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对中国近代的发展到底有多大影响？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文

在近现代历史上，广东可谓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军事、政治、科教、文化、体育……各界都不乏享誉世界的顶尖人物，而且尤以产出革命家和改革者而著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广东人，或者广东革命家的杰出代表。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往往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些小时候不大听话，甚至有些调皮捣蛋的孩子，长大了往往会更有出息。如果把中国各地比喻为人的话，那么广东就是那些“调皮孩子”之一。

为啥说广东小时候“调皮”，长大了有出息呢？和前两期一样，咱们还是从地理气候开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规律基本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从地图上看，广东地势北高南低，山地和平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500米以上的山地占31.68％，丘陵占28.54％，平原占23.66％，台地占16.62％。除了珠江三角洲和雷州半岛以外，大多是山地和平原相夹杂的地貌，境内珠江为主要水系，南临南海，海岸线外分布着诸多小岛。

按说这种地面造型还是有利于农耕的，但别忘了广东可是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除了海南岛，就得数广东纬度最低了，这使得广东的年平均气温在20度以上，夏季长达六个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世界，这可不是什么好条件——高温加潮湿使得植被茂密，疾病容易流行，蛇鼠虫蚁，飞禽走兽众多，农作物的病害也不少，加上横亘d 北部的五岭山脉阻断了交通，使古代的广东并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所以，直到秦统一六国之前，广东基本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各方面都很落后。

在秦朝以前，广东是断发纹身的越族人聚居之地，也是完全不同于中原文明的蛮荒之地，据说最早还是楚国人来到这里，设置了第一个管理机构“楚庭”（此说有争议）。秦国统一六国后，派遣五十万大军征伐百越。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选址白云山和珠江之间的高地修筑番禺城，这是广州建城之始。公元前204年，中原大乱，南海郡尉赵佗遂领军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赵佗将北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带到了这片空白之地，促进了人口的融合，这是广东第一次感受到了文明的气息。

南越国立国接近一百年，经历五代国王后，才在公元前110年被新兴的汉帝国所灭，汉朝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加以管辖。虽然形式上被统一了，但地理环境决定了广东仍然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唐代以前，中原人对岭南知之甚少，广东被视为“蛮荒”和“徼外”之地，原始森林茂密，多有毒蛇猛兽和“瘴疠病毒”。这样的生态环境，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显得十分恶劣。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曾上书劝谏汉武帝不要远征岭南，因为“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蜇生，疾疠多作，看作未刃血，而病死者十之二三……”

因为五岭的阻隔，中原人难以到达广东，广东人也难以北上，因此保留了独特的文化和习俗，比如“广东人什么都吃”，就是从古代流传至今的饮食习惯——在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时代，要是不把蛇虫鼠蚁也作为食物来源的话，恐怕都被饿死了啊。为了克服老天爷带来的种种困难，广东人要与大自然进行顽强斗争，形成了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得求助于超自然力的护佑，笃信鬼神，即使到了今天，求神拜佛的风气仍然承袭不衰。

瘴疠多多，蛇鼠横行的自然环境令人生畏，所以广东通常都被当作发配罪人的理想去处。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因为党争被贬至海南岛，途经天门关时作了一首诗《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这位宰相之所以要发出“千知千不还”的感慨，是因为当时都知道，把中原人发配到广东（包括海南岛）去，说不定半路就死了，没死的，过不了几年也就差不多了，相当于“死缓”，一想到这个，哪能不心生凄切呢？

北部的大山和南面的大海，把广东牢牢地圈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然条件又恶劣的地区。不过封闭归封闭，古代广东也还是出了一些人才的。从西汉末年开始，为了躲避中原地区出现的战乱，汉人逐渐南迁，在南宋末年和清初又有两次南迁，基本上形成了广东现在的人口组成和分布——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北方的移民将先进文明和农业手工业技术带到了广东，出现一些牛逼人物，也很正常。

在唐代官致宰相，同时也是诗人的张九龄（韶关人），要算第一个“副国级”的广东人，“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他的名句。佛教禅宗的六祖慧能，幼时随父流放到广东，虽不识一字，亦成为高僧，“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广为人知，也是富有哲理的佛教偈子。著名的明代清官海瑞，也来自广东（按今天的区划，海瑞是海口人，按历史区划，算作广东人）。最为军迷们所熟悉的古代广东人，就是在明末守卫辽东，一炮将努尔哈赤击伤致死的辽东经略袁崇焕（东莞人）。

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享有专门的状元祠，既反映了对学问的崇敬，也反映了古代广东人要出人头地的不易。但总的来讲，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还是形成了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中原文明传播到广东，也已经是末梢了。因此，古代的广东，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从汉到隋的八百多年中，广东被察举的人才总共不过24人。科举制度出现之后，北方的进士、文人多不胜数，而广东在唐代前期没有一个进士，后期也仅出过5个，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唐朝倒数第四个皇帝），广东才出现了第一个状元莫宣卿（封开人，注意不是开封……），而在整个古代史上，广东仅出过九个状元，其中三个还是在离得最近的清朝。

古代的广东不仅在地理上远离王朝的核心地域，同时也被视为遥远的偏僻之地，在文化方面也远离中央。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正是由于封闭性，所以岭南文化未被强大的中原儒学完全同化，政治经济的落后，又使广东人没有中原那种固步自封的优越感，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能够在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保持着一种反传统，不断变革创新的特质。近现代的广东能成为居上的后来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

虽然古代的广东显得有点“没文化”，但从宋代开始兴盛的海上贸易，却给广东，或者说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口。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带来了许多新事物和新文化，即使闭关锁国的清朝，也把唯一一个对外通商的口岸设在广州，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里离北京很远——跟西洋的“蛮夷”打交道，最好是离得远远的，免得影响到帝都，影响到皇帝，有伤天朝的风化……。

这反倒给了广东一个其它地方都难以比拟的优势——能深度接触到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本来广东就没有多少重农守土的思想束缚，对经商也没有抵触情绪，更没那么多“义利之辩”的桎梏，一旦接触到先进文化，便会产生变革的思想，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也主要由广东传入，并辐射内地。

鸦片战争前后，广东不仅是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而且率先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晋徽苏浙粤五大商帮中，粤商的海洋文化色彩最为强烈，在封建帝国和农耕文明屡受列强打击，日薄西山之时，广东却逆势而上，成为先进生产力及先进思维的代表，对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社会变革和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谈到近代的历史变革时，就非常强调广东的特殊地位：“中国与外人之接触，以广东为最早，人民之通知外情，也以广东为最”。

文学家林语堂对于广东人也做出了这样评价：“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所以，盛产改革者和革命家的地方，必然是广东。

这些广东人你认识几个

打响民间抵抗列强侵略第一枪的，是广东人（三元里抗英）；看到时局危急，国家糜烂，直接向最高统治者提出改革方案的，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要直接武装推翻清朝的，是广东人（洪秀全）；提出先进政治纲领，建立民国的，也是广东人（孙中山、朱执信等）；继续探索、继续革命的，还是广东人（陈独秀、廖仲恺、彭湃等）……

近代的广东实质上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不仅广东人敢于突破思想上的藩篱，开风气之先，广东更是成为革命之地。在兴中会策划的8次起义中，在广州发动的就有3次。第一次乙未广州起义发生于1895年，兴中会计划一举拿下广州，然后北上经湖南湖北攻打北京，但因不慎泄密而未成，起义领导人陆皓东（中山人）被清廷逮捕牺牲，成为为民主共和流血献身第一人。

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者并不放弃，于1905年和1911年又两次在广州发动了庚戌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辛亥广州起义），虽然均告失败，但广州也成为令清王朝头痛的地方，为武昌起义做好了铺垫，积累了经验——推翻清王朝，广东人亦是功不可没。

孙中山先生为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也将根据地设在广东，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以黄埔生和粤军为班底建立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由南向北的统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其中最具战斗力的“铁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就在该军），其前身就是广东的“地方部队”——“护国粤军第一师”，后来这支部队发展第十九路军，在抗战中建立了功勋。除了黄埔军校以外，孙中山还在广州建立了“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学，这一文一武的配置，基本体现了孙中山的建国思路。

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决裂，中国共产党先后举行过数次城市暴动，包括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广东建立政权，然后再次北伐。南昌起义之后，部队最初也是要南下夺取广东，可见广东在当时革命者的心目中是何等有吸引力。只是由于中国的国情特殊，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建立新中国的梦想，还得到农村去实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摈弃前嫌，一致对外，广东人民也奋起抗战，在八年抗战中，广东军民共打死打伤俘虏日伪军近5万人，抗击和牵制了日伪军10万人以上的兵力，并涌现出了许多抗日名将。在先后设立的十个战区中，广东籍将领出任过其中三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发奎（始兴县客家人，四战区司令）、余汉谋（高要人，七战区司令，这个战区的防地就是广东省）、薛岳（韶关客家人，九战区司令）。其中薛岳被认为是日军最为恐惧的中国将领，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指挥过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给予日军重创，冈村宁次曾感叹“撼山易，撼薛将军难”，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也警告部下：“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

在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抗战中，三个广东人名扬天下——蒋光鼐（东莞人）、蔡廷锴（东莞人）和谢晋元（蕉岭人）。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蒋光鼐和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大战日本海军陆战队，毙伤日军三千多人，蒋光鼐因此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淞沪抗战中率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就更是广为人知的抗日英雄。

如果叶挺活着广东可能就会多一个元帅。在人民解放军的广东籍开国将帅中，有元帅一名（叶剑英）、大将一名（张云逸）、中将六名（邓逸凡、卢胜、庄田、萧向荣、曾国华、谭甫仁）。从数量上看，无论国共哪一边，广东籍的将帅确实少了点，远远比不上川湘鄂等地。不过，广东人才的特点是全面，除了军政领域外，广东在科教文体方面，不仅人才多，而且还有诸多第一。

容闳，广州府香山县人（今珠海市）人，是第一位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容闳能够到美国留学是因为一些巧合的机缘，当他见识了西方文明后，深感中国缺乏启蒙，遂以一已之力，上书李鸿章，促成了划时代的“幼童留美”计划。这些平均年龄为12岁的少年共120名，以粤籍为主，他们来到美国后眼界大开，学到了自然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虽然三年后就被清政府召回，但仍然培养出了许多人才——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外资官刘玉麟、北洋水师济远号大副沈寿昌（甲午战争中牺牲）、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工程师詹天佑，都出自留美幼童，这可称得上是广东人改变中国的典型事例。

除此之外，广东还涌现出了航空先驱冯如、中国空军之父杨仙逸、武术大师黄飞鸿、“球王”李惠堂、文学家秦牧、数学大师丘成桐、音乐家马思聪、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岭南画派大家关山月、华人首富李嘉成、实业家霍英东……等杰出人物，他们遍及各个领域，可谓全面开花，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名列前茅，这与古代广东人才的稀少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改革开放时期，广东成为改革的排头兵和试验田，许多打破旧制，突破陈规的举措，都产生在广东，现有的六个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历史好像来了一个循环，百年前广东引领全国的情景仿佛又出现了，只是这一次是主动开放，在和平环境中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之所以要把改革的主阵地设在广东，除了经济、地理方面的考虑以外（毗邻港澳，有四季可用的良港），更多的还是因为广东拥有在历史上形成的，最适宜搞改革搞突破，最适宜接纳新鲜事物的普遍风气和民情，在这里先把改革开放搞起来，阻力最小，收效最大，示范效果最佳。

其实改革开放也可视为没有硝烟的革命，在和平环境下，啥都敢吃的广东人把当年搞革命的劲头用在了做生意和搞建设上，不拘一格，推陈出新，经济发展长期居于全国首位，广东话也一度成为大众竞相学习的热门方言。

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了香港，2007年超越中国台湾。2013年，广东GDP达到了6.23万亿元，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超6万亿的省，也是首个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体。2016年，广东省的GDP达到了79512亿元，仍居全国之首，放在全球也要排在第15位，接近西班牙的经济总量。

古代的蛮荒之地，近代的革命之区，当代的富裕之省，这就是广东！

最后来总结一下广东人的特点——敢为天下先，百无禁忌；务实求真，少有虚文；开放兼容，没啥限制；求富敢富，发财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