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郁飞的坎坷人生与旧日藏书（七之上）

作者 | 究究谢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在构思这部分文字的过程中，我先是读到郁飞译本《瞬息京华》的译后记，然后在刚买回的《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郁达夫笔下的名人》这本书中，发现了郁飞写的《郁达夫的星洲三年》。昨晚又翻出一套《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看到里面收入了王任叔那篇被多次引用的《记郁达夫》。今天早上外出时，我在地铁上阅读这篇文章，发现一开头就写了达夫先生和郁飞在南洋的住室和生活，刚好是现在写作需要的内容。于是，我不无感慨地给郁沙先生发微信说：动笔写这篇文章以来，总是在需要时找到最合用的文章资料，我已多次产生如有天助的奇妙感觉了。郁沙先生回复说：“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护佑我们，暗中相助。”但愿不知情的人不要以为我准备有多充足，功力有多深厚。那不过是假象，郁沙先生就被我骗到过。在刚认识不久的一次聊天中，他赞许地对我说：“看来您早就在关注这个屡遭磨难的家族了！”我只得如实供认：我是淘到您父亲那批藏书后，才开始收集有关资料的。达夫先生的书和研究达夫先生的书，我以前买过不少，但读得并不多。这里，我也要坦白交代：我写这篇文章完全是急用现学，套用郁沙先生的说法就是“镇安板栗，热炒现卖”，因此不妥之处无疑会非常多，恳请大家不吝指正。

郁达夫研究书二种

郁沙在《一息尚存要读书》这篇文章中说过：“退休前的1990年，父亲还做了一件晚年很引以为豪的事情，着手将半个世纪前爷爷受老友之托而未及完成的林语堂英文版小说《瞬息京华》翻译成中文出版，成就了一段父债子还的佳话。”这确实算得上是郁飞先生人生中的高光之处，下面就试着详细谈谈此事的来龙去脉。本部分内容有点多，拟分三次贴出。

在此前的一篇动态（https://t.kongfz.com/p/feed/info/7413530）中，我写过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的故事。为了叙述完整，这里再简单重复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再根据新查到的资料作些补充，重点自然还是会放在郁飞的翻译上。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和《瞬息京华》的译后记中，郁飞先生本人对此都作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前天读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我由衷地感叹郁飞先生的文字功底了得，真当得起“秋水文章不染尘”，并为他没有写更多甚至连一本文集都没留下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我也发现查到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从他这两篇文章中撷取的素材。要是早点翻出这两篇原始文章来拜读，我前面的写作也会少些谬误和猜疑的。接下来的内容主要参考的就是郁飞这两篇文章、王任叔的《记郁达夫》，以及挂云帆网上的《郁飞及其<瞬息京华>：京华旧事、译坛烟云》和天涯论坛上的《郁达夫<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

我淘到的《瞬息京华》译者签赠本

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写道：“林语堂于《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等几部著作在美国大获成功后，曾拟把《红楼梦》译成英文，后来觉得这事费力不讨好，就取北京一家族清末民初数十年的变迁为题材，再用英文写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替代。小说约于1940年初在纽约出版，英文书名Moment in Peking，林氏自定中文译名为《瞬息京华》。由于美国读者向来希望了解我们这个东方古国，林氏在美国声望又高，这书顿时成为美国的畅销书。”我手头只有一本外研社1999年出的英文版《瞬息京华》，中文书名采用的仍然是更常见的台湾张振玉译名《京华烟云》。

英文原版《瞬息京华》

我手头的中英文版《京华烟云》

1939年9月4日，在英文版《瞬息京华》全书刚脱稿至正要付印之际，林语堂从美国纽约写信给当时在新加坡的文坛好友郁达夫：“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3月计划，历五阅月，至8月8日起稿，今年8月8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谓而作也。”可见，林语堂打一开始就希望此书能有个满意的中译本尽早在国内出版发行，毕竟它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要激发抗日热情、表彰抗战志士。不久之后，林语堂为表示郑重其事和诚意，专门从美国给郁达夫寄去了五百美元作为翻译订金（有说是分两次共寄了一千美金，总之，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林语堂对翻译此书的挑战性有充分的估计，他说：“夫译事难，译《瞬息京华》尤难。何以故？小说中的人物，系中国人物，自当是中国人之口吻。……作者编是书时，写会话必先形容白话口吻而后写成英文，译者读了英文，复意会其中国原文，难免不尽符合。……故此书非由作者于难译处，细注原文供译者参考，必有乖谬未当之处”。因此，他不惜费了很大的气力，在约翰·黛公司出版的两册英文本《瞬息京华》上，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等，注解得详详细细，一并寄给了郁达夫。郁飞那时已十一、二岁，对此印象颇深：“父亲是个口无遮拦的人，来了客人往往以此作为一个话题。后来林先生亲自注释的原书寄到了，他也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不明白原书怎么是厚厚的两本。父亲说明一本注了前半部，另一本注了后半部，我还是不甚了了。等到明白这是林先生要父亲尽早开译而想的办法已是多年之后，这事再也不可能完成的时候了。”

那么中英文造诣都颇深的林语堂为什么不亲自操刀，而是委托郁达夫翻译全书，还特地请他人不要抢先呢？林语堂本人给出的解释是：“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这些方面的原因当然都说得通，但精明的林语堂很可能还有别的考虑。

林语堂

林语堂

当时和郁达夫一起在新加坡的好友王任叔（巴人），在《记郁达夫》中就不客气地说：郁达夫在新加坡担任好几家报刊的主笔，忙着写宣传抗日类的文章，还总有一些活动需要主持参加。哪有时间翻译这忽悠美国人的作品？林语堂不过是想借郁达夫的文笔再在国内火上一把。研究者赵毅衡前些年也指出：“如果要‘京味’，浙江人郁达夫，福建人林语堂，彼此彼此。”他觉得，林语堂未能躬亲翻译的深层原因或许是：林语堂作为用英文写中国题材的名家，知道西方读者想要什么，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是太熟悉。而此时的郁达夫已创作并发表了《沉沦》、《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等多部较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在国内的名气远大于林语堂，也更了解并能抓住中国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心理，更能够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

赵毅衡还认为：林语堂中英文作品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二者各成体系，相去甚远，缺少可译性。林语堂的中文小品文简约幽默，英文传记和小说句式绵延环连。他从不用中文写小说，也极少用英文写幽默小品，并非中国人不喜欢读小说，英美人不能欣赏幽默，只是因为“林语堂‘只有’用英文写小说的能力”。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大多由别人翻译成中文，很少自己捉刀，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不管怎样，我们都可想见，林语堂绝对无法忍受自己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在回译成中文时落得个“好白菜被猪拱了”的下场！他在谈郑译《瞬息京华》时就说过：“我不自译此书则已，自译此书，必先把《红楼梦》一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然后着手。”可见他对其作品的中译本要求和期望之高。我又不禁要感慨：既想深入了解中国读者的“期待域”，还要保持极高的翻译质量，放眼当今国内翻译引进的作品，不知有几部能入林语堂先生的法眼？！

郁达夫

郁达夫

郁飞先生在文中还说：“父亲似乎对友人说过，本不想接受委托的（大约是心绪不宁吧，我想），但那笔美元已随手花完，便不好推卸，只能拖延。”郁达夫通晓多种外语，其翻译活动与创作活动同时展开，但其翻译作品与其小说、散文、诗词创作相比则显得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其一他始终认为翻译是“比创作更艰难的工作”；其二郁达夫主张“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并且“译文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当使像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因此，他的译作和他的小说、散文一样，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个性。郁飞在自己翻译的《瞬息京华》后面，附录了他父亲那两年在《星洲日报》上谈翻译的三篇文章。郁达夫先生在《语及翻译》中说：“至于我自己的翻译经验呢，总觉得翻译古典或纯文艺的作品时，比到自己拿起笔来，胡乱写点创作诗词之类，还要艰难万倍；原因，是当下笔时要受原作者的束缚之故。所以，从事文笔将近二十五年，但翻译的东西，却极少极少。此后，也不太想专门为翻译而翻译；至若有不得已时，当然也可以日译它三五千字，如为林语堂氏帮忙之类。”他在《谈翻译及其他》也说：“对于翻译，我一向就视为比创作更艰难的工作。创作的推敲，是有穷尽的，至多至多，原稿经过两三次的改窜，也就可以说是最后的决定稿了。但对于译稿，则虽经过十次二十次的改窜，也还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但我这一次的翻译，好在可以经过原作者的一次鉴定，所以还不见得会有永无满足的一天。否则如翻译西欧古人的作品之类，那就更不容易了。这是关于翻译难的闲话。”我本人也认真翻译过几本书，因而对郁达夫先生的观点感同身受。由此可知，翻译《瞬息京华》之事，刚开始应该是林语堂积极主动，而郁达夫很可能是碍于老友情面才应承下来的。等收到林语堂寄来的亲笔签注本和大笔订金后，这译稿俨然成了一种债务，郁达夫也常为此焦虑。据后来和郁达夫一起撤出新加坡的王任叔回忆，还在新加坡时，“达夫一谈到这事，美金用去了，而译文尚未出来，便觉得非常负疚似的。他因之感叹工作繁重，而金钱终不够用，不断自叫‘糟糕’”。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一切照预期的那样进展顺利，郁达夫先生按时完成这项翻译任务，为现代文学宝库贡献一部由作者与译者亲密合作而成的名著名译，是问题不大的。刚开始，郁达夫本人也比较乐观。据他1940年6月刊登在《星洲日报·晨星》上的《嘉陵江上传书》一文描述，“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此书到达重庆，想将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就排就矣”。郁飞在译后记中说：“这些话，恐怕都还只是设想。”达夫先生在《谈翻译及其他》这篇短文中也承认：“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于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翻译长篇作品往往需要大块的时间，安安静静地细细琢磨，集中精力，潜心而为。对于当时的郁达夫而言，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奢侈——

他与王映霞的婚姻最终还是不可挽回地破裂了，并导致王映霞于1940年5月独自离开新加坡回国，将他和郁飞留在南洋相依为命。另外，繁忙的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令他少有休暇时间。郁飞说：“1940年下半年，关楚璞辞职回香港。馆方让父亲暂代主笔。那几个月里，他除编副刊外还须写社论、看大样，每天都到后半夜才叫醒等在车座上打盹的印度籍司机开车送他回家。我每次被街上汽车声闹醒后就听到楼梯上脚步声和钥匙开门声，接着房门口出现他疲乏的身影，开灯搁下皮包后先去冲凉，然后入睡。”从1939年到1942年在新加坡的这三年零两个月期间，郁达夫接编了《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等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华侨周报》主编，共写了四百多篇抗日爱国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此外，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交游也同过去一样广阔。他不断周旋在华侨头面人物（侨领）之间，热心帮助南来的文化教育界人士解决一些切身问题，还不忘自己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的责任，经常发动南侨文艺界以自由捐助、文稿义卖等方式筹款。1942年1月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当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常务理事。

与著名演员王莹等在星洲合影（1939年）

于是，郁达夫的翻译进度只好不断拖延。同时在1940年，日本也出现了三种日译本，但把原作中抗日救亡思想全然删削。而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不仅早就有人盗印了英文版的《瞬息京华》，而且还有出版社不顾林语堂的警告，推出了一个由郑陀和应元杰翻译的中文全译本。远在美国的林语堂对这个译本非常不满意，1941年元旦还特地写了一篇《谈郑译<瞬息京华>》，细细例举了其中的一些怪谬之处。他对自己瞩意的郁译本在两年过去后仍遥遥无期也很心焦：“今达夫不知是病是慵，是诗魔，是酒癖，音信杳然，海天隔绝，徒劳翘望而已。”郁达夫即使当时读到此文也赶不出来了，因为不到一年，南洋群岛便遍地战火。据和郁达夫同在苏门答腊岛住了两年之久的包思井回忆，日本投降前三个月，郁达夫在沙果山上办了个小农场作避难用。一天，他将一只木箱带上山收藏起来。郁达夫失踪后，木箱被打开，原来里面装有林语堂加注的两册《瞬息京华》英文本。林语堂的注和郁达夫批的译语都很小心，这从书中写的字可以看出来。可见，直到牺牲前，郁达夫对于林语堂的重托，还始终牢记在心。可惜直到他惨死于日本侵略者手里，这部《瞬息京华》终是没有译完。不仅没有译完，现在连已经译出的部分也找不到了。

郑陀,应元杰 合译《京华烟云》

《华侨周报》第26期

郁达夫翻译的《瞬息京华》，最早发表在《华侨周报》上。这份周报是由管辖新加坡殖民地的英国政府的新闻宣传部主办，聘请郁达夫兼任主编。连载开始于1941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2期，每期一栏译文，2000字左右；同年12月27日《华侨周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郁达夫译文前后共发表三万字左右就无后续，从此成为林语堂、郁达夫及万千读者永远的遗憾。亲眼见过郁译初稿的徐悲鸿，在1941年11月17日写信给林语堂，对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的情况介绍甚详，现引录如下：

昨日特与郑兄往访郁达夫兄，据说尊著译完大约三十万字，彼已有十分之一，发表于此间《华侨周报》者殆两万字，闻至来年五月可以全部译成。弟乃以尊址与之，彼日内有书致兄说明一切，译文亦由彼直接邮寄左右。彼今在《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兼编《华侨周报》，甚为忙碌，以弟观之，明年五月必不能完工也。三千条注之原书弟等皆阅览，良佩兄之精力。

《说郁达夫》是陈子善先生四十年郁达夫研究文章的合集。他在书内《郁达夫译<瞬息京华>》一文中写道：“《瞬息京华》是郁达夫生前的最后一部译稿，但已译完的30万字手稿下落不明，想必已毁于战火，而已发表的那部分由于《华侨周报》宣传抗日，新加坡沦陷时期遭日本侵略者严禁，今日新加坡、英国和中国大陆各大图书馆竟均未入藏，以至我们也无法窥见其精美的译笔，这实在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残存的郁达夫译稿，成了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极力搜寻的重要文献史料。郁飞先生认为：“在新德里、悉尼，甚至伦敦等不曾陷敌的地方仍有可能发现。这就有待海内外有心人的努力了。”陈子善无疑是这些“有心人”中的杰出代表。

《说郁达夫》

陈子善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于1991年11月20日，稍早于郁飞译本《瞬息京华》的出版时间。1997年，他又在后面添加了一篇附记说，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在1995年10月，向台北市立图书馆捐出一箱她父亲的旧书刊资料，其中有郁达夫的《瞬息京华》译文，希望能早日得到公布。书中紧随其后的一篇，是发表于2015年的《语堂故居与达夫译文》，讲述了陈先生二上阳明山，重访林语堂故居，却遗憾地得知林太乙女士捐出的那批林氏藏书中，最终并没有发现《华侨周报》。

对此，我有两点小疑问。首先，上面那张《华侨周报》第26期的图片，取自腾讯转载《杭州文史丛编》的一篇文章《郁达夫与林语堂》（https://xw.qq.com/amphtml/20200526A02TFD00）。这张图分辨率不高，我仔细辨认后觉得，这期《华侨周报》好像是“上海市市立渔业研究所图书室”旧藏的。这印章上的字是繁体，且从右往左排，应该是民国时印上去的。该网页申明图片源自网络，其来源应该可以查到。这是不是说明还有那几期《华侨周报》存在于天壤之间呢？其次，陈子善先生这两篇介绍《瞬息京华》翻译过程的文章，不知为何无一字提及郁飞先生译出全书之事。写作前一篇文章的附记和后一篇文章时，郁飞译本已出版多年，其存在应该是不容回避和忽略的。另外，前一篇文章引用的是郁嘉玲2001年出版的那本《我的爷爷郁达夫》中的《郁达夫与<瞬息京华>》，而该文章几乎完全采用了郁飞《瞬息京华》译后记的原文，唯一增加的部分是关于郁飞在古典诗词还原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显然，这增加的部分要么是郁飞亲口告诉过郁嘉玲，要么是郁飞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过。不管怎样，我觉得论文引用时都应该选用更早发表的来源，即郁飞的那篇《译者后记》。

郁飞和陈子善二人是相互认识且打过不少交道的。郁飞在《瞬息京华》的译后记中，写到林语堂的《谈郑译<瞬息京华>》时说：“我去年方知有此文，曾托国内外数处代找，最后还是最善于发掘史料的上海陈子善先生为我找来，帮助极大，不能不于此一提。”陈子善先生在2013年5月为郁黎民的《我这一生》作序时也说：“由于地理的原因，我与达夫长子郁天民先生、次子郁飞先生来往较多。曾多次到富阳拜访天民先生，到杭州拜访郁飞先生，多次与他们长谈，多次在郁达夫研究上得到他们的启发和帮助，当然，也有不同看法的交流和探讨。尽管如此，因为话题大多围绕达夫展开，我对他们两位自己惨痛经历的了解反而不是很多。而今，天民先生早已作古，郁飞先生远在美国而且患病，想再请教他们也都不可能了。”就在陈子善写出这篇序言一年后，郁飞先生也在纽约与世长辞。我好奇地问过郁沙，郁飞和陈子善之间有没有闹过什么矛盾。郁沙说他也不知道，如果真有，现在也只有子善先生能回答了。但愿陈老师什么时候能读到这篇文章并赐予指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