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1万美元还在吃涪陵榨菜，消费黄金时代已过？

导读

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实物消费下降而服务消费上升的特点，更能反映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现状和消费全貌。

降级滚滚，消费黄金时代已过？

尽管2018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了76.2%，且连续五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但消费究竟是升级还是降级自去年以来就是个争议性话题，难以平息。

在3月28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其中一个分论坛讨论的主题就是“消费的趋势:降级,还是升级?”

虽然论坛上的嘉宾观点很一致：消费升级是绝对的，消费降级是相对的。但却无法否认，消费降级的现象确实存在。

比如，被看作是消费降级典型指标的拼多多，2018年，其平台年度活跃买家数高达4.185亿，较2017年的2.448亿劲增1.737亿；全年实现营收131.20亿元，同比增长652%；2018年全社会每产生5个包裹，至少有1个来自拼多多。

而且，除了涪陵榨菜收入和利润齐涨，方便面销售收入五年来首次止跌回升，衡量中国消费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之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似乎认证消费降级一说。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0987亿元，比上年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为 2003 年 12 月以来最慢增速。

此外，国民储蓄率十连降（且2018年的44.91%比2008年的历史高点51.84%明显下滑）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

此前，西南财经大学调研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在中国约有55％的家庭是零储蓄。

这也难怪，“新零售50人”成员之一，嘉御基金创始人卫哲说：消费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必再留恋。

人均1万美元还在吃涪陵榨菜，消费黄金时代已过？

消费的另一张面孔：升级

不过，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社会上又存在消费升级的种种表现。

从“三驾马车”来看，经历投资、外贸驱动，消费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驾马车”。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2018年我国GDP为90.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6%，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

从消费结构上看，消费升级的标志之一服务消费在增加。

尽管去年全年及今年前两个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偏低，但仅以此作为消费降级的指标还有失偏颇。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销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照此定义，居民消费中除餐饮外的服务性消费都未在该指标统计之列，因此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情况，尤其是居民服务消费的增长，而这些服务消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服务、金融中介、保险以及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等）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正逐日增加。

以电影为例，2018年全国票房达到609.76亿元，同比增加9.06%；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7.16亿，同比增长5.93%。再如旅游， 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8%;2018年实现旅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刚过去的清明假期，全国旅游市场依然火热。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清明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12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78.9亿元，同比增速都超过10%。

以实物消费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下滑，而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在增大，正折射出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实物消费下降而服务消费上升的特点，更能反映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现状和消费全貌。

此外，还有人认为消费降级正是消费升级的反证。一些低价商品在以前是散称、无品牌的混乱状态，但现在呈现出品牌化趋势，比如喝散装白酒的改喝二锅头，吃杂牌咸菜的改吃涪陵榨菜，从用抹布改成使用厨房纸，就算名创优品也是两元店的进阶版，又何来消费降级之说？

看似不同“等级”的消费品，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人而言，都有可能是“消费升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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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与升级叠加复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支撑消费升级与导致消费降级的周期同时存在叠加，导致消费降级与升级的复合。

就消费升级而言，一是中国进入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阶段。国际经验是，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消费主要以吃穿为代表的物质消费品为主；当人均5000美元时，消费升级到住行为代表的房、车消费；当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时，将升级到服务性消费。

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605元;预计人均国民总收入将达到10088美元，大约在2022年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吃穿-住行-康乐消费升级规律，中国消费升级乃大势所趋。

二是中国步入第三、四消费时代。按照日本作家三浦展的划分，第一消费时代是大城市中等阶级以上的消费；第二消费时代则扩展到普通家庭消费，买进三大神器（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买进3C（小轿车、空调、彩电）；第三消费时代，经济经历高速发展后增速放缓、晚婚趋势明显、单身人士成为消费主力、消费开始追求个性化；到了第四消费时代，把大量的金钱花在与人攀比的消费上真是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美好的时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7.2‰，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2018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1723万的出生人口下降了200万。生育与结婚意愿下降这种变化必然将反映到消费中去。

而且受断舍离等思想影响，消费者开始逐渐放弃虚无的为身份地位消费，转而重新审视生活消费品的真正价值，回归理智消费。

就消费降级而言，主要与中国进入社会结构调整期有关，如老龄化、少子化、中产阶层塌陷等。

一是贫富差距加大制约中低端收入的消费潜力。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最近几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8年的0.474，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不仅仅是收入差距，居民财富差距也是与日俱增。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中国人均财富基尼系数已高达0.789，明显高于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经济转型较为成功的经济体。

根据经济学有关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而当过多财富掌握在较少人手中的状况愈演愈烈时，便会抑制整体居民的消费增加。

二是居高不下的居民杠杆率对消费造成挤压。根据社科院的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28%快速上升到2018年的53.2%。

其中，以个人购房贷款为主要力量的长期贷款成为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增购房贷款对新增居民负债的贡献率高达60%，这还不包括近年来大量居民短期信用贷款、消费贷款以“首付贷”的形式曲线进入房地产市场。

如此一来，居民债务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居民消费增长带来“挤出效应”。

三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数据显示，72%的年收入在20-50万元的群体为25-40岁，而这个年龄段的中产阶层往往陷入“中产焦虑”，他们一方面接受新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却缺乏安全感，这种焦虑来自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

由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相较于小城市居民更容易产生焦虑。为了增强安全感和未来保障，他们热衷于储蓄、投资购房或投资子女教育，而当下生活的消费意愿不高。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复合，使得消费升级与降级之花同时盛开在中国。分阶段来看，大方向、主旋律是消费升级，消费降级只是“进二退一”中的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