策，会根据科学证据适时进行调整的。

图片说明：4月16日，在英国伦敦，居民挂出感谢医护人员的标语。新冠疫情期间，每到周四晚八时，英国民众在阳台、门前或窗前鼓掌，表达对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的敬意。（来源：新华社发 蒂姆·爱尔兰 摄）

有趣的是，抗疫初期政界要员们口口声声宣称的是“以科学证据为指导/指引”（guided/l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而到了5月颁布的重建计划中，措辞却变成了“在了解科学证据的基础上”（informed by scientific evidence）。首相约翰逊的官方发言人詹姆斯·斯拉克也表示，“科学家们提出建议，政府官员们作出决定——这就是政府的运作方式”。这一表述总算是正视了抗疫决策中“政治”和“科学”的关系。新冠危机的病理特性决定了世界所有国家在制定抗疫举措使都必须依赖医学界的帮助，但在此基础之上，最终决定抗疫成绩的是政府的预判能力、规划能力和治理能力。约翰逊政府若是在解禁方案上屈从于民意，满足于“走一步看一步”、秉承“出了问题再说”的战“疫”心理，那么他们至少应该扛起“政治决策”的责任，而不是打着“科学”的旗号继续甩锅。

（作者赵璧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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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东方智库

作者：赵璧

编辑：顾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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