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作者洪源远：脱贫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中国秘诀能否推广到全球

如何让贫穷和孱弱的社会跳出贫困陷阱？西方正统的现代化理论给出了两条路径：一是先实施“善治”，继而带动经济发展；另一种是，先增长（包括国外援助）后“善治”，实现良性循环。

但是，这两种理论都无法用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甚至连西方崛起的历史都无法解释），尤其是在脱贫方面实现的奇迹。近期，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在一本名叫《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的新书中，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共演”理论。

具体过程分三步：首先，利用现有的“弱制度”（从第一世界的标准来看，脆弱的、错误或落后的结构、做法、规则或规范）灵活解决当下问题，启动市场；第二步，市场启动后，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人们需求改变，从而推动制度演化；最后，通过不断现代化的制度来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

作者推演的这一路径基于“变易性”（complexity）而不是“复杂性”（complicated）的范式，跟后者相比，前者不仅涉及许多变化的局部，而且局部之间相互联动，不能精确控制或预测结果。

这对西方盛行的正统发展理论是个不小的背离，在这本书中，打破国内外传统认知、与一些看上去仿佛理所当然的“常识”相违背的地方还有更多。

在谈到政府作用的时候，与西方流行的“威权”体制认知不同，洪源远教授强调，中央政府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非“控制”，而是“影响”。她用了一个词来解释中央的作用，“引导创变”（directed improvisation），即，在变易的环境下实施一定限度的控制，将自上而下的引导与自下而上的随机应变相结合。

“有关部门”这个词在中国语境中的广泛运用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是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通常意味着“权责不清”、“制度缺位”甚至“政府不作为”，但作者指出，在经济发展中，正是这类“模棱两可”的词汇，对鼓励和培育基层官员、在关键时刻调整中央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过去几十年，很多大的全国性的变革源于基层的自主创新，而不是中央的指令。

另外一些类似的词汇包括，“大运动”、“腐败”等，同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积极作用。比如，“大运动”带来的全民动员、招商引资，是市场建立初期的引擎；而在这个过程中，给予官员的利益激励（比如回扣）虽滋生了腐败，但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

这些与韦伯式官僚体系完全相悖的“弱制度”最终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初推手。这对西方长久以来在不发达国家输出其体制的做法是个打击 。事实上，作者指出，哪怕是在美国和欧洲，其最初的发展也遵循了这种由弱制度到建立市场，再到维护市场的阶段。

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初期推动经济增长的粗糙做法也带来了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腐败盛行、地方债务泛滥等，但这或多或少基于政府的主动选择。接下来，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如何发挥中国体制的变通和韧性，将是摆在中国面前一个长久的挑战。

洪源远生于新加坡，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为撰写本书，洪教授和她的助手们于2006-2015年期间，在中国访谈了4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自1980年来在经济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县级官员。此外，她和助手也对商人、企业经理、中央和省级官员以及学者进行了大量访谈。

2018年，洪源远获选由卡内基基金会设立的“安德鲁・卡内基杰出学者”，在该项目中，她将以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为基础，关注和分析世界新兴市场。

《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的中文版于本月（7月）在香港发售，预计大陆版将于10月面世。其英文版曾获2017年度卡赞斯坦图书奖，以及2018年度美国社会学协会泽利尔经济社会学最佳图书奖，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7年最佳图书奖。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为该书写了前言。

在《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中文大陆版上市之前，洪源远（以下简称“洪”）接受了界面记者（以下简称“界面”）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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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简单介绍下您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或背景？

洪：初衷很简单，就是固执，想要了解发展（经济与制度的现代化）究竟是如何实现的。长久以来，西方传统的理论存在两种极端：要么先促进经济再改善制度，要么要先达到善治再发展经济。但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现实，甚至不符合常识。在我的调研经验中，没有受过学术教育的基层干部都知道，经济和制度发展的关系是双向的。虽然这个逻辑看似平白，想要说明发展的第一步是什么，如何展开、演变，却绝非易事。因此我的书把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一步步的解剖；这好比完成一个极复杂的拼图，但拼图的盒子上并没有答案，必须自己找出来。

界面：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解释下中国为什么能够脱贫？或者说，介绍下“中国模式”？

洪：说到脱贫，首先必须澄清一点。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5年，约七亿人脱贫，这项创举是通过快速的经济增长，而非扶贫政策（实现的），因此也造成了贫富差距。至2013年，新一代领导班子上任后，才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帮助最贫困的人口脱贫。因此想要解释中国如何脱贫，重点要放在前35年的经济腾飞上。以此为背景，简单的说，中国发展的秘诀是：“有什么用什么”，首先利用既有的弱制度去建立市场，而更为根本的是“引导创变”，打造促进实践者创变的环境。

界面：中国模式能够推广吗？是否存在一个普世的成功发展模式（前提是，我们将成功定义为狭隘的“经济成功”）？

洪：“有什么用什么”和“引导创变”的原则是普适的，而这些原则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则是中国所独有的。如果想要推广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必须先分开普适的原则和原则在中国的独有体现。许多模式的误点是把这两者混淆了，只专注在中国独有的，要么推广不了，要么推广了也不适合其他国家的独有条件。

界面：您在书里提到了很多细节，是与西方传统的认知体系甚至中国媒体的普遍认知，存在差异甚至相悖的，比如，善治与增长的关系、威权与分权的关系，官僚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等。首先从善治开始，为什么说西方的韦伯式官僚体制不适应中国？

洪：必须澄清，我没有说韦伯式官僚体制不适应中国。我的论点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乃至西方，现代的制度（包括韦伯式官僚体制），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产物而非起源。贫困国家一般无法快速实现现代的体制，而现代的体制也不一定适合他们初期发展的需求。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人情关系虽能滋生腐败但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严格实行韦伯式官僚体制，就无法运用人际关系的资源。

界面：在西方语境下，“威权”代表着自上而下的无限权威，但您在书中挑战了这一观点，您提到，“中国是最分权的国家”之一，能否再解释下？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这种特殊分权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洪：权不是单维的，而可分三种：政治权、经济权、行政权。中国的政治权是集中、自上而下的，但是经济和行政权则是与地方政府分享的。这样的分权模式意味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和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治集权下拥有主动性。

界面：作为“弱治理”的一种，“腐败”在正统认知下也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但同样，您在书中也挑战了这种观念，实际上，您认为，在中国，腐败与增长是“携手并进”的，为何这样说？那么，随着中国的发展进入“维护市场”阶段，腐败案例也从小额贪腐变成了“巨额贪腐”，您认为，下一步，腐败与增长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政府应该如何做？

洪：基于第一本书的基础，我正在写第二本有关腐败的书，会详细地解答这些问题。因为版面有限，只能简单的说，腐败的性质不是单一的，不同性质的腐败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影响。在中国，腐败和经济效益往往是绑在一起的，而不像在其他贫困国家是纯粹的掠夺。如果要防止巨额贪腐，必须制约权力，只要权力不受限，那贪腐的诱惑必然存在，而且经济越富裕，贪腐额度越大。

界面：书中提及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用了一个“引导创变”的概念来解释，“有关部门”、“因地制宜”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能否用一个具体的事例解释下，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是如何互动，推动经济发展的？

洪：我书里的论点是，中国领导层发出的指示可以分为三个有色信号：红色、黑色和灰色。灰色的指示，即领导层在政策表述时可以摸棱两可，这样允许地方政府对模糊的指示做出适应性回应，为中央政府提供反馈，使其可以随后确定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比如中央政府对集体企业的态度，在1979 年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开篇是一段模糊的说明：“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而且要“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社会需要”，但是，如何去做却不得而知。这样就给予地方政府空间去尝试各种方法来发展集体企业，一旦确定成功，中央便鼓励全国正式接受这项实验，集体企业的数量便迅猛增长。

界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发展的这些因素中，“腐败”也好、“公私不分”也好，在西方语境下都是典型的“弱制度”，但您在书中也援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话说，一旦市场条件成熟，这些脱离常态的次优选择，随后“最终应该会被更加常规的最佳制度所取代。”那么，现在是淘汰这些“弱制度”的时候了吗？所谓的“最佳制度”是不是西方推崇的制度体系？

洪：中国整体的经济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自然是需要改善制度来配合经济质量的提升，科技和创新产业的发展等等。但是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所以许多中西部地区还处在初步发展的阶段，别说“取代”，可能连第一步都还没有成功跨出来。所谓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一般是以西方现有的制度为典范，但是即便在西方国家，最佳实践的具体体现也是截然不同的，那在中国就更加不一样了。

界面：推动中国初期经济成功的因素均伴随着可见的后果，比如，不加区别的招商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公私不分”的官僚体制带来的腐败问题以及隐性债务问题，这些是否可以视为发展的必要代价？

洪：这不能说是发展必要的代价。中国改革开放后，把发展定义为快速工业化、快速发达，这样的定义就必然要付出环境污染、隐性债务等代价。但其实发展可以有别的定义，比如不丹选择发展“国民幸福” (gross domestic happiness) 而不是GDP，因此虽然国家经济水平低，连红绿灯都少见，但是自然环境非常好。但大部分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发展定义吗，愿意过简单淳朴的生活吗？

界面：您所介绍的中国脱贫路径是基于改革开放初期35年的调研，在这个时间段内，国内似乎有很多先天有利条件可以作为内生增长动力，比如国内版的“雁阵模式”。当经济发展到当下水平，您认为，中国现行的增长路径还能像以前那样有效吗？

洪：大环境当然已经改变了，但是“有什么用什么”和“引导创变”的原则没有变，依然适用，而且可以说如果要发展以创新为主的经济，就比以前更加需要“引导创变”，更加需要发挥社会至下而上的力量，去创造新时代的发展来源。

界面：在书的末尾，您也提到了未来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年有效利用地区不平等”，“内陆地区能否承接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中国的沿海地区能否真正攀爬全球价值链？”对这些问题，您能给个答案吗？

洪：如果维持“引导创变”的原则，我相信中国无论遇到什么经济或治理的问题，都能找到克服的办法，因为中国人多，点子多，人才济济，有创变力。唯一要担心的是，某些中国人可能会误解自己的成功秘诀，绕回了改革开放前自上而下的模式，以命令和计划代替引导，以意识形态取代务实，那小问题恐怕都会变成大问题。

界面：部分基于增长会带来“善治”或“善治”会推动增长的理念，西方社会一直热衷于对外输出他们的制度。最近几年西方流行一种叙事模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得到了西方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体制必然会向西方他们期待的方式靠拢，但现在，他们发现中国的崛起图景和趋向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洪：我今年六月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发表了两篇文章，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简单的说，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并没有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因此所谓“中国模式”就被误解为集权模式。事实上，中国的成功在于“引导创变”，结合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创变，并不是传统的集权模式。

界面：如果您给西方政府（比如特朗普政府）提建议，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如何与这样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您会怎么做？

洪：首先西方政府应该了解“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许多西方观察者斩钉截铁地断定“中国模式”就是集权模式，那听起来当然可怕。但是一旦明白了中国的崛起靠的是“引导创变”，自下而上的力量，以及灵活、竞争，只不过这些体现在非民主制度里，西方就不会觉得中国那么陌生、可怕了，这样双方才可以更开明地打交道。

当然，中国也必须继续开放经济，继续给予基层以及社会自由的空间，延续真正让中国成功发展的原则。这些实际的举措，自然会消除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