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重庆印记

来源：重庆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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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写下《革命军》 成立四川最早同盟会组织

辛亥革命的重庆印记

10月9日，位于渝中区南区路的邹容烈士纪念碑。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丛书》

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当天上午，陆续有重庆市民来到渝中区南区路邹容烈士纪念碑前，献花、默哀、鞠躬，缅怀辛亥革命先驱。

徜徉在两江环抱的重庆，细看街名，中山路、邹容路、沧白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历史的烟云，已化作这座英雄城市不可磨灭的印记。

11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惊心动魄的时代伟力，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成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一百余年岁月山河，沧桑巨变换了人间。今天的巴渝儿女，正赓续精神血脉，把握历史机遇，担当历史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

吹响号角

邹容写下《革命军》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拿出《邹容集》《邹容与苏报案档案史料汇编》《重庆辛亥革命史》《张培爵集》《先贤诗文选》等书籍，介绍说：“这套丛书共数百万字，较为全面、清晰地记录了重庆辛亥革命史，也是我市近年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新成果。”

“言及重庆辛亥革命史，‘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周勇称。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生于重庆城内夫子池洪家院子(现渝中区邹容路)。其父邹子璠是一名商人，经营棉纱、棉布和杂货生意，开有“利川升”“同镒园”等商号。

邹容自幼聪明，“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邹子璠希望邹容能和他大哥一样循规蹈矩、热心仕途，因此把邹容送入重庆经学书院学习。

哪知邹容早已厌恶腐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他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即清代官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1901年秋，邹容踏上东去征途。他先在上海停留，补习日语，次年九十月间到达日本。在日本，邹容勤奋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历史，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并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更与陈独秀等人强行将学监姚煜的辫子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梁上，旁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1903年，在日本期间，邹容写下了他的不朽之作《革命军》，共7章2万余字，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书中对民主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和前途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该书第一次比较详尽、清晰地描绘出了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共和国’的图景，提出了‘中华共和国’25条政纲，大大发展了孙中山‘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思想，充实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理论内容，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周勇称。

1903年5月初，《革命军》一书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经费，大同书局承印，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一发行，立即在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先后在上海、香港及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翻印29版，发行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风行海内外。

惊惶失措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1903年7月1日，18岁的邹容独自步行到租界监狱，自报姓名，慷慨入狱。在狱中他开始研究和追求社会主义。由于狱中非人的生活，1905年4月3日，邹容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去世，时年20岁。

1903年，孙中山先生曾亲自携带《革命军》至檀香山进行宣传，与保皇派展开辩论。1904年，孙中山赴美国旧金山，在那里刊印《革命军》1.1万余册。1906年，孙中山又多次写信要求南洋华侨加快翻印《革命军》，以作宣传鼓动革命之用。孙中山还把重建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华革命军”，以记邹容之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并赞叹“惟蜀有才，奇俊瑰落，自邹(容)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

救亡图存

重庆为同盟会西方支部所在地

“在19世纪末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响亮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开始集结力量，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庆虽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但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民族资本的产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逐步成为中国西部的革命运动中心。”周勇介绍。

1895年，日本乘其兵威，继1890年英国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迫使重庆开埠后，在《马关条约》中又强迫重庆对日本开埠，从而取得了“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特权。重庆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随着民族资本在重庆的产生，改良主义思潮得以广泛传播，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促使重庆人民进一步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道路。

到20世纪初，重庆出现了兴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的热湖，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完成了由爱国到革命的转变，投身于重庆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1903年，在杨沧白等人的首倡下，重庆成立了四川第一个革命团体——公强会，倡言革命，密谋反清。

1905年，重庆公强会代表童宪章、陈崇功等一批留日学生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期间，又ー大批重庆籍人士加入同盟会，有的还参加了同盟会总部工作。其中李肇甫任执行部书记，直接在孙中山领导下工作。

周勇说，孙中山对四川、重庆高度重视，深刻地指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

因此在孙中山主持制定的同盟会章程中规定，同盟会东京总部下分设9个支部，其中国内设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以重庆为西方支部所在地，负责领导四川、贵州、新疆、西藏、甘肃等省的党务。

1905年底，童宪章、陈崇功奉孙中山命，回重庆进行组党活动，在杨沧白等主持下，改组公强会，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这是四川最早建立的同盟会组织。该组织从学堂入手，逐渐控制教育界，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积极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

彼时，四川同盟会的组织工作以重庆及川东南地区发展最为迅速。重庆很快成为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影响西南各省。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和同盟会员在四川策动的多次起义中，许多重庆籍同盟会员踊跃参加，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重要贡献

建立了重庆蜀军政府

在四川同盟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下，1911年5月，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川汉铁路主权，抗议清王朝卖国卖路政策。9月，“成都血案”以后，又发展成为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反清武装大起义。

同年9月14日，正在美国华侨中筹集款项的孙中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日祖国风云日急，四川已动，若能得手，则两广、云贵、三江、闽浙不得不急起而为之援应，到时弟或有不待筹款之成而立当回国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各地纷纷响应。

1911年11月22日，同盟会员夏之时率领在龙泉驿起义的新军进抵重庆。同盟会重庆支部掌握的武装力量立即出动，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清朝官吏“俯首听命”，“兵不血刃，垂手而克复名城”，建立了重庆蜀军政府。

“重庆蜀军政府是以同盟会重庆支部为核心，按照同盟会的纲领建立的政府。民国成立后，蜀军政府立即得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周勇称。

之后，重庆革命党人继续追随孙中山，在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摧毁北洋军的黑暗统治与护法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和牺牲。

“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周勇说，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今天，我们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要把近代以来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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