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展播丨姜立夫：中国现代数学的播种人

人物简介

　　姜立夫（1890—1978），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人，是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10年10月，他考取庚款留学第二批留美学生，1915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学士学位，1919年5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数学博士之一。归国后，姜立夫先生一力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和岭南大学(现为中山大学)数学系，并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培养了陈省身、江泽涵、吴大任等一批著名数学家，是吴大猷、杨振宁的大学数学老师。上世纪中叶，包括北大在内的七所中国知名大学数学系主任均出自其门下。

引言

　　2016年11月27日上午，冬日暖阳，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姜伯驹先生携夫人徐川荣女士来到父亲姜立夫出生成长的地方——苍南县龙港镇麟头村。在村民的拥簇下，姜氏族长姜日满迎上去，紧紧地拉住了姜伯驹的手，亲情在无声地交流。 这是79岁的姜伯驹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姜日满带他到姜氏祠堂祭祖，参观其父姜立夫创办的爱敬小学(今双灵小学)和翻修一新的姜氏祖居。姜伯驹院士抚摩着门楼，动情地说：“家乡的样子，确实如父亲描述的样子；门楼也跟父亲说的一模一样，也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姜伯驹的父亲姜立夫是我国现代数学奠基者之一，中国第二位数学博士(第一位是胡明复，也是姜立夫的妻舅)，温州最早的留美洋博士，南开大学数学系创始人，本文展示了其一生主要事迹。

一、少年早慧

　　横阳支江下游，清澈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灌溉着阡陌纵横的江南平原，麟头村(今苍南县龙港镇凤江社区林头村)是横阳支江畔一个普通的村庄，姜氏在林头村内是大族，该家族秉持祖训，耕读传家。

　　姜植熊是晚清的优贡生，曾设馆授徒，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儒生，他参加张家堡杨配篯组建的江南民团，镇压金钱会有功，恩授六品衔。其子姜炳訚也是国学生。

　　1890年7月4日，姜炳訚家再添一麟儿，姜植熊、姜炳訚父子给孩子取名为“蒋佐”，字“培响”。从名字之中看出，这两代农村知识分子多么希望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光宗耀祖。也许他们想不到，襁褓中的婴儿后来就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姜立夫。

　　姜立夫的童年非常不幸，在他六岁的时候，父亲姜炳訚去世，十岁时，母亲又离他而去，在14岁时候，一直对他疼爱有加的祖父姜植熊也撒手人寰，从此养育姜立夫的重任便落在仅大他四岁的大哥姜培瑗的身上。

　　姜培瑗(1886-1919)，字雪尘，号少玉，就读浙江优级师范，浙江省议员，是有见识的青年乡绅。姜培瑗的妻子张氏也是知书明理的大家闺秀，姜氏夫妇对弟弟格外疼爱。姜立夫幼年就读于祖父姜植熊创办的私塾——“姜訚蒙馆”，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儒家的为人处世之理便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此后，哪怕姜立夫长期接受欧风美雨的熏陶，也无法磨去儒生的风骨。

　　民国初期的温州，在瑞安孙诒让等一大批教育家的努力下，西学开始在各县学堂传播。平阳县刘绍宽(苍南县龙港镇白沙人)、黄庆澄(苍南县钱库镇黄车堡人)等具有维新思想的教育人士，较早地在平阳县学堂内设置了算术、英语等科目，温州教育风气一时领全国之先。特别是黄庆澄创办我国第一份《算术报》，传播西方现代数学，影响深远。温州成为我国“数学家之乡”，追根溯源，离不开黄庆澄等人的努力，而黄庆澄正是姜立夫原配妻子吴氏的姨父，姜立夫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黄庆澄的影响不无关系。长兄如父，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姜培瑗毕竟见识不凡，他见弟弟聪颖好学，成绩优秀，有心将他培养成才，在姜立夫14岁时，送他到平阳县中学堂读书。不久，为接受更好的教育，姜少玉又把他送到杭州府中学堂(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学习，在姜立夫的众多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郁达夫、诗人徐志摩等名人。

　　姜立夫生长的年代，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满怀“科学救国”的志向，纷纷留学欧美、日本等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1909年１月，美国政府开始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作为培养我国留美学生的经费，６月，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该处总办周自齐聘请从美国回来的胡敦复负责学务处的考选、遣送直接留美学生的工作。从1909年８月至1911年６月，胡敦复在“游美学务处”主持考选了仅有的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1910年，在杭高尚未毕业的姜立夫到北京参加外务部和学部共同举行的第二期庚款考试。 第一场考试设在地安门附近的政法学堂，4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参加考试，上午考中文，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下午考英文，题为“借外债筑路之利弊关系论”。五天后发榜，270人榜上有名，姜立夫顺利通过了初试。7月26日上午举行第二场考试，上午考代数、平面几何，下午考希腊史、罗马史、德文或法文。7月27日，考物理、植物、动物、生理、化学、三角，都必须英文答卷。7月28日因下雨停考，7月29日考高等代数、立体几何、英国史、美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除了德文和法文外，以上皆需用英文答卷。8月3日，《北京日报》第二版以《游美学务处第二次考取赴美学生姓名单》为题，公布了录取名单。 姜立夫又一次顺利通过。同榜之中，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等日后成为学术界极富盛名的大师。 姜立夫考取庚款留学后，消息传到家乡平阳，在地方上引起极大的轰动。这是近代平阳、乃至温州第一个留美学生，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洋状元”。1911年初，姜立夫到北京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肄业馆”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英语补习，7月份，参加英语口试及格。在出国前，姜立夫在哥哥姜培瑗陪同下到上海，首先到美国领事馆办理入境手续，制备西装，剪掉辫子、购置衣物。启程前，美国总领馆专门举办了游园会，招待这批留学生。8月16日，姜立夫与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等优秀的学子怀着为未来无限的向往，离开祖国，登上“中国号”邮轮，驶向大洋彼岸。经过26天的颠簸，9月10日，顺利抵达美国旧金山，展现在姜立夫面前的是一幅崭新的留学生活。让姜立夫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登陆美国的一个月后，在他身后的祖国，随着武昌城头响起的第一声枪声，敲响了腐朽的清帝国的丧钟。

二、留学美国

　　清末民初，科举制度废除未久，国人尚未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留学西洋研究数学的人寥若晨星。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姜立夫立志要把西方数学移植到自己的祖国。 到美国后，姜立夫进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来州立大学学习。他生活俭朴，学习刻苦，非常珍惜在国外学习的机会。1915年，姜立夫获得加州大学理学学位后，他继续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与他同期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还有来自康奈尔大学的一同赴美留学的赵元任、胡明复等人，在哈佛大学，姜立夫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这一批学子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者。1916年，姜立夫在《科学》第2卷第5期上发表《形学歧义》一文，首次介绍了射影几何学。1918年，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受聘为哈佛大学助教，担任w.f.奥斯古德(osgood)教授的助手。随后，姜立夫在j．l．库利芝(collidge)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得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内容是用代数和微分几何方法来讨论射影空间的直线和非欧空间的球面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论文署名为Chan－ChanTsoo(姜蒋佐)。1919年，年仅29岁的姜立夫获得了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三、情系家乡

　　1919年10月的一天，就在姜立夫于美国哈佛大学从事数学研究渐入佳境之时，噩耗从祖国传来：大哥姜培瑗英年早逝，留下12岁的儿子姜子骥和9岁的女儿姜淑雁需要抚养。姜立夫决定放弃美国优越的研究环境，承担起养育遗孤、教育幼辈的责任。在回国前夕，他接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担任南开大学算学系主任。到天津赴任前，姜立夫专程回到家乡林头村处理大哥的后事。少年阔别家乡，在异乡、异国求学，回家时姜立夫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村人奔走相告，争睹“洋状元”的风采，姜立夫对家乡父老一如往昔，看不到留学生清高的派头，他热情地与乡亲们攀谈。笔者曾经采访林头村村民姜溯红，他回忆当时回乡的姜立夫样子：“身材修长，脸色白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脚上穿着布鞋，不坐轿子，自己提着行李，浑身透着一股书生儒雅的风度。”姜立夫虽然对乡亲们没有架子，但是对上门有心与之结交的地方官员却是敬而远之。据说当时的平阳县长上门求见，他表现得很冷漠，让县长扫兴而归，显示了他不阿权贵的铮铮铁骨。

　　姜立夫虽然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八年，但是他依然保持着一颗中国心。在家乡林头村的两个月期间，姜立夫一边处理哥哥遗留的事务，一边居然与族人协商修建姜祠(姜族祠堂)。 当时温州农村，社会动荡，经济疲敝，农民生活贫困，姜立夫目睹家乡农村孩子衣食无着，无书可读，与美国的生活相比，有着壤霄之别，遂决定要为家乡做一些好事。他倡议将姜氏族产全部充作“学田”，在村里创办了一所小学，让家乡贫寒、无力上学的姜姓子弟能够读得起书。姜的提议得到族人的支持，一座小学很快就修建起来。姜立夫亲自为其题写“爱敬小学”四字。可惜爱敬小学于“文革”期间被严重破坏，姜立夫题写的“爱敬小学”四字的牌子也遭烧毁。“文革”后，姜氏族人重修宗祠，请姜立夫之子姜伯驹院士题写“爱敬”两字，现悬挂于姜氏祠堂供瞻。

　　姜立夫对爱敬小学极为重视，亲自延聘名师，购置大量的书籍和教学设备，许多姜姓子弟得以免费入学。在当时江南垟的农村小学中，爱敬小学的师资和条件是最好的。姜立夫还聘请教师在家馆内教育侄女淑雁和几名堂侄女，让女孩也能与男孩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身在外地工作的姜立夫对家乡的小学依然牵挂。次年暑假，他抽出时间又回家乡林头，斥资重新修整爱敬小学，并带来了许多珍贵的书籍和资料。对于大哥的遗孤，他视若己出，格外疼爱。第一次回家乡，他就把侄儿姜子骥，以及另外两个堂侄子姜子骞、姜子睢带到天津，送到南开中学读书。半年后，姜立夫第二次回乡，又把姜淑雁送到平阳龙湖女子小学读书。1922年暑假，他第三次回平阳，就把姜淑雁接到天津，就读于新成立的南开女中。在姜立夫的精心抚养下，这些孩子都成才，姜淑雁在南开女子中学毕业，直接考入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考入美国哈佛女校迪拉克来夫研究院攻读硕士。抗战期间，她任教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抗战结束后，随丈夫叶楷到浙江大学任教，解放前夕赴美国定居，任密歇根大学教授。1972年，她曾回国探亲，与叔叔姜立夫相聚于广州。姜子骥，毕业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与家乡陈学珍女士结婚，受聘到北京香山慈幼院教书，后任教于南开中学，可惜于抗战期间，因患肺炎，不治去世。姜子骞，南开中学毕业后，报考黄埔军校第五期，成为一名军人。姜子睢，毕业于南开中学，后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大学。

四、南开教授

　　姜立夫处理好家中事务后，到创立才半年之久的天津南开大学任“算学系”主任。由于南开大学是私立大学，教师工资相对一些国立大学要低了许多，但是，姜立夫没有计较这些，来到南开后，他就一心扑在教学上。实际上，南开大学数学系既无讲师又无助教，他是唯一的教授，一个人承担了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复变函数论、高等几何(包括n维几何)、微分几何等七八门课程的全部教学工作。此外，还要承担起理学院的公共数学课(初等和高等微积分)，是名副其实的“一人系”。半年后，邱宗岳教授到校，创办化学系；又一年后，饶毓泰教授到校，创办物理系，姜立夫与他们一起工作，三个人年富力强，又志同道合，把南开大学理学院办得有声有色，他们是南开大学的元老。 姜立夫在南开大学辛勤耕耘，四年后，他的第一个弟子刘晋年毕业，姜立夫让他留校任教。1925年，学校增聘数学史家钱宝琮教授到位后，数学系的局面才有所改观，但姜立夫依然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1925年，南开大学数学系已有了一定的基础，经南开大学同意，姜立夫接受厦门大学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一年。这一年，刘晋年参加清华留美专科生公开考试被录取，到姜立夫母校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这时学生江泽涵、申又枨在南开算学系毕业，姜立夫把申又枨留在南开接替刘晋年的工作，而把江泽涵带到厦门大学，让他当自己的助教。当时厦门大学知名教授云集，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罗莘田等文科教授，以及胡刚复等理科教授都是姜立夫的同事。姜立夫为厦门大学算学系安排教学计划，购置大量书刊，在他努力下，数学系气象一新。姜立夫在厦大播撒的数学火种，终有收获，后来厦门大学数学系成为南方数学教学和科研中心，走出了陈景润等著名的数学家。追根溯源，受益于姜立夫的奠基之功。1927年，姜立夫重回南开大学，江泽涵则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继刘晋年之后，也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

五、教书育人

　　姜立夫数学功底深厚，讲课如“庖丁解牛”，举重若轻，同学们听他的数学课如坐春风。据学生陈受鸟回忆：“姜先生上课，只带一张写了提纲的日历纸。他讲课非常清楚简洁，板书也整齐，记笔记很方便。他从国外订购了一套几何模型，有时会带上一个模型上课，对学生了解空间及作图有很大帮助。有一次他讲到极有意思的地方，忽然把右脚向左脚一并，同时叫上一声‘All right！’，随着他的情绪和举动，同学们立刻受到感染，并对数学更加喜爱。”比如吴大任在南开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南开大学，本来他就读物理系，但是喜欢姜立夫上课，就转学数学系，后来成为一代数学大师。据吴大任回忆：“他(姜立夫)就像熟悉地理的向导，引导着学生寻幽探胜，使你有时似在峰回路转之中，忽然又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不感到攀登的疲劳。听姜先生讲课是一种少有的享受。”

　　姜立夫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在每一堂课后，他一定布置作业，限定第二次上课时，学生都要把作业放在讲台上。第三次上课时，把作业发下来，已经都改好了。如果有很多的数字计算，就要学生在小方格纸上把每个数字整整齐齐写在格子里。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即使有一个数字错了也被改正，这就使学生做作业时不敢敷衍了事。

姜立夫与杨振宁

　　姜立夫这套教学方法，使学生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训练，许多学生日后走向教学岗位，也都继承了姜立夫的教学风格。在抗战时期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名师云集，教学方法各异。据联大数学系学生徐利治回忆说：“我总的印象是北大教师开课认真，基本上都是用心备课的。江泽涵先生与程毓淮先生就是典型的代表。清华的教师属于开放型的较多，讲课随便一些，备课差一些，但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如华罗庚先生给我们讲近世代数的时候，有几次因为在定理推导过程中出现错误，被挂在黑板上，讲不下去。……南开数学系教师教学态度一贯认真，这是公认的‘姜老夫子’(姜立夫)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创办南开数学系后的历史传统。例如，刘晋年先生来自南开，他在教学上备课认真、讲课精细的风格，就反映了南开传统的一个方面。”

　　姜立夫的教学风格，也影响及于外校。1931年，江泽涵从美国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担任教授。当时北大数学系对学生要求不严，成绩考核很不认真。江泽涵是专攻拓扑学的，对如何开展教学有顾虑，他向恩师姜立夫讨教。姜立夫给他指点说，等有了经过严格训练的高年级学生时，才可以教拓扑学，切不可以在沙滩上筑大厦。姜立夫还建议他从低年级课程教起，并随班前进，以便让学生受到严格训练。江泽涵按照姜立夫的教学模式，从严要求学生。坚持二三年后，取得了良好效果。1935年，江泽涵接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后，姜立夫让美国回来的申又枨到北大协助江的工作。江泽涵感动地说：“正是姜老夫子(姜立夫)让北大教学改革。”

　　姜立夫教学上一丝不苟、法度严谨，但在生活中却关爱学生，注意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大批的数学人才脱颖而出。比如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在南开读大二时，姜立夫就让他当自己的助手，协助批改作业，并支付报酬，让他既有收入，又能提高数学水平，实在用心良苦。后来陈省身成名后，总不忘提及姜立夫对他的提携之恩，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从事于几何大都得益于我的大学老师姜立夫博士。”在“姜门弟子”中，出现了像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陈省身、孙本旺、吴大任等一大批闻名国内外的数学家。

六、德国进修

　　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姜立夫深感无余力研究数学。1934年，他终于有机会到德国进修数学。在德国的两年时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他摆脱了教学的牵绊，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元素几何学术研究。

　　还有一件让他高兴的是，侄女姜淑雁在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从1922年开始，姜立夫含辛茹苦将姜淑雁带在身边抚养，不是亲生，胜似亲生。1934年姜淑雁从南开大学算学系毕业，获哈佛大学女校拉迪克来夫研究院奖学金，姜立夫非常高兴，他请南大同学王端驯女士陪她置备了多件中式旗袍新装。借出国进修之机，他亲自送她去美国，全部安排妥当后，才经英国伦敦到欧洲数学中心——德国汉堡大学进修数学。一年后，姜立夫转到哥廷根大学，这所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特别是图书馆资料完整，是做研究的好地方。

　　正巧他的三位得意门生陈省身和吴大任夫妇(吴的夫人是陈受鸟，也是姜的学生)也在汉堡大学留学。陈省身常从哥廷根到汉堡，师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1936年春天，吴大任夫妇到哥廷根小住，姜立夫和他们结伴畅游德国中部的哈尔兹山。

　　1936年夏天，远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姜淑雁顺利毕业，带着他的男友叶楷取道欧州回国。姜淑雁夫妇要求在汉堡请叔叔姜立夫为他们主持婚礼。看着一手带大的淑雁事业有成、成家立业，姜立夫感到无比欣慰，他亲自给这对新人主婚。叶楷夫妇就计划在欧洲度蜜月，然后在意大利等待与姜立夫会合后一起回中国。

　　陈省身和吴大任夫妇都来赴婚宴，在饭桌上，生性活泼的陈受鸟看到姜立夫年近半百还是独身，于是就问：“淑雁都成家了，现在姜先生也该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吧。”一本正经的“姜老夫子”这时却用开玩笑的语气来回答：“你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老情人。”其实他们的姜先生没有开玩笑，回国后姜立夫就在上海与大同中学教师胡芷华结婚了，新娘就是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她年纪比姜立夫小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姜立夫证婚人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蔡元培。

　　姜立夫的婚姻颇为曲折。在平阳(现苍南县)农村，无论是大户人家，还是贫寒家庭，一般流行早婚，男子从小订婚，成年后结婚。姜立夫从小时父兄就给他定下一门亲事，女方是同邑吴桥村吴家庆之女，1909年，十九岁的姜立夫在杭州读书时，就听从大哥安排，与吴氏结婚。婚后，姜立夫继续在杭州求学。在他准备留学美国前夕，吴氏却不幸染病身亡。此后，他一心扑在数学王国里遨游，一直独身。回国后，许多人给这位“洋状元”做媒，总遭婉拒，人们看到的姜立夫是大忙人，一边忙于教书育人，一边照顾侄子和侄女的读书和生活。实际上“姜老夫子”并非真的做到太上之忘情，他保持多年的独身原来是在默默地等待着一位女子——胡芷华的成长。

六、风雨“联大”

　　1937年，日军侵华，国土沦陷，国民政府将北方各大学南迁，其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姜立夫因夫人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离开，暂时停留在天津陪夫人待产。9月份，年近半百的姜立夫喜获麟儿，姜立夫给儿子取名“伯驹”。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举家迁往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 此时西南联合大学希望姜立夫早日回校，而姜立夫也牵挂着南开师生，他把新婚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联大。此一别，夫妻八年不能相见，直至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才在上海团聚。在人才济济的联大数学系，学生最爱戴的“数学三老”——姜立夫先生、杨武之先生(杨振宁之父)、江泽涵先生，他们以育才事业为重，精诚合作。姜立夫虽已年过半百，仍与年轻的教师教同样分量的课，并继续从事圆素(球素)几何的研究。 在西南联大，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1940年“新中国数学会”在西南联大成立，众人选举德高望重的姜立夫为会长，理事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孙光远、杨武之、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等人，陈省身任文书，华罗庚任会计。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陈省身的协助下开展工作。当时姜立夫的十二指肠内长疮，且患病已久，时时发作，医生要求他节食静养不许旁鹜。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接受聘书，担任主任一职。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都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克服重重困难。正如陈省身所说：“立夫师任筹备处主任……他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姜立夫认识到，数学研究所一片空白，当务之急是采购图书，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算学研究首赖图书，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对此项设备瞠乎人后，间有留心采访略具胚芽者，抗战以来，复受摧残，故本所筹备处之首要任务在于搜买欧美各国之专门期刊与专家著述。”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曾建议，评议会通过增设数学所的决议之后，该所即为正式成立。姜立夫则认为：“设所不能无屋，有屋不能无书。在他科犹有国内出版之零星著译、调查报告，可填书架，算学并此无有。需要最切之新出期刊，在现时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亦俱残阙不齐，逾期未到。苟非自备，且亦无从借贷。闭门造车，非不可为，斧凿不备，谁尸其咎。值此时局非常，谈不到‘规模’，然亦不可仅租空屋数椽，便请研究员到所工作。故正式成立之期，至早须在第一批书籍收到之后，此点对于所之前途，关系甚大，敬求先生谅解，重加考虑，不胜感幸。”这一看法得到了傅斯年、继任总干事叶企孙、院长朱家骅的赞同。对于数学所组织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择，姜立夫都曾详加考虑，并注意吸取中央研究院各所与各国数学所的办所经验。1940年底，他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先生办理历史语言研究所多年，成绩昭彰，经验丰富，务希惠加指示，俾得有所遵循。全院规程、各所组织以及关于人事、经费种种报告，亦希检寄全份，以备参考。”“算学研究所之设立，在他国大都附属于大学之内，其单独设所最有成绩者，当推美国之instituteFor advance study(高级研究所)，然亦与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盖一方面可以调剂研究员之生活兴趣，一方面又与优秀青年不致失去联络，易收切磋观摩之效。”对研究人员的延聘与研究工作的开展，姜立夫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为了完成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员之延聘，宜特别注重研究能力，宁缺勿滥”。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算学人才最感缺乏，大学师资今尚不敷分配”，因而提出了一系列协调办法。对于各大学所倚重的优秀数学家，“如浙大之苏步青，联大之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诸先生，皆当尽先罗致，能专任研究固佳，否则似可商同原校分期合聘”，对于欲专聘的研究人员，“为合作或参考之便利，或可准其在规定时间内分赴适当之大学，从事研究或讲演，必使全国提倡算学研究之机关与从事算学研究之学者，互通声气，交受其益”。“绝对尊重研究成绩”和“与各大学打成一片，而非与各大学争才”。这是姜立夫在选聘人员时始终遵循的原则。这种从全局出发、由长远利益着眼的精神，对数学研究所的发展与国内数学人才的培植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本着这一精神，1941-1943年，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延骋了6位兼任研究员，他们是苏步青、陈建功、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完成论文41篇，其中大半已在国外10余种数学杂志上发表或接受发表。姜立夫满意地指出：“数学所虽未成立，已有成熟之作品与国际数学界相周旋。遭时多艰，有此表现，前途未可限量。”1947年7月，“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到1948年，国内最优秀的数学家，或专任、或兼任，已尽可能延聘到所，该所共在国内外(主要在国外)各主要数学刊物上发表了近200篇学术论文，有计划地在数论、群论、级数论、自守函数、多元空间、矩阵几何、曲线论、微分几何、拓扑学、数理统计等研究领域开展研究，一些领域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以国内原有的研究基础和力量而论，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新中国数学会”和“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这两个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对团结全国数学工作者，改变中国数学界学术研究的落后局面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1940-1942年新中国数学会举行的三次年会上，共宣读、发表论文150余篇，篇篇凝聚了中国数学家的心血。在联大工作期间，姜立夫还完成了审订中文数学名词工作。实际上，1923年开始，胡明复、姜立夫等专家在上海就着手起草数学名词，当时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由姜立夫、何鲁、胡明复、段调元、段育华、顾珊臣、周剑虎、吴广涵、胡敦复、吴在渊等组成，姜立夫任主席，何鲁任书记。从1925年到1932年，《科学》月刊在第10-16卷每期陆续刊登各类纯数学名词，每一名词后列英文名、法文名、德文名、日文名、定名、备考等六项。经过几年仔细审定，直至1938年，终于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算学名词汇编》，收集名词约7400条，含英、法、德、日、中五种文字。 此后，国立编译馆也主持出版了《数学名词》一书。此书成稿于1936年，是由王仁辅、朱公谨、江泽涵、何衍浚、何鲁、段调元、姜立夫、胡敦复、孙光远、陈建功、曾昭安、熊庆来、郑桐孙、钱宝琮等14位审查委员于1932-1934年审定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后，恰日寇侵华，上海闸北被焚，香港沦陷，直至1945年此书才得以问世。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名词》实际上是从以上两本书发展而来的。1964年，年逾古稀的姜立夫还大力支持《数学名词补编》工作。他从事数学名词工作时期之早，时间之长，影响之大，他人难及，令人钦敬。曹惠群为该书撰序，序中说：“本编既脱稿；以胡君明复、姜君立夫对于算学名词夙著精勤，惜胡君早故，未获观成，颇愿得姜君一言以为序。顾姜君谦逊固辞，殊感失望。……曾言劳而无所获，在研习科学者不以为病；苟有所获，而于国计民生，得有裨补于万一，则用力虽多，亦至足引以自慰。夫以姜君等之劳，得有此成积，庶稍堪自慰乎？质之姜君以为如何？是为序。”对姜立夫的辛劳与美德，溢于字里行间。

七、当代圣贤

　　作为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姜立夫，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为人处世从无“洋派”作风，他亲切随和、作风正派，淡泊名利，就像古代诲人不倦的又略带迂腐的“老夫子”。中国学术界公认，姜立夫无论在人格上、道德上，都堪称当代圣贤。学者胡适在1940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前几年我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曾说：‘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我举出九个人：高梦旦、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周诒春、李四光、翁文灏、姜蒋佐。”(引自《胡适日记全编》杂抄之九)，胡适笔下的“姜蒋佐”就是“姜立夫”。

　　姜立夫的高风亮节体现于谦让不争，奖掖后进。筹备中央研究院数学所之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就力请姜立夫为数学所所长，他致姜立夫的信中写道：“此学为一切科学之本，本院成立15年，尚于此无所尽力，以难得其人故也。全蒙先生不弃，实本院之荣幸，欣喜无极。将来此所成立，自非先生主持无以成丰长之进步，此节请万勿谦抑，今即作为定论也。”据“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纪录”(1941年3月13-15日)载：“本院增设数学研究所，请姜立夫先生任所长。”

姜立夫（右二）与陈省身（左一）等人合影

　　在傅斯年的再三要求下，姜立夫答应任筹备处主任，但是他申明：“至于筹备处主任一节，则系临时性质，既承雅命，义不容辞，自当竭蹶从事，勉襄盛举”，至于“所长之职，于立(按：姜立夫自称)实不相宜”。他还恳切地说明了理由：自己身体不好，难以专心学术，且不谙行政，又为南开大学所倚重，不忍贸然离去。1947年，数学所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姜立夫，要他回国就任数学所所长一职，但是姜立夫回信坚辞，并推荐自己的学生陈省身任所长。“请任命陈省身先生为第一任所长。忆立受命之始，早经声明不为所长。代理主任陈省身志趣纯洁，干练有为，与全院新旧同人相处融洽，其学业成就尤为超卓，所发表之论文能以少许胜人多许，所研究之问题极为重要，所得之结果饶有价值，不但美国数学家一致推重，所见欧陆当世大师亦复交口称许。本院数学所长之选，宜推省身第一。况研究所初告成立，需要创造之精神，需要推动之力量，是皆立之所短，而为省身所长，故请毅然加以任命，以利所务之进行。”朱家骅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姜立夫任所长，由陈省身为代理所长。他在复函(1947年3月6日)称：“所长一席，非兄莫属，万祈切勿谦让。成立时决发表先生为所长，并同时发表陈省身先生为代理所长，在台端未返国以前，即由彼代理。”最后，姜立夫只好接受这种安排。他不争名利，不计个人得失，让贤陈省身，成为学界一段佳话。

　　姜立夫还是一位胸怀坦荡，正直无私，没有任何门户之见的学者。从1941年3月数学研究所筹备处成立至1943年，他以兼容并包的雅量先后聘请陈建功、苏步青、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李华宗等人为研究员，这些人员留日、留美、留德、留法、留英等国，背景复杂，但是姜立夫唯才是举，集数学精英于一堂。

　　20年代末，苏步青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用英文名发表了几篇论文，引起姜立夫的注意，他向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推荐苏步青，其时他们二人并不认识，后来才知道苏步青是平阳老乡。当时姜立夫已收到浙江大学聘书，得知苏步青也去浙江大学任职，他就放弃去浙江大学任教的计划。后来两人相遇，苏步青知道了其中原委，深为感动。苏步青曾经这样评价姜立夫：“中国现代数学史不仅要写那些在研究上取得出色成绩的人，更要写为了数学事业的发展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教学、组织等基本建设上作出贡献，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姜立夫先生虽然写论文少一些，但他对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功劳重大，影响至深，没有他，中国数学面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这是公允的评价。

　　为使中国数学能与国际交流，姜立夫想方设法支持青年学者出国进修或访问，正是他的努力促成华罗庚出访苏联、美国。1944年华罗庚计划赴苏联考察，但时局艰难，经费无着。为此，姜立夫多次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希望给华罗庚出洋的机会，他在信中称赞：“华君天才卓越，成绩斐然”，“近年由堆垒数论，一转而入自守函数，再转而入方阵几何，湛思积悟，创获更多，无如战时交通梗阻，国内工具缺乏，深以闭门造车、事倍功半为苦。……鄙意拟请先生特别设法，派遣华君赴苏考察一年，庶使华君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本处筹备设施亦得多所取法。是华君个人之幸，亦即国家学术之幸”。后来因苏联方面的原因，姜立夫又转而推荐华罗庚改派赴美。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华罗庚最终于1946年先后赴苏、美作访问学者。

八、情系大陆

　　抗战胜利后，内战硝烟又起，在国共两党斗争中，国民党军队一败再败。1948年，蒋介石预感政权不保，为了做好退路，他决定先把一部分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带到台湾。 中央研究院决定迁台湾，因运输工具和经费的困难，结果只能将历史语言和数学两所的人员、古物、图书、设备等运到台湾。作为数学所所长的姜立夫负责将图书装箱运出，把全家也搬迁到台湾。当时兵荒马乱，到台之后没有适当房屋，古物和图书无处存放，只能在杨梅乡租得铁路仓库两座，才存放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图书，而数学研究所暂时安顿在台湾大学的一间教室内，整个研究工作已经停顿下来。1949年夏天，学生江泽涵回国途经香港，顺便到台湾看望姜立夫，见他偷偷地收听大陆电台，便知姜立夫身在台湾，心系大陆，便劝说老师回大陆。此后，姜立夫又收到留在大陆的学生吴大任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吴大任恳切希望恩师回到大陆，为新生的政权服务。信后还附着一幅吴大任儿子的图画，画面是一艘轮船上有姜的两个孩子，吴的两个儿子在招手，欢迎他们靠岸。 姜立夫从台北回到大陆广州，还离不开陈序经的努力。姜立夫是陈序经南开大学同事，此外，陈序经又与姜立夫的姐夫黄志新是老友。陈序经在新加坡中华书局买书时认识黄志新，其时黄在该书局任职员。抗战时期，黄志新任重庆新华银行总经理，曾给予陈序经很大的帮助。陈序经与黄志新的这一层关系，无疑加深了他与姜立夫的友谊。陈序经当时担任岭南大学校长，该校本是教会学校，在国内并不知名，数学系教授随国民党旧政权走了不少。陈序经想重振岭南大学，他首先想到原南开大学的同事——姜立夫。 姜立夫收到陈序经的邀请后，才下决心回归大陆，他便以汇报工作为名，骗过了国民党当局的眼睛，只身回到尚未解放的广州。途经香港时，陈序经已经在那里等候他。姜立夫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发电报，称患病滞留在广州，需要家人来照顾，于是姜的全家又从台湾回到广州。从此姜立夫就安心留在大陆，与他一起留在岭南大学任教的还有名满天下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姜立夫从台湾返回大陆，影响很大，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联名发来慰问电。五十年代初，国家筹建新的“数研所”，所长一职首先考虑姜立夫。当时姜立夫已经六十岁，他在1950年亲自赴京以年老力衰向郭沫若面辞。

陈寅恪(中)、陈序经(左)、姜立夫的合影

　　1948年8月姜立夫任岭南大学数学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筹建中的中山大学，姜立夫担任了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数学系筹备小组成员。在新的环境中，姜立夫努力工作，把中山大学建设成南中国的数学重镇。一直让中大老校长陈序经慰怀的是，他当年以每月381元最高薪水聘请的两位教授自始至终都留在中大，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另一位便是姜立夫。 姜立夫在中大着手建设基础工作，除了延聘名师外，他把数学图书资料建设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亲自选购图书杂志。他认为数学研究工作跟许多学科的研究不同，它的主要活动是思维与演绎，迫切需要直接从已往文献所记载的成果和方法中吸取营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突破性的创新工作。因此，数学研究人员对数学文献的依赖性远甚于其他学科。中山大学数学系资料室现有资料比较齐全，这当中倾注了姜立夫的大量心血。“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校的外文期刊被大量削减，数学系也不例外，姜立夫挺身坚持订阅美国《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他义正词严地说：“停订《数学评论》，就等于砍掉数学系！”在他的坚持下，这份杂志在中山大学数学系完整无缺保存下来。姜立夫教授的夫人胡芷华主持系的图书资料室工作，她精通业务，熟悉外语，工作认真负责，把图书资料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并培养了许多年轻的资料工作人员。

1955年姜立夫与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亲切握手

　　姜立夫一生致力于圆(球)素几何方阵理论的研究。1954年校庆30周年时，中山大学举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姜立夫充分准备，在校庆期间数学分组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圆形几何学的新面貌》的学术报告。晚年有病在身，他仍坚持给年轻助教、研究生、进修生上课并继续科学研究工作。姜立夫教授长期为十二指肠溃疡症所困扰，1956年又患心肌梗塞，曾在讲坛上昏倒，经抢救才缓和过来。学校和广东省委都很关心他，决定不再安排他的课堂教学任务。但他却在家里竖起黑板，给助教、研究生和进修生上课。“文革”期间，姜立夫蒙受迫害，“文革”结束后已心力衰竭，于1978年初病逝于广州。 纵观姜立夫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以一己之力，却能独木成林；他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精神，带动了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他以渊博的数学知识，教育出大批知名的弟子。他更以道德和人格的魅力，赢得学林尊敬。1955年，他去北京开会，周恩来总理同他握手，并说自己也是“南开”的学生。7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国专程拜会了姜立夫，不仅仅因其父杨武之与姜同为西南联大同事，其实在联大期间，他就喜欢听姜立夫上课，钦佩他高尚的人格。国际扬名的数学家陈省身毕生无法忘记恩师，他曾对姜立夫作了如下评价：“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国内知名畴人，多出其门。”多年之后，他又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说：“姜先生知识广博，见事清楚，律己严格，足为后学者的模范。”晚年陈省身回到南开大学，得知学校成立“姜立夫奖学金”，带头捐献美金一千元。1989年10月16日，南开大学建校70周年校庆日，也是姜立夫诞辰100周年，陈省身和姜淑雁女士捐献出由中央美术学院傅天仇教授设计的“姜立夫半身铜像”，安置于南开大学数学楼前，陈省身与诸位师生一道，深情缅怀这位“南开”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