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促进创新合理规制有机协调，进一步激励企业研发

11月30日，“2021年搜狐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

本届峰会汇聚十余位政界精英、商业领袖以及经济学界翘楚，围绕“经济新周期与消费新动力”、“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支撑国货崛起”等主题，深入探讨当前经济形势与创新机遇。

峰会共分为上午、下午两场。上午的会议聚焦宏观经济形势，下午的会议聚焦企业经营的微观层面。

在上午的会议中，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先生出席，并发表了题为“后疫情时代创新：系统演变与生态构建”的演讲。

（图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

薛澜指出，新兴科技能够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可以看到，但另外一点，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的确蕴含着一些风险和挑战。前段时间社会对人脸识别等技术应用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有很多讨论。

另外一点，更长远的看，这些技术的应用，包括新兴技术信息应用，可能个别应用的风险可以忽略，但是全社会大规模应用这些技术的话，就可能有积累性的风险，而且这可能是长远的，不可逆的，如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就是如此。

当然还有一些技术的应用，潜在的可能影响到我们人类自身，比如说基因编辑技术，这个大家也很担心，不当的使用是否会改变我们人类自身，我想这些风险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些最新的前沿科技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同时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大的趋势。

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新格局，薛澜提到，过去这些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现在我们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在建立一个创新的生态，高校科研机构提供知识，资本和市场和企业进行有机的沟通，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创新的新格局。

关于怎么样营造新的创新治理发展环境，薛澜表示，到了今天，我们讲到新的范式是创新生态系统，这里不仅仅是创新系统本身，其实包括用户和社会对创新价值的认识也都纳入到这个体系来，所以我们进入到创新范式的3.0，所以这个变化我们必须得认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层面，首先要促进创新和合理规制的有机协调，要进一步激励企业研发；第二个是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体系的构建，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构建，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企业科技力量、新兴举国体制、地方科技创新等等，这些都会起到更新的作用；另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最核心的还是要依靠市场来发挥作用，依靠企业的创新力量，来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我们必须坚持科技开放合作拓展。

在微观层面，在新型发展格局下创新生态的构建在企业层面怎么做，首先企业要成为负责任的创新者，尤其有些创新有一些负面外部性，对社会有不利影响的时候，企业内部怎么建立一种机制，来及时识别并防止这种外部性的扩大；第二点怎么样能让政府合理承担创新风险，因为的确很多前沿领域创新风险是很大的，这时候政府要在这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第三要解决市场监管的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可能出台一些政策虽然非常有力，但也会影响创新积极性，这时候如果企业跟政府有更好、更多合作的沟通机制，就会解决这样潜在的问题；最后要在国际环境下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一点需要政府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在国际WTO等等机制上能够更多参与全球治理，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来参加搜狐财经论坛，前面两位专家都是宏观经济的大专家，包括税收方面，现在他们也都特别关注创新，真正体现了创新在未来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刚才讲科技创新讲了很多，应该说给我省了不少时间。

我想从三个方面讲，首先是新兴科技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发展带来的收益有什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第二个是中国创新现在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的创新格局是什么，另外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竞争环境。最后就是怎么样在创新治理方面进一步推进。

首先新兴科技前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技术，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AI技术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下面有几张图是从中科院副院长周琪先生那里借来的，我觉得特别好，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前沿科技的进展。2007年AlphaGo战胜了柯洁，大家觉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几年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到了去年，AlphaFold已经开始帮科学家做科研解决难题了。生命科学领域专家们在预测蛋白折叠的结构方面有不少困难，但去年AlphaFold做的比科学家更好了。当然AI可以参与的领域很多，现在有AI机器人化学家，每天工作21.5个小时，不需要人类指导。很多辛苦的科学家工作在实验室里可以被AI替代，所以AI不仅仅替代生产线的工人，实验室科学家的工作它都可以替代，包括提高催化剂的效率，或者科学研究方案设计上，可以从一亿多个候选方案聚焦到六百多个，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了。

信息技术当然很关键，而生命科学的进展也是不得了的，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解读到修饰，甚至到创造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最近有好多新技术应该说是对自然的改造，但也是自然的改造。《自然》上前一段发表文章，把光合作用从60多步缩短到11步，缩短了光合链条，能量转化效率提高3.5倍。还有天津的人工淀粉合成途径，这潜在地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生产消费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今后农业可能不是简单的从养殖开始制造猪肉了，现在可能是从实验室，从纤维的培养制造出来人造的各种肉。大家可以看到2019年以色列已经在国际空间站3D打印了太空人造肉，美国企业在新加坡也申请上市了它的产品，最近日本研究人员也是用这种技术造出人工和牛，这个对我们整个农业也是潜在的巨大颠覆。

当然学科交叉融合也会带来前沿技术可的交叉，马斯克是把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结合，他创办的Neuralink公司已经试验成功用AI引导猴子用意念打游戏。而且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经开始发布了脑机接口设备指南，实际上为新兴技术的应用提前准备了规制准则，为技术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准备，FDA已经批准了若干脑机接口具体场景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兴科技能够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另外一点，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的确蕴含着一些风险和挑战。前段时间社会对人脸识别等技术应用带来的潜在风险也有很多讨论。

另外一点，更长远的，这些技术信息应用，包括新兴技术信息应用，可能一两个地方应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全社会大规模应用技术的话，就可能有积累性的风险，而且这可能是长远的，不可逆的。

世界经济论坛做了一个分析，对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包括AI和很多技术的应用，对就业的影响。他们发现，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就业创造落后于就业替代的现象，我们研究创新的学者原来一直认为科技创新总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然可能替代一些，现在发现在过去这些年自动化技术创造的就业其实是落后于它所替代的，这可能从长远来讲是需要我们人类社会高度关注的。

当然还有一些技术的应用，潜在的可能影响到我们人类自身，比如说基因编辑技术，这个大家也很担心，如果没有合理规制，会不会以后改变我们人类自身，这些风险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些最新的前沿科技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同时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这是第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个大的趋势讲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新格局，过去这些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最新的BCG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非常好，把我们现在的创新体系非常形象的表达出来。现在我们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在建立一个创新的生态，高校科研机构提供知识，资本和市场和企业进行有机的沟通，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创新的新格局。

当然中国的科技进步也得到了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去年做了一个中美科技创新的全面比较分析。首先从全社会研发投入比较来看（这里面用的是PPP购买力平价），中国在2018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了美国（但如果我们用现价比还是低于美国的），中国的研发投入多年开持续增长。

第二点是产出，科学与工程论文的发表，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年开始持续不断上升，到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目前与欧盟国家的总和相差也不多了，而且我们的产出也在不断增加。从各国专利授予来看也是持续增长，目前全球最多。因此，中国创新投入、科技产出都在不断增加。

另外一点，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总体来讲我们的数量优于质量，我们的整体优于局部，而且是关键的局部。如我们的科技论文发表是全球第一的，但是实际上从质量上看还是有差距。如对中美两国科技论文发表的H指数比较（H指数是科学计量学里来衡量法表质量的一个指标），美国在1996—2014年间的H指数是2222，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时间段里有2222篇文章，引用次数超过2222次。中国的H指数是794篇，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内有794篇文章被引用超过794次，可以看到我们质量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包括知识产权收入等等都能看到差别。

再看在知识密集领域，我们的行业全球产出份额总量仅次于美国。但在局部的高精尖关键领域，我们离世界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些领域跟美国比，跟其他国家比，还是非常落后的。还有在高中端技术生产领域我们也是落后的，排在第13位。我们在总量已经上去的同时，的确在质量、局部关键领域还是有差距的。

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做的分析来看我们在全球创新各个方面的比较也是喜忧参半。另外再看企业研发投入，各国排名研发前十位的企业，中国多数的还是在基础设施行业，而日本、欧盟、美国，则更多在医药生物、电子与电气设备，汽车等等，总体来讲，中国创新在这些领域差距还是不小的。

刚才讲的中国科技创新的实际发展情况，有进步，有飞跃，同时也有不足。

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国际格局，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的策略基本上是“小院高墙”加多边机制。“小院”有几类，包括卡脖子技术，第二类是护城河技术，第三类是安全风险技术，第四类是加速器技术，这是他们觉得需要重点关注保护的。“高墙”就是要把壁垒建的更高更严、用精准的技术保护措施来防范中国，首先就是针对全球供应链网络，通过长臂管辖控制整个生态和生产系统，大家看到我们芯片方面受制于人其实就是这种打压的结果。另外美国通过构建全球机构组织形成排他的新型国际合作标准治理体系，还有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包括面向商业、技术和全球的国家创新体系。

通过结盟的多边机制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应该说这已经不是新的情况。从冷战开始，5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对社会主义国家就通过巴统协议实行技术禁运，跟国防相关的所有先进技术都是严格控制。冷战结束之后又有瓦森纳协议，仍然是针对中国这些国家。现在，在新兴技术领域，美国也在组织牵头很多新兴机制，像新技术联盟、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IDDI，来进一步强化多边机制。当然美国国内各部门也进行了协调，总体来讲要对中国进行科技领域的打压。

前面讲到的是新兴技术的发展，第二是我们自己中国的进步，第三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下面来讲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怎么样营造新的创新治理发展环境。首先要认识到创新系统的演变，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详细回顾，也不能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美国为什么能始终创新这么有活力？从本质上说美国创新体系的DNA不太一样。美国的创新体系是上世纪初从企业创新开始的，如爱迪生的实验室等等。很多企业研发活动多年一直坚持下来，研发体系的建设超过了百年。美国政府真正开始大规模支持研发活动是二战之后，也就是大家说的布什的无尽前沿报告之后，其背后的创新模式就是所谓线性创新范式。上世纪80年代日本起来之后，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分析日本创新怎么能起来，发现国家的支持及跟企业的互动起了很大作用，形成了一个国家创新系统，从系统的角度来分析。

今天，我们演进到了新的创新范式，就是以创新生态为核心的创新范式，这里不仅仅是传统创新系统中的主角，而且也包括用户，包括社会对创新价值的认识等价值层面的东西也都纳入到这个体系来，所以我们进入到创新范式的3.0，这个变化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层面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促进创新和合理规制的有机协调。我们要进一步激励企业研发，许局长也讲到了税收政策的关键作用，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政策在促进，如研发投入加计抵扣等。另外也需要合理规制新兴技术的应用，如国家科技伦理体制的建立，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保护等等，这些做法会不会抑制很多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呢？我觉得不会，这些措施只会促进行业更加合理健康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监管，出了问题之后再强力打压，可能反而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敏捷治理，就是希望政府的规制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能够比较技术比较适当，这样才能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促进这些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个是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体系的构建，大家也都知道，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构建来说，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企业科技力量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新型举国体制、地方科技创新中心等，也都会起到促进创新的作用。另外一点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新兴举国体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是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很多问题，尤其是要依靠企业的创新力量来突破制约我们转型升级的瓶颈。同时我们必须坚持科技开放合作拓展，也许有人会说，美国这么卡我们，我们有足够大的市场，足够强的能力，干脆我们关起门来做？这个思路是不行的，纵观历史，没有哪个国家能关起门来成为创新大国。美国越是卡我们，我们就越需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到全球创新体系，减少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加强这种地位，我们要有选择的加强能力形成突破，在2006年发布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就特别提到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其实想法是一样的。

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国家也在基础研究方面提出发起重大科学工程，启动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而且特别提到要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到中国来，共同参与解决我们面临的基础科学和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问题。

在微观层面，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在创新生态的构建方面发挥作用？首先企业要成为负责任的创新者，尤其有些创新有一些负面外部性，对社会有不利影响的时候，企业内部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识别并抑制这种外部性的影响。第二点是怎么能让政府合理分担创新风险，因为的确很多前沿领域创新风险是很大的，这时候政府要在这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第三要解决市场监管的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可能出台一些非常强的政策，如果企业跟政府有更好、更多合作的沟通机制，就会解决这些政策规制过度的问题。最后就是需要政府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在国际环境下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一点需要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WTO等机制中发挥作用，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这些努力整合起来就可以推动建立一个敏捷多元的创新生态，为中国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做出贡献，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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