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西昌史话——沧桑岁月建昌城

作者：张正宁

如果说中华文明像奔流不息的黄河长江。那么，我要说建昌古城是一条涓涓的小溪。别看她潺潺而过，不张扬，不喧嚣，她却有着极不寻常的阅历。她的故事很多，或惊心动魄，或曲折逶迤，或惋惜哀叹，或可歌可泣。她见证了千百年来西昌人或生、或死、或喜、或忧、或辉煌、或哀伤的全部历史。

西昌历史沿革回眸

◆ 古“邛都”时期

西昌在春秋战国时为“邛都国”地。据《史记》、《汉书》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邛都南山出铜”。设置郡县始于先秦，置一都尉，领十余县。

西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时，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都”，首开西南夷。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经灵关道来邛都考察，在《史记》中写下了《西南夷列传》的重要篇章。西汉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 “以邛都为越嶲郡”，领邛都、灵关道、台登、定笮、会无、笮秦、三绛、苏示、阑、卑水、大笮、青岭、姑复、潜街、遂久十五县，地跨金沙江两岸。《后汉书》载：“越嶲郡，十四城，户十三万一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西汉时越嶲郡所辖十五县中，邛都和苏示两县均在今西昌市境内。

尔后，历经东汉和蜀汉，邛都均为越嶲郡郡治。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南齐（479～502），西昌为越嶲獠郡。北周天和三年（568）改为严州，境内设置邛都、苏祁、可泉诸县。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改为西宁州，十八年（598）改为嶲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嶲州复置越嶲郡。

◆ 建昌府、路

唐武德元年（618）又复称嶲州。武德三年（620）置总管府，次年升为都督府。天宝元年（742）嶲州改称越嶲郡仍为都督府。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为南诏政权所统治，改嶲州为建昌府，继后为大理国段氏所辖。

元至元十二年（1275）大理国为蒙古所灭，元朝改建昌府为建昌路，以罗罗斯宣慰司总之。

明实行卫所制度，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建昌路为建昌府，又置建昌卫属四川行都指挥司。

◆ 西昌始名

清雍正六年（1728）裁卫置县，始称西昌，属宁远府。至此，西昌之名沿袭至今。

1939年西康省成立，称宁属。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西南军事行政长官公署”、“西康省政府”等行政机构。

1950年3月27日西昌解放，成立西昌专员公署，辖西昌、冕宁、会理、盐源等9县。

1978年西昌地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撤销西昌地区，州首府设西昌。

1980年，置西昌市（县级），辖西昌县城关镇、小庙、西郊、马道及喜德县四合乡等地。

1986年，撤销西昌县建制，所属各区、乡并入西昌市。

概说城垣的变迁

西昌境内迄今保存着十一座古城和古堡，时代最早者汉晋，最晚者明清。规模最大者为唐嶲州城，保存最完好者为明洪武建昌城。

邛海西北数公里的开阔坝子（即今西昌市区）是古城分布最密聚且时代又承先启后、相互联系的重要古城区域，迄今仍保存着汉至明清的古城三座。

◆ 汉邛都城

西昌市区以东三公里许的高枧乡中所村高枧汉晋古城遗址，当地人称此城为“孟获城”。

该城呈长方形，南北长373米，东西宽251米，城墙为泥土夯筑，四墙相合。除东城墙因近年修筑道路而局部受损坏外，余皆大致完好。城墙上尚存十余处城堞。城墙残高1.8～3.8米，厚5米。城内堆积着大量汉代砖、瓦、陶器残片等物、纹饰多系绳纹、弦纹和斜方格纹。考古调查表明，其时代应在东汉前后，极有可能为三国蜀汉大将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期间所筑。《华阳国志·蜀志》载：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时“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嶷始以郡郛宇颓，更筑小坞居之。延熙五年（242），乃还旧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

此城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唐嶲州城

唐初，在西昌设嶲州都督府。唐太宗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鼓励农耕，使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此时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嶲州城。

嶲州古城至今尚存于西昌市。城呈正方形，城墙为泥土夯筑，每边长1750米。残高1～3.5米，厚14.5米，总占地面积306万平方米。除南城墙因历年基本建设、扩街、修路所毁外，余皆清晰可见。

嶲州城内除残存着唐、宋、元各个历史时期遗物外，明代建昌城又重建在嶲州城的西北角上，其占地面积约为唐嶲州城的四分之一。

据文物调查，嶲州城内外尚存重要遗址数处。

唐窑遗址在东城墙以东数百米处。窑为马蹄形，所烧造的莲花纹瓦当跟中原洛阳隋唐宫城内出土的瓦当别无二致。窑内发现唐开元通宝，烧造的筒瓦、板瓦、瓦当等遗物。

◆ 明建昌城

据《西昌县志》载：“宁远府城，西昌县附郭，即建昌卫。明洪武中建土城，宜德二年（1427）砌以砖石。高三丈、周九里三分。门四、安定、建平、大通、宁远。”该城位于西昌市区西北部，建在唐嶲州城西北角上。北与北山相接，西临西河，东有东河，东南为开阔平坝，与邛海相距5公里。北墙和西墙完成重合在唐嶲州城墙上，其走向与唐嶲州城相同。东南角因遭历代东河水溢之灾，几经培修，至清代乾隆前后，其边角略成弧形。故有人把建昌城形容为一把展开的折扇。

据测，该城在明代时为正方形，四墙各为1200米，占地面积144万平方米，现存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该城以条石垫底再砌以青砖。城墙底部最厚处达20米，高11米。有四门，北为建平、南为大通、东为安定、西为宁远，且南北、东西相互对称。今除宁远门早年被毁外，其余三门尚存。城门年款为：“洪武贰拾年四月吉旦立。”城墙上的纪年砖有万历、大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

建昌城的引水工程以引东西河水入城为主，掘井取水为辅，构成溪水长流、星罗棋布的引水系统。河水入城主要由城西北角“白塔寺”、城东北角“研经书院”和城东南的涌泉街“过水庵”三处引水入城。今市二中（研经书院旧址）尚存明代“水仓”遗址。城内有明清古井数百眼，居民凡有水井者，官府统一在其门上绘制“井”图样，以利火患取水。公用井中最著名的有北街明代“梅花井”、涌泉街明代“豆芽井”、石塔街的 “大水井”、仓街“胡家井”等，这些古井建造讲究，水源充足，水质优良，数百年不衰，一直沿用至今。西昌城区排水系统亦是渠渎纵横，依地势自北向南形成网络状的排水系统，主道有大水沟、苏家坡沟、道沟等。

九街十八巷

街道是一座城池的重要载体，没有街便无城。建昌城的街巷涉及建昌地区六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风俗各个方面，街道的历史便是城池的历史。

建昌城的街巷迄今仍保持着明代布局。即以钟鼓楼（俗称四牌楼）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北称北街。其南为南街，西谓西街（亦称仓街），东号东街（亦称府街）。另，城南有顺城街，城西有石塔街、十字街、三衙街，城东南有涌泉街。此外，各街之间又有28条小巷相通连，使各街巷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格局。这些街巷或喧嚣、或寂静、或弯曲，或笔直、或幽深、或畅达。民居依次栉比而立。院落虽比不上京城王府的气派和豪华，但也有它自身的特点。小瓦青青土坯墙，出檐双挑白灰浆，一方天井映日月，奇花异草满院香。

据考，明代四川行都司署、清代建昌镇兵衙门署横卧北街，明代文庙、考棚、建昌卫署建在顺城街，泸峰书院建在仓街，清代宁远府署建在府街，建昌古白塔立在石塔街，清代左营守备署则隐藏在左营巷内。

明清暑衙今安在

在明代，建昌城的署衙主要有“四川行都司署”（北街都司堂巷）、“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署”（顺城街今老县委），以及“储粮道署”、“兵备道署”（北街今彝文学校）、“安察司署”少数几个署衙。到了清代，军政机关重叠臃肿，名目繁多，故而署衙也很纷繁复杂。据《邛嶲野录》统计，建昌城内计有“建昌道署”、“提督学院行署”、“宁远府知府署”、“厂税同知署”、“通判署”、“经历司署”、“儒学教授署”、“建昌总兵署”、“中军中营游击署”、“中军守备署”、“左营游击署”、“右营都司署”、“铜局署”、“西昌县知县署”、“河东长官司署”、“典史署”、“儒学教育署”、“训导署”，以及千总、把总等若干署衙。鉴于篇幅所限，今仅分述宁远府知府署、西昌县知县署和河东长官司署。

◆ 宁远府知府署

宁远府知府署坐落在建昌城府街。据民国《西昌县志》载，府署是一座阁楼庭院式建筑群。头门向南而开，照壁雄奇，月台高敞，东楼峙立东西，其后是箭道、铜政房、东西厢房。东厢为吏、户、礼三房，西厢为兵、刑、工三房，进而为官厅，厅之后为茶房，茶房之后为花厅，花厅为屋三楹，面南，与戏台相对。花厅之后为幕府，沿厅东行，曲折入东园，园周七十丈，四面环阑，阑外植小竹芭蕉，题名曰“旧雨轩”。轩后一湾池水，谓之曰“东花池”，池中可荡小艇，趣颇纾徐，知府许培身题名曰“自在香舫”。舫之东，茅亭翼然，四顾竹参差，树交错，而亭址高，南可俯瞰建昌城街衢，并遥眺西南诸峰，林壑历历。

宁远府知府署是当时建昌地区级别最高的官署。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建昌卫设宁远府，首任知府杜士秀。宁远府管辖一州、四县、二厅和十一个土司。一州即会理州，四县即西昌县、冕宁县、盐源县和昭觉县，二厅即越嶲厅、盐边厅。十一个土司即威龙长官司、普济长官司、昌州长官司、木里安抚司、邛部长官司、河东长官司等。

2015年，西昌市文管所在开展建昌城古建筑调查时，意外发现府署的官厅尚存，值得庆幸。官厅为抬梁式木结构建筑，面阔8间，进深3间，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选料用材大度而考究，朴素庄重，具有明代建筑的特征。

西昌县知县署：西昌县知县署坐落在上顺城街（今老县委）。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施行“改土归流”，拆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为西昌县，将建昌卫署改为西昌县知县署。

县署坐北向南，由“大堂”、“后堂”、“花厅”、“签押房”、“幕厅”、“六房”、“三班”、“监狱”以及大门、仪门、宅门等建置组成。大门在最前面，所以又叫“头门”或“正门”。大门上悬有一匾，上书“宁远府西昌县”六个大字。大门前方有一照壁，八字大门两侧张贴榜文或者告示。

进入大门，可看到第二道门，即二门，又叫仪门。仪门北侧有一条通向大堂的甬道。在甬道中间立有一碑，名曰“戒石碑”，碑上刻铭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属易虐，上天难欺”。

甬道的东西两旁，则是书吏办公的六房所在。六房即指吏、户、礼、兵、刑六类，是县署的职能部门。

大堂的东西两旁是为“幕厅”，是知县办公的地方，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阁，中间置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即是公案。暖阁上方挂一块横匾，上书“持公守正”三字。正堂之左置有大鼓一面，知县升座时鸣鼓。

大堂之后为二堂，即后堂，“二堂”在宅门之内，其格局与大堂相似，但功能不同，知县在大堂升案时必须穿戴朝服，二堂则可穿便服，诉讼户、婚、田、士之类的民事。

二堂之后为花厅。花厅内有一套间，称“签押房”。知县在此批阅判定一应公事。

在大堂与二堂之间，还有一“川堂”。“川堂”也叫“穿堂”。川堂不是办事之所，而是为官员从内衙去大堂时穿行或休整之所，也是幕友、人役坐立伺应的地方。

◆ 河东长官司署

河东长官司署在河东街下土司巷内。“河东长官司”是元代以来凉山地区实行土司制后所建的最大土署。元名罗罗斯宣慰司，明称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清代称河东长官司。由于其土职主要都由安氏世袭，故民间又多称其“安土司”，彝语称“利利土司”。

据载：安氏祖籍云南，先祖安普卜原系大理土官。元至元十一年（1274）因奉命随军到凉山征剿有功，留守西昌，次年罗罗斯宣慰司成立，“即以安普卜后裔安定世其职”。元亡明兴，安普卜之孙安配又被明朝廷授予“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之职，且子孙世袭。时属有四十八马站、八种民族，辖地“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今云南昭通），西讫盐井（今盐源县），延袤千里”。势力之大，居我国西南土官之首。清代以还，清廷授予安氏子孙“河西抚夷司”和“河东长官司”之职。

现存河东长司衙门，虽大门、二门、厢房已改建为民房，然正厅幸存。面阔三间，总宽8.05米，进深8米，屋高4.4米，建筑面积为93.6平方米，正厅坐北向南，木结构穿斗土坯墙板瓦房，具有民族风格。

书院琅琅读书声

西昌自清乾隆十八年（1753）由宁远知府安洪德创办泸峰书院起，截至清末，建昌城建有“泸峰”、“研经”书院两座。

泸峰书院：现凉山州歌舞团所在地。乾隆十八年（1753）宁远知府安洪德与地方士绅倡议捐资修建。乾隆三十三年（1768）宁远知府以“泸峰书院”其名不古为由，遂将其改为“蛙山书院”（《水经注》中称泸山为蛙山，故而得名）。院址依旧，嘉庆七年（1802）宁远知府邓璜扩充书院的规模。嘉庆十三年（1808）西昌知县周启瑶又一次扩大书院规模。道光末年，知府牛树梅再次扩大了书院的规模。至此，泸峰书院发展到顶峰。光绪末年，清廷改革教育，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告关闭。次年，改办“高等小学堂”。

研经书院：现为西昌市第二中学校址。清光绪甲午年（1894）西昌知县胡薇元认为县属泸峰书院狭小，无法容纳更多学生，请求创办宁远府属书院。唐冕周等士绅慷慨捐资，并在城的东北择地另建书院，该院楼房宽敞，环境优美。

研经书院是宁远府惟一一所面向全府招生的府属官办书院。

据考，杨鼎才、熊小山、吴大光、刘景松、颜汝玉等举人、贡生曾先后担任过泸峰书院、研经书院山长（院长）。

建昌古白塔之谜

建昌城著名的古迹之一“建昌古白塔”，耸立在建昌古城西北角的最高处，俯览着月城的山山水水，历尽沧桑，度过了它千余个极不平凡的春秋。七级楼阁的墙体上伤痕累累，枯草丛生，古塔显得苍老和体弱。古白塔创建于何时，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首要问题。据明万历年间立于塔前的《白塔寺碑记》记载：白塔寺系“唐宣宗朝，景庄王同母段氏建”，距今约一千一百年。

景庄王是唐朝时南诏国第七代国王，名世隆，建都大理。公元829至874年之间，南诏为了维持其没落的奴隶制统治，多次出兵西昌，发起大规模的掳掠性战争，并以西昌为据点，把战争推向成都附近。南诏先后在成都、西昌等地掳掠数十万人和无数财物。据文献记载，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成都以南，西昌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可见战争之残酷。唐懿宗时，公元860年，南诏打败唐朝守军，最终完全占领了西昌。南诏是个十分奉行佛教的国度，统治区域到达哪里便把佛教推行到哪里。景庄王在段氏皇后的倡议下，兴师动众，大兴土木，在建昌城中的最高处（今凉山军分区），创建了规模宏大的佛寺——景净寺。同时废唐朝在西昌建制嶲州，改立建昌府。因寺中佛塔通体白色，所以人们又称它“建昌白塔”，称景净寺为白塔寺。

掳掠性战争并未使南诏富强。相反，“国耗虚，屡丧众”。各民族怨声载道，奴隶制统治更加衰落。景庄王终于乾符三年（877年）二月忧愤死于自己创建的白塔寺中，他亲手创建的佛寺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其子降舜继位，痛感其父之不仁，在庄严的白塔下立下誓言，决然改弦更张，与唐朝修好，接着又派使者向唐朝皇帝求亲。广明元年（880年），唐僖宗终于将宗室女安化公子许以隆舜为妻，下嫁大理，百余年的战乱就此结束，西南又恢复了安宁。当时西南各族群众称赞说：“我主和亲息战，不动干戈，民得安宁，其德大矣！”凉山、云南各地纷纷建“土主庙”，（西昌的土主庙在高枧乡），供奏隆舜和安化公主塑像，寄托和平、团结的心愿，颂扬隆舜和安化公主的美德。建昌古白塔就是这番政权之间、民族之间和平与战争、友好与仇视的见证。

铁马金戈话建昌

建昌古城建在邛海以北的缓坡地带，北高南低，北依北山，南向邛海，依山傍水。按风水学理解，山为阴，水为阳，北为阴，南为阳，此亦向阳也。再则两条河水绕城而过，西有宁远河（俗称西河），东流怀远河（俗称南门河）。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建昌古城易守难攻，不言而喻。

◆ 月鲁帖木儿叛乱

洪武二十年（1387年），泥土夯筑的建昌城落成不久，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昌地区便爆发了武装叛乱，亦月鲁帖木儿叛乱。据《明史·四川土司传》载：“洪武二十五年，月鲁帖木儿反，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今盐源）、邛部（今越西）、并西番（今冕宁）土军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掠屯牛，烧营屋，劫军粮，率众攻建昌城。”

叛军烧杀抢掠，气焰嚣张，使用云梯、弓箭、长矛大刀，反复攻打建昌城。

月鲁帖木儿系元朝旧臣，任“平章”之职。他的官位和职权为“从一品，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不无由之。”朱元璋推翻元朝称帝后，老谋深算的月鲁帖木儿不露声色地从云南潜入建昌，收买拉拔各地土司土目，招兵买马，聚蓄力量，妄图与新建立的明王朝抗衡到底。月鲁帖木儿为何种民族，文献史料上没有记载，但从姓名的的特点和习惯上看，极有可能是蒙古人。

叛乱爆发后，朱元璋迅速从甘肃急调大将军蓝玉赴昌平叛。在这次平叛过程中，建昌卫指挥使安的旗帜鲜明地站在明王朝一边，配合蓝玉，奋力抗击叛匪，保卫建昌城。《西昌县志·民寇志》载：“月鲁帖木儿反……率众攻城，指挥使安的，以所部兵出战，败之，斩八十余级，擒其党十余人。贼退屯阿宜河（今安宁河），转苏州（今冕宁）。指挥佥事鲁毅率精骑击之。贼众大集，毅复入城拒守，贼回城，毅乘间遣壮士王早突入贼营，砍贼惊循。”由此可见战争的惊险和曲折。安的不仅保卫了建昌城，而且积极配合蓝玉，在今凉山和攀枝花地区各隘口山川与叛匪殊死拼杀，最终在盐源擒获月鲁帖木儿。蓝玉奉旨将月鲁帖木儿押送南京处死。建昌城的防御经受了战争洗礼，固若金汤。

◆ 四川行都司·建昌五卫

月鲁帖木儿叛乱震惊朝野，引起了朱元璋对建昌地区防御问题的重视，在蓝玉、徐达等重臣的力挺下，朱元璋决议从建制上强化对这一区域的控制管理，首先在建昌城设立“四川行都司指挥使”、四川行都司直接听命于中央王朝，“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而听于兵部”（《明史·四川土司传》。建昌城北街东侧都司堂巷即四川行都司所在地。四川行都司与同时设立的湖广行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和福建行都司掌管全国军事政治大权，可见权力之大，名声之显赫。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四川行都司下设五卫，即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卫署在建昌城顺城街）、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今冕宁城关）、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今盐源卫城）、越西卫军民指挥使司（今越西城关）、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今会理城关）。卫以下设千户所，所以下设百户。卫、所的长官都是长期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下级军官，他们既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又对明王朝忠心耿耿。这些军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来到建昌地区，一边屯垦，一边带兵打伏，驻守一方，在建昌地区繁衍后代，成为建昌地区汉族人口的组成部分。严密的军事政治体制，保障了建昌城长治久安，从洪武二十八年至崇祯年间，建昌地区基本未发生大的动乱，建昌城安然无恙。

清顺治至康熙年，因袭明制。雍正六年（1728）改建昌卫为宁远府。在军事建制止也有大的变化，撤销四川行都司改设建昌镇总兵，总兵衙门建在北街（今四川彝文学校），民国《西昌县志·武备志》载：“总兵衙门，清雍正六年建，倚城北，颇雄胜，中有梅花井，最甘冽。”建昌镇总兵共设十三军营，号称“建昌十三营”。其中左营、后营、中营驻建昌城内，共有马战骑兵1995名。故建昌城内有左营巷、后营巷、中营巷街巷名。每营设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职，各营编制五百至一千人不等。

◆ 刘文秀踞守建昌城抗击清军

明末清初，全国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全国各地战乱频繁。随后李自成攻取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朝，清军入关，顺治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不愿就此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朝余部和农民起义军，拥立明室后裔朱由榔为帝，史称“南明小朝廷”。

南明永历六年（1655年，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受张献忠建议，派抚南将军刘文秀出击四川，攻占建昌城。刘文秀将建昌城作为据占，抗击清军。他调用了万余精兵驻扎建昌城，在这里，他杀贪官，修城池，接济贫民，维系着明朝建制，在建昌的百姓中树立起了威望，基本稳定了对建昌城的统治，同时也为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准备了安定的后方环境和粮草来源，建昌城成了川西南的抗清基地。近年来，我们在建昌城的南城墙的东城墙上发现不少“大顺”纪年砖（大顺即张献忠大西政权年号）印证了这一史料的真实性。

刘文秀攻占建昌城数月后，率部北攻保宁，惨遭失败，清军最终攻破了建昌城。

◆ 张耀堂起义攻打建昌城

1911年，地处川西南山区的西昌，在全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一场由四川保路同志会西昌分会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即是1911年9月初六震惊全川的张耀堂起义。据民国《西昌县志》载：“宣统三年辛亥，保路起事，有王西平、刘次平、朱用平，县人称三平先生，倡首组织（保路同志会）西昌分会，通电响应，反对川路国有政策。三平默察革命消息行将逼近，而府县压制甚烈，都人士持论激烈者，章令深忌之。（“三平”）觉革命不容再缓，欲择团绅有实力者，密谋起义，而未得其人也。会有黄联坡总团张耀堂者，从武生办团，训练团丁，令出必行，公正果决，民团悦服。于是三平先生往说之，责以革命大义。九月初六，（耀堂）遂集团众，以捆送夷匪为名，率众入，轰入县署，杀章令，取其头”，“在城内与守军巷战相持，知府王典章（字幼农）出面骗张耀堂领兵出城”，“耀堂退至泸山，三平先生急往刘公祠见耀堂。责其出城太易，且勉以革命事业，当继续进行，以图大事。耀堂乃令扎梯攻城。而府镇已调兵团，登陴固守，枪炮并发，攻城之团丁，死伤甚重，遂退败，……是役时，法教士捐银一千两助十团防城，总镇董南斌，大集兵团土练数千人，围攻耀堂大破之，死亡枕藉。耀堂退还里闾，匿山洞中（黄联土林），为官军搜出，凌迟之”（活剐）。

张耀堂九月初六起义，是以伪装“捆送夷匪”为名，骗取了官府的信任，从而趁机轰入县署杀了县令章庆。在顺城街、南街、涌泉街与官军展开搏杀，尔后又受知府王典章的巧言欺骗，退出了建昌城。当他再次率众攻城时，情况大变，守城官军数千人，以城垛为掩体，枪炮并发，致使起义军死亡枕籍，横尸遍野。虽张耀堂令其团丁扎云梯奋勇攻城，但久攻不下，死伤惨重。通过这次围绕建昌城的攻与防的战斗，向我们透露了建昌城历经五百多年后，仍然坚固和完好的事实。张耀堂起义的失败令后人惋惜和称道。

◆ “九·一九”建昌城保卫战

1950年3月27日，西昌宣告解放。然而，刚刚获得新生的西昌并不太平。国民党反动派趁共产党立足未稳，人民政权正在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之机，勾结当地地主恶霸、袍哥、惯匪，收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残余败将，在五、六月间发动了大规模的土匪暴动。从西昌到会理，从冕宁到盐源，从安宁河沿岸到金沙江边处处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匪徒成群结队，破坏交通，抢劫纵火，杀害干部群众，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拉开了帷幕。

9月19日，建昌城的天空乌云滚滚，泸山被笼罩在云雾之中，南门河洪水滔滔，愤怒地卷起一根根枯木和野草向南奔腾而去。清晨8时许，匪徒们包围了建昌城。胡宗南、贺国光一手扶持组建的反共救国军潜忠团和潜孝团一万多人在匪首张汉壁、赵万铣的指挥下，从北山、姜坡、北门、东门、南门、新西门、小南门发起攻击，建昌城十万火急。

建昌城城门紧闭，戒备森严，西昌军管会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临战动员会。解放军184师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亲自到会作临战动员。林师长说，土匪暴动是解放战争的发展规律，不足为奇，我们要以一当十，百以当千的气概，坚决消灭土匪，誓死保卫建昌城。

林师长为什么要说出此番话呢？原来，此时此刻的建昌城没有多少作战部队，551团在越西、冕宁、552团去了盐源、盐边，作战部队只552团的一个机枪连和师部直属特务连两个连队。建昌城实际上是一座无兵可用的空城，要打退上万的围城土匪谈何容易。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军管会把机关干部、公安干警组织起来，加入到保卫建昌城的战斗行列，统一由林师长指挥。

小南门（即大巷口上段）没有城墙，是建昌城敞开的一道缺口，是防御最薄弱的一个地段。出生在仓街的匪首张汉壁对此情况了如指掌，他精心策划，使用最亡命的潜忠团围攻小南门。守卫小南门的解放军是机枪连的一个排。

夜幕降临，几千名匪徒在机关枪、手榴弹的掩护下疯狂地向小南门发起冲锋，子弹在夜空里呼啸，手榴弹在敌我双方的阵地上开花。古老的小南门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攻防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战斗一直进行到深夜。这时林师长出现在小南门，他鼓励大家，坚决守住建昌城，绝不让匪徒前进一步，551团正在从冕宁、越西赶来增援我们。话音刚落，土匪的又一次进攻开始了。匪徒们高喊：“把共军赶出西昌，白长官（白崇禧）已打到金沙江边了，为死去的弟兄报仇，给我冲啊！”林师长怒火满堂，这个跟随陈庚、薄一波出生入死，参加过上党战役、太原战役，屡建奇功的年轻军官，端起一挺轻机枪猛烈地向敌人扫射。顿时，阵地前沿横尸遍地，很快就把匪徒们的气焰打了下去。此后，匪徒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攻击。

小南门没有被攻破，北门、东门、新西门和南门也固若金汤，建昌城保卫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9月20日夜，551团星夜兼程，从冕宁、越西赶到西昌，按照林师长的部署，埋伏在城外北山的树林里。天刚蒙蒙亮，林师长一声令下，城内城外一齐出击，给敌人来了个反包围，经过一天的围歼，围城的土匪俘的俘，死的死，建昌城保卫战取得完全胜利。

地震洪灾毁城池

建昌城的灾异主要为地震和洪水。

◆ 地震

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昌城构筑之日起至清末光绪年止，建昌城共计发生强烈地震三次。

第一次强震发生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二月二十八日。据嘉靖《四川总志》卷16《巡抚都史潘监亟处重大灾患疏》载：“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据四川行都司佥事曹元呈称：本月二月二十八日丑时，建昌地震，声吼如雷数阵，本都司并建，前二卫大小衙门、官厅、宅舍、监房、仓库、内外军民舍、墙垣、门壁、城楼垛口、城门，俱各倒塌堵塞……”

另据在石塔街53号发现的《重修东岳神祠记》碑刻记载：“建昌卫之城西有东岳祠者，我皇明开设四川行都司时，已建有此，迄今百八十余年，四时血祭不废。……期嘉靖拾五年贰月二十八日，非常灾异，地震将城垣、寺观倒塌，本庙棬蓬神……皆倾圯，风雨飘零。”

又在城东千佛寺发现的《重修碑记》中也有相同记载：“……城东北隅有千佛寺者……自康熙辛未经始，至癸酉而落成……经今六十余载，值壬子（嘉靖十五年）地震，又兼风雨淋漓，非特殿宇有坍塌，城垣倾圯，而佛像亦在摧残零落中……乾隆壬申春初重修……”。

以上记载虽未发现居民受灾严重程度的叙述，但“城垣倾圯”、“殿宇坍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推测，此次地震的破坏程度是相当严重的，震级应为7.5级。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清雍十年（1732年）正月初三。此次地震据《四川通志》、《宁远府志》等史料记载，震中虽在会理、德昌、河西（今佑君镇）、迷易（今米易）一带，但对建昌城也有一定影响，但破坏性不大。未见城垣倾圯的记载。

第三次地震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初七日。有关这次地震的文献与碑刻十分丰富。主震时人均闻“地震有声，吼如雷鸣”、“霎时地动山崩，人感摇筛荡”、“在生者骇得三魂查杳入地，七魄悠悠上天”。时任四川总督徐泽醇奏折称：“城内外各乡场，除外来客民被压身死者不计其外，共计灾户二万七千八百八十八家，灾民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名口，倒塌居民房屋草房二万六千一百六间，压毙男妇二万六百五十二名口”。又据民国《西昌县志》载：“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日县属大地震，县城内外暨今东海镇（今川兴、高枧）一带地方被震最惨，邛海水溢，山崚崩溃，海河壅塞，沿岸户田湮没者，弥望皆是。”“西昌县城垣倒坍二百余丈”。“西、南、北三门城楼概行倒坍”，建昌白塔及大部分庙宇倒塌。

时任宁远知府的牛树梅也难逃此灾，被压在废墟之中，幸获救，但幼子丧命，扶杖视察灾情，写下了“西昌地震纪变”诗。诗云：

“劫灰何年迹，荒幽传异说；

何期建昌城，灾变竟奇绝；

坤维夜半走奔雷，山岳震盪海波颓；

床榻如舞人如簸，万家栋宇枯叶摧。

维时苦雨天幽窅，呼救人多救人少；

迟明一望满城平，欲辨街衢谁能晓；

我亦被救仅获生，试院未知署内情；

……

到处瞿瞿不可视，家人相见痛不已；

嵯岈横互堆如山，中有仆役一半死。”

此诗对此次地震作了最具体、最生动、最真实的描写。

◆ 洪水

建昌城遭遇洪水之灾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道光十年（1830年），东河发洪水冲毁城墙二拾七丈。当年，宁远知府翟凤翱，以及西昌县知县书纶对其作了补修，并捐修了护城石堤。

第二次是光绪十一年（1891年）五月二十九日，东河爆发了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这次特大洪水冲毁城墙数十丈，西街、顺城街、大巷口、打铁巷、姚家巷、臭水桥、湛家巷、白衣巷、大石板、段家街、通海巷、洗鱼沟、魁星楼、半边街、灯杆坝及张家屯、吴家屯、祁家屯数十条街巷化为一片沧海。惠珉宫、五显庙、禹王宫、福国寺等庙宇荡然无存，田禾淤尽，倒流入海，淹良田二千余顷。亲自目睹了这场特大洪水的恩科贡生倪星朗为此写了一篇纪实性诗文《建城水难记》，将其惨状真实具体地记录下来。文中写道：“但见演武厅前东南隅，满地残躯黑欲朽；几人父携儿，几人女抱母，几人总角童，几人白发叟。茫茫何处是乡村，隐约倾楼依赤柳。”可见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

2015年，西昌市在修复城墙施工时，在大通门外，地表下3米处发现大量清代钱币，计187.6斤，约3万余枚。钱币上铸有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纪年。据文物部门鉴定，确认应是光绪十一年发洪水时，某商号、钱庄被洪水淹埋沉没之物。

庙宇见证移民潮

在封建社会，一个地方庙宇的多寡象征着这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建昌城自明初至清中后期，经历了平息月鲁帖木儿叛乱、张献忠部攻陷建昌城，以及明清两次特大地震后，人口骤减。至清康熙年，整个建昌城人口不足五千人。于是在明清两朝政府的组织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大移民运动。这次运动从明洪武年开始，直至清中后期，史称“湖广填四川”。于是，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的汉人及回回人陆续迁来建昌城。这些不同祖籍的移民落地生根富裕后，便在建昌城建自己的家庙。江苏、安徽人建五显庙，福建、广东人建南华宫（又称天上宫），湖北、湖南人建禹王宫，江西人建萧公祠，陕西人建关帝庙，贵州人建黑神庙，成都人建川主庙，甘肃迁来的回回人则建清真寺。这些移民供奉自己祖籍的神祗（回回人除外）。此种现象并不完全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移民对他们祖居地的一种记忆，一种对故土不能忘怀的情结，也是移民借以维系乡愁的一种方式。《西昌县志》说得清楚：“（移民们）原夫间关万里，邑聚一方，或动祀典之思，或兴桑榆之念。”此外，从四面八方迁来的汉族移民大都奉信佛教或者道教。故而，建昌城内还建有不少佛寺和道观。经调查和借助文献查明，明、清两代建昌城内共计建有各类庙宇达400多座，小小建昌城庙宇栉比，庙会不断，涌动着一种宗教氛围浓烈的乡土文化。其中久负胜名的有白塔寺（今凉山军分区）、发蒙寺（今市政府）、千佛寺、西盛寺（今市财政局）、东林寺（犹存）、涌泉寺、三清观（老武装部）、真武观、玉皇殿、关帝庙（大水井西侧）、玉皇宫、仓圣宫、东岳庙、南华宫、天上宫（今市二小）、禹王宫、九皇宫、倒座庙、福国寺、相国寺等。当然上述庙宇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基本建设等诸多因素大都被毁，但人们记忆犹新，值得回味。所幸东林寺及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城寺）尚存，值得一述。

◆ 东林寺

东林寺坐落在城东后营巷东侧，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平方米。大殿为重檐歇山式大屋顶建筑，山门向西，《东林寺碑记》云：“东林寺又名东庵，创自明代。泱泱五百余载矣。相传明正德年白塔寺重塑大佛像，忽一日彩云涌动，霞光万道，西方佛祖飘然而至，佛像如愿落成，故名飞来佛。为颂扬佛祖慈悲，邑人遂在城中东西南北各建一佛寺。城北建北庵，城南建涌泉寺，城西建西盛寺，城东建东林寺。每年仲春，各寺皆举办盛大佛会，以迎佛祖飞来，此即东林寺之来历。道光地震……东林寺毁于一旦。……光绪十五年住持广悟率其徒崇桂灌园锄菜，募众与工，培修大殿回廊，庄严佛像……东林寺遂以繁昌焉。光绪二十八年社会动荡，东林寺又遭匪军践踏，庵院捣毁，佛像破败，蒿草丛生，满目凄凉，广悟虽逾古稀，仍励精图治，修缮禅院，使之香火不绝。……巳卯冬重建大雄展，供奏玉佛像三尊，巍巍宝殿，重檐斗角，雕梁画栋，信众无不欣然。……”

碑记概述了东林寺的阅历及风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如今，东林寺成为建昌城一处红尘闹市清净地，值得欣慰。

◆ 吉羊巷清真寺

吉羊巷在建昌城东侧。吉羊巷是一条静谧幽深的小巷。一条清清的小溪沿着小巷向南而流，小溪旁便是吉羊巷清真寺了。清真寺的八字形大门向东而开，大门迎面照壁上“清静真境”四个大字格外醒目。这里没有嘈杂和喧嚣，一切都显得清静和肃穆。推门而进，花草幽香，古柏参天，这是一个考究的古寺院落。院落两廊的抱厅壁上镶嵌着历代的碑刻，以及诗词书画，布置得古朴端庄。正殿的上方悬挂着光绪年间的匾额，上书“克己复礼”四个大字。回族不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民族，因而大殿内没有像汉族、藏族那样的神像。正中墙壁上镶嵌的是伊斯兰教古兰经木刻碑。透过迷漫在清真寺中的自然幽香气息，徜徉在寺中的碑刻经卷之中，可以想象到西昌回族先民从西北的大漠绿洲跟随成吉思汗横扫中原，推翻宋王朝的强悍与英武；可以嗅到回人官兵镇守西南、平息动乱的战争硝烟；可以感受到古代回民躬耕稼穑，行商坐贾，诚实守信，勤劳善良的高尚情怀。

在元代，西域一些回族人被蒙古人召来参加夺取宋王朝统一全国的征战。西南的大理国被剿灭后，许多回族将领便留在四川、云南担任军政要职。赛典赤就是其中的代表。西昌的沙姓回族，相传系赛典赤的后裔。

明洪武二十五年，大将军蓝玉奉命率部赴建昌平息叛乱。其麾下就有不少回族官兵。平叛得胜后，镇守建昌城。

细细品读吉羊巷清真寺的碑刻，方知该寺原址在城西老西门，是元朝泰定年间（1324至1328年）60余户回民集资兴建的，又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迁来吉羊巷的，寺内的木刻《古兰经》是清光绪年间马文源刻录的，共30卷，极为珍贵。

吉羊巷清真寺数百年来坚持每周星期五举行礼拜仪式，从不间断。1990年7月4日，古尔帮节。这天，巴基斯坦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观发射的三位穆斯林专家应邀到清真寺与西昌的回民群众共度佳节。

建昌城至今除吉羊巷清真寺外，尚有马水河街的西寺，以及河东街的东寺。

先贤、将军、艺术家

600年来，建昌古城虽然经历了战争的重创，地震、洪水的洗礼，仍然生生不息。

建昌人依然不屈不挠，与天奋斗，与地抗争，修复整理好破残的山河，掩埋好同胞的尸体，再踏上新的征程，克己复礼，尊师重教，抚育青年学子。明清以来，据《四川通志》、《宁远府志》、《邛嶲野录》等文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共计涌现出进士9名，举人38名，恩贡26名，拔贡20名，岁贡4名，优贡12名，封赠16名，贡生副榜14名。这批士子先后在全国各省为官，出任道台、知州、知府、知县、训导、教谕、通判等职，两人入翰林院，三人入国子监，一人入内阁中书。其中进士毛万铨，举人杨学述、马忠良，贡生杨衍、冯履晋、谌昌绪、杨鼎才、陈其谟、陶懋模、颜启华、刘文珍，拔贡张以存，优贡许国琮、颜启芳，恩贡周之让、倪星朗，画家周开鉴，倪文彬、马骀，书家张岳，泥塑家陈德山、杨海南等应是这批士子的娇娇者。

◆ 青官毛万铨

少时就读于泸峰书院。乾隆十年（1752年）乡试中举人；十九年（1754年）京城殿试中进士，被朝廷分派到汉阳（今武汉）任通判，继后又任湖广省松滋县（今湖北省松滋县）知县。他秉性耿直，作风简朴，为政清廉，对权贵从不阿谀奉承，对百姓却爱民如子。百姓如有冤屈，他总是雷厉风行，深入调查，秉公断案，从不收受钱财，因而深得一方百姓的拥戴，称他为“毛青天”。松滋县百姓将他的品行、作风编成歌谣来传唱：

我爱毛公廉，不取半文钱。

脂膏怜赤子，葡瓠养性天。

慕我毛公断，听颂早结案。

民无拖延苦，曲直皆立判。

◆ 诗人杨学述

建昌城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戊子科举人，授筠连县（今筠研县）教谕，调监锦江书院，兼署彭山县教谕，后又分发福建署安溪县知县。工诗文，各体皆有风韵。其代表作有“建昌竹枝词二十首”，对建昌的景色、风物及习俗作了生动具体的描写，犹如一幅幅风景画和风俗画，很有地方特色，情趣颇浓。

◆ 博学鸿儒颜启华

颜启华，字实甫，号竹邨，出生在建昌城西晏家巷，自幼受胞兄颜启芬、颜启芳之教诲，诗文辞赋各体俱佳，同治六年（1867年）中丁卯科举人，入国子监，考取山东教习，后归乡里主讲泸峰书院、亮善书院、冕宁书院。门下多出隽才。他的诗文具有“豪情直上，逸兴遄飞”之气象。他的诗文很多，惜多散失，所幸《泸山赋》得以流传，成为流芳千古的绝唱。全篇共分四段。第一段写泸山的地理形势，概括展现其山的高峻、秀丽、古老而壮美。“山不在高，听一楼之急雨。……螺髻东环，马鞍南伏。西来之雪岭争妍，北去之锦江竞秀。”是何等之豪情。第二段写泸山四时昼夜的奇丽景色。“横来几道虹桥，铺成白练；飞出半轮蟾魄，点破青鬟。……高飞乌道，曲绕羊肠。云霞出没，烟雾迷离茫。……”一个“横”字，一个“铺”字，出神入化，形象生动，读来引人入胜，荡气回肠。第三段描写泸山的游兴，人文胜迹，情景交融，耐人寻味。末段抒发游者感怀，提升主题。全篇音调铿锵，文辞雅丽，充满豪情，颇见作者之才华。

◆ 科甲副榜宋慎

宋慎为乾隆年进士副榜，出任直隶三和县知县，为官清廉，他在为官时，从不排场，朴实无华。某年清高宗乾隆至三和县巡视时，发现县署遍种麦苗，“一室青青，别无供张。召见，应对朴实、赞曰，此四川老实人也”，并题匾以兹嘉奖。（西昌县志·人物志）

◆ 台湾道台谌昌绪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五十名举人，嘉庆年间出任福建建宁府知府，后任台湾道台。《西昌县志·人物志》云：“谌昌绪，举人，……才气不羁，下第留亲，有友谓举人宜投供吏部侯挑，果有外省请柬，衣冠而赴，则上坐亲王即友也，选分河南数年，王奏谕巡豫，函请谌某何在。抚藩委办大阅，竣事无过，补缺升首府，不久调尹台湾道。台湾旧例学使不按临考试，以道尹兼试。故兼学道云。后至闽病卒。”从记载上看，谌昌绪是一位性情孤傲、“才气不羁”、无拘无束的士子，但具有才干和实际本事。他纠正了台湾“不按临考试”的错误做法，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考试规则，是值得称道的。建昌人管理台湾，千古第一人也。

◆ 徐氏三将军

徐氏乃建昌名门望族。先祖徐凯，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从福建领兵北上清剿月鲁帖木儿，时任凉国公蓝玉副总兵之职。数月后叛乱平息，蓝玉回京复命，徐凯则奏命留守建昌城。徐凯之子徐得宗敕封为镇南将军，孙徐得子封为骠骑将军。徐得子之孙徐海后来做了西昌四川行都司都督佥事，主持行都司日常工作。

徐氏十世祖徐登选也是一位了得的人物。康熙十三年（1673年），康熙帝决定削藩消灭吴三桂，徐登选参与了这次平判削藩战斗，战功显赫，康熙帝钦授“武略将军”，后复任云南楚雄县令。徐登选晚年职终，告老还乡，定居建昌城。徐氏族人在明清两代还出了不少贡生、乡举和禀生，可谓建昌城的名门望族。

至今徐氏宗祠尚存，立于西昌市二中南侧。八字大门向南而开，雄壮的照壁，敞亮的天井，宽大的庭院，精致的木雕，无不显示出一门望族的气概。

◆ “邛池渔父”马骀

西昌历史悠久，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大重镇。它孕育出了一批在四川乃至全国较有影响的艺术家，如马骀、庄实嘉、周镜塘、秋岸然等。其中马骀是杰出的代表。

马骀，字子骧，又号企周，别号环中子，在上海作画时也曾题名“建昌马”或“邛池渔父”。清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生于四川省西昌县（今西昌市）吉祥巷的一个回族贫穷家庭。民国27年（1938）元月卒于上海，年仅52岁。

马骀16岁时，师从当时西昌著名画家周镜塘学画。他谨记先生教诲：要发奋为人，卓异自立。1912年他到成都，初以卖画为生，后创办《神州画报》，并担任主编，马骀兼采西方素描手法和透视原理，取唐、宋、元、明、清历代各家之长，逐渐形成了其国画艺术独特风格的技巧。

1921年他到上海后，拜著名书法家、前清翰林曾农髯为师，习书法、中国文学和诗歌，并教授张大千国画。后来，马骀国画技艺日渐精进，尤擅长于“博古花卉”，受到画界的高度评价。1930年，日本帝国画院慕名邀请他去东京举行个人画展。此后他相继在伦敦、巴拿马及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观者其众，声名远播国际画坛。

马骀一生还留下不少著作。1929年应上海书局约请，历时五年而成《马骀画宝》，共分三集。国画家黄宾虹为该书作序，赞道：“马骀企周，画宗南北，艺擅文词，众善兼赅，各各精妙，……何翅堂开宝绘，集名画之大成耶。”康有为、石仙、张大千等为之题词。黄宾虹在序言中对马骀的国画艺术给予高度评价。此书再版多次，发行遍及国内外。余如：《企周画集》第一集、《马骀画问》四卷、《企周画剩》第一辑、《四言画诀》一卷（内分25章）、《马骀画诀大全》20卷等。

1929年西昌县成立，《西昌县志》编纂委员会写信给马骀征稿，先生在上海画了“邛都八景六名胜”十四幅国画并制成锌版寄回西昌。这些国画，刊于民国《西昌县志》卷首，成为先生给家乡留下的遗墨。

奋力修复建昌城

六百年风雨，六百年沧桑，巍峨的建昌城衰落了。她像一位重病的老人，虚弱地目视着一代代的匆匆过客，没有眼泪，没有怨恨，只有无尽的悲痛和无奈。岁月无情，天道无情，地震、战争、风雨、洪水、人祸使她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土。数十年间，城垣被拆，民房破烂，道路坎坷，古井填埋，水渠堵塞，设施腐朽，满目疮痍，居民苦不堪言，有识之士无不扼腕痛惜。

欣逢盛世，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保护文物，改善民生，呼声愈急。主政者为民所愿，英明决策，当机立断，毅然奋力整治，大刀阔斧依法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分期分批，按照中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逐步还原建昌古城的本来面目。

1998年，市委决然恢复重建大通门。

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4月15日，大通门恢复重建工程破土动工了。这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财政困难。工虽开了，却无分文支付施工所需。怎么办呢？市里采取了从财政预算中挤；向省、州主管部门求救；施工单位垫；发动群众募捐等多种措施。工程时建时停，起起落落，乃至一度荒废。本该半年竣工的，却拖了两年零八个月，于2010年12月30日竣工。

重建的大通门，按明代样式设计，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楼高23米，重檐斗拱。方正的城台，规矩的垛口，土红的墙体，朱红的楹柱，青灰的石刻，绿色的瓦盖，以及廊柱上的诗词歌赋，楹联绘画，无不彰显出建昌文化的深厚底蕴。

大通门的恢复重建，让人们看到了破烂古城获得重生的一线希望。她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修复了建昌古城的艰辛路途。特别是让主政者增强了信心。

2014年，西昌市组建老城区（建昌古城）综合整治指挥部，市长挂帅任指挥长，一场针对老城年久失修、人口密集、街巷破烂狭窄、交通拥堵、水电管网陈旧、古井填埋、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卫生环境恶劣等现象的综合整治战斗打响了。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拆除了乱搭乱建的违法危险建筑，规范改造了电网、水网和通讯网，疏通了供排水管道，铺装了坎坷不平的街面，新建公厕9座，休闲广场7个，复原装饰古井8口，安装沿街路灯364盏。

这次综合整治虽不能说全面周详，尽善尽美，但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排除了安全隐患。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受到市民的赞许。

2015年，市里部署建设“一墙一楼一路”构想。“一墙”即大通门至市二中段的东城墙；“一楼”即安定门城楼；“一路”即东城墙东侧的滨河路。

4月2日，“一墙一楼一路”建设工程同时开工。这是一项并非普通的基建工程，而是一项文化工程，文物保护工程和惠民工程。

难度之大难以想象，一则城墙大部分墙体为历代修筑河堤所湮埋，露于地表的墙体也断断续续，破损严重；二则，近几十年来无序搭建的现象相当严重，乃至于看不清原墙的走向和原貌。附在墙体上的有铸铁的、制鞋的、杀猪的、宰羊的、摆草药的、卖荒货的、算命的、开麻将馆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是西昌市多次整治未见成效的重灾区。无言的城墙任人宰割瓜分，不堪入目。数月内要复原其本来面目，谈何容易。

古人云：“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参与此项工程的市级各部门、各单位群策群力，迎难而上，集思广义，果敢决策，正确把握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公众利益的各种关系，数月内将百余户违法违章建筑逐一迁出；土木工匠夜以继日，按照修复文物的传统工艺精心施工。翌年秋竣工，计修复城墙820余米，高9米，恢复城垛270垛，复原炮台3座，复制大炮15门，重建了安定门城楼。楼高23米，城台面积1050平方米。修复瓮城，铺装道路，净化环境，疏通河道，新建滨河大道。逶迤城垣犹如长龙横卧，起起伏伏，气吞山河；巍巍城楼拔地而立，重檐斗角，雕梁画栋，再现大明雄风，以供游人观赏怀古。

君不见，南街、北街、顺城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摆摊的、开店的几声叫卖声唤醒了这座沉睡的古城。休闲广场上翩翩起舞，古井旁边清流汩汩，小巷深处笑语朗朗，三两枝梅花出墙而绽放，七八只麻雀结队而飞翔，人们的脸上扬溢出安宁、踏实和自信。修复一座文明、繁荣、和谐的古城已初见端倪。

历史需要铭记，文明需要传承。建昌古城乃人类之文化遗产，西昌人的根脉。它见证历史变迁，承载灿烂文明、维系民族精神。我们要使之发扬光大，开创未来，千古不朽。

张正宁 男，汉族，四川盐源县人，1945年生，高中文化，副研究员。1965年参加工作，1984～1987年任西昌市文化馆馆长。1988～2001年任西昌市文物管理所所长。西昌市第五届人大代表，第六届政协委员。1991年起，连续三年评为西昌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1995年省文化厅、省人事厅授予“四川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评为西昌市先进工作者。西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正宁是西昌考古工作第一人。1974-1976年，参与礼州新石器遗址及战国大石墓的考古发掘，从而揭开了西昌考古发掘的序幕。1988年后，又相继主持黄联东坪汉代治铜铸币遗址、经久大洋堆殷商古遗址、马道汉墓、礼州汉墓、北山唐代瓷窑等一系列考古发掘。1991年，市政府申报西昌市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工作中负责策划和撰稿。1993年，为州政府担任主要撰稿人申报邛海——螺髻山风景区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获国务院批准。1999年，主持重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通楼。

1979年帮助原西昌文化馆创办文艺期刊《西昌月》；1994年帮助市委宣传部创刊《航天城报》。在国家、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考古论著《汉越嶲郡郡治地望考》、《西昌历史文化名城调查评价》、《西昌东坪汉代治铜铸币遗址的发报》（获凉山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摩梭人葬俗述论》等38篇，其学术成就载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西北大学出版社）；文学作品《春雨核桃流》、《礼州怀古》、《月城古韵》等百余篇（件）在省州各类报刊发表。

出版35万字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微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