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后,为送娃留学,42岁从国企辞职,却因盲目差点毁了孩子前途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382位真人的故事
我是刘玲@紫园1477,1961年出生在山西,祖籍在甘肃秦安。
从小生活在大院里的我,本是热闹豪爽的性格,却因时常被人欺负,变得自卑又胆小。长大后,在父母安排下进入了国企银行,并很快结婚生子。本以为会一直过着被丈夫宠爱的日子,谁知工作的调动,结束了我的婚姻生活。
42岁时,为了逃离这个伤心难过的地方,我独自一个人带着女儿,机缘巧合下,移民到了新加坡。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初到新加坡)
1961年,我出生于困难时期,成长在动乱的年代。
那个时候父母大部分都在搞运动,每家每户的孩子基本上都属于散养,顽皮叛逆。妇女基本上都不上班,街道拿着指标上门动员鼓励妇女同胞去上班,我的妈妈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参加工作的。
妈妈长得很美,但很强势,自然惹得大院里的长舌妇们嫉妒。一天妈妈去上班,大院里一个姓张的女人,突然在背后吐口水。性格刚烈的母亲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就和她吵起来。眼看着身材娇小的母亲被人高马大的邻居压在煤池上,才四五岁的我拿着撮煤的小铁铲,向那个女人狠狠打去。从此,那个女人便记恨上了我。
(我和同事)
一个夏天的中午,大院里静悄悄的,我一个人在院里看蚂蚁。突然那个女人走到我面前,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塞了两块钱给我,说要带我去买糖。我懵懵地跟着她走到人多的地方。
突然一个巴掌落在了我脸上,瞬间把我打懵了,她冤枉我偷了她家钱,一下招来许多人围观,一些人甚至责骂我的父母。当时我吓傻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停地哭泣。从此我和弟弟妹妹便成了大院里别人欺负戏弄的对象,一些大一点的孩子甚至往三岁的弟弟头上撒尿。弟弟因为胆小怕事不敢吭声,只能默默忍受。
童年受的伤害,就像嘴巴里撒了一把盐,它会慢慢变淡,却永远也无法变甜。
渐渐地我长大了,长期的怨恨积郁,使我变得越来越叛逆,认识了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便让他们收拾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后来我就成了大院里人见人怕,看见就躲的小太妹。
虽然长大后,大院里早已物是人非,但这些事情却一直困扰着我,成了我一生的心理阴影,使我变得敏感且叛逆。
(在新加坡,和酒店打工的同事)
因为妈妈在财政厅工作,1980年高中毕业把我分配进了银行,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工作学习也非常努力,每次技术比赛也是名列前茅,还多次被评选为单位先进工作者。1985年,我又考取了山西省财政税务学院,并且还获得了带薪上学的机会。
美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使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然而随后发生的许多事,却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甚至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
不知何时,大院里搬来一个长得非常帅气又阳光的男孩,一家四口都是当兵的。说一口京腔,能说会道的,受到大院里女孩们的青睐。每次下班回来,我总能在大院看见他的身影,面对他英俊阳光的笑脸,强烈的自卑和自尊心,使我不敢多看他一眼。渐渐地熟悉了,他竟然给我写了几封信,就这样我们成为了恋人,开始偷偷摸摸的约会。
时间长了大院里的人就觉察到了,于是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传开。尽管我们已经通过双方父母的认可,也开始筹备婚礼,但我还是感觉到他对我渐渐疏远。仅仅不到两个月,突然他又找了一个对象,不到半年就领证结婚了。
(在孔子学院学习)
当时我连死的心都有,后来又有很多人追我,但我心如死灰,激不起任何涟漪。整个人的精神非常崩溃,不想面对这尴尬又伤心的地方,只想赶快逃离。
也就在这时,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我的老公。他出身在农村,却非常优秀,大学毕业,既是党员又是军人,在部队担任参谋的职位。我们结婚后,他对我非常宠爱,日子过得也很惬意。谁知道社会的变化让我们猝不及防。
1994年因为爱人所在的单位需要搬迁到南京,为了不分居两地,爱人申请留在了山西,去了三产办开采煤矿,爱人也被任命为矿长,成了所谓的煤老板。
后来山西不再让部队开矿,就去了河南平顶山,爱人在那里一干就是好几年。事业有成,钱也赚了不少,思想开始渐渐地膨胀了,加上我们长期两地分居,就这样我们感情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了离婚。
(在孔子学院和孔子后人)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你以为跌倒了谷底,其实谷底还有水;自以为身处华堂,下一刻却是水月镜花。
1998年离婚后,我带着孩子生活,当时心情非常消沉,想逃离这个生养我又让我伤心难过的地方。机缘巧合下,我银行的一个客户说他的老板要移民新加坡,我随意问了一下,也想让孩子出国留学。因为工作中我特别关照这位经理,他也非常在意我的事情,便答应了帮我。虽然非常向往国外的生活,但是觉得出国并没有那么容易,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谁知过了几个月,突然他的老板给我打电话,说已经联系好学校了,他给我做担保,让我把孩子和父母有关证明身份的资料用中英文公证,全部寄过去。几个月后,老板说移民厅签证已经通过了,让我准备一下尽快过去。
当时我傻眼了,好像在做梦一样,平时梦寐以求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实现了,真的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参加新加坡慈善晚会活动)
90年代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接触世界,出国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如果听说谁出国了,那一定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事情。
对于孩子出国上学的事情,刚开始我没有抱希望,也不敢给别人说,连父母和孩子都没说。怕办不成事让人笑话,但潜意识里还是非常期待的。
当签证批准后,我才和女儿说,孩子一脸错愕,茫然失措地看着我。那时候女儿才十二岁,我根本没顾及孩子幼小心理能不能承受,也没在意她的感受。面对女儿哭泣着抵抗,我武断地把孩子学籍取消了,自己也买断了工龄。当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绝决的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现在想起来都非常内疚。
当一切都木已成舟,在2003年一天,我大包小包扛着几个行李箱,兴奋地登上飞机翱翔在蓝天时刻,突然我茫然了,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紧紧的抱住孩子,问她:“会不会怪妈妈?”孩子看着我流泪,也哭着安慰我,不停地给我抹眼泪。刹那间我觉得孩子长大了,心里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地沉重。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
(在新加坡心理辅导学员学习)
我从小就特别执拗叛逆,做什么事从来不和父母商量,心里知道商量了也没用。因为家里人都非常保守,弟弟妹妹工作非常稳定,而我离婚、买断工龄、带孩子出国,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对于国外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以及移民政策,也从来都没有仔细地了解过,全凭自己的感觉和一股闯劲。等他们知道后,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当我踏出新加坡机场大门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心情像闷热的天气一样郁闷。
我到了这里才知道,外国孩子入公立学校需要考试,而且考题全部都是英文。如果考不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打道回府或者去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一年则需要十几万的学费,带的钱还不够半年的学费。万一孩子考不上我没回头路,不就等于把孩子毁了嘛。怎么办?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我在新加坡总统府)
幸运的是孩子上学时学过一些英文,入学考试只考数学、语文和科学三科。一上午我焦虑不安,直到看到孩子走出考场,我都没敢问,还是女儿轻松告诉我说,题太简单了,都是她们学过的,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总算落了地。
新加坡人口大约只有400多万,而华人移民就占百分之六十。因为在这里接受的是英式教育,所以大部分华人也只会简单的汉语,一些深奥的词汇他们根本不理解。比如抛砖引玉、黔驴技穷、万紫千红等等。
但新加坡的经济很发达,国家不大,汇率却很高,一张新加坡元相当于人民币的五元。这里孩子的学费、房租、生活费各种费用算下来也不低,而我带的人民币根本不够。沉重的生活压力使我不敢懈怠,安顿好了,我就去找工作。
(教会组织去柬埔寨和残疾儿童互动)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三星酒店做服务员。让我意外的是,老板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穿着一件很普通的T恤衫,竟然是个亿万富婆,在世界各地都有产业。她透过老花镜打量了我一下,说这里每天早上八点上班到下午四点下班,一星期工作五天。当我正在窃喜时,她突然说双休日要去教堂打扫卫生做义工,可以吗?见我愣着没反应,便叫管工带我熟悉环境。
管工叫阿龙,两个胳膊上都是纹身,一脸凶相,大家都不敢惹他。每次安排工作,总是记不住我的名字,都是喊我哎、哎或是大陆妹。因为这个词汇含义充满着歧视,听起来又非常刺耳。刚开始我隐忍着,时间一长我有点火了,冲着他大声吼:“嗨!我有名字,以后叫我名字!”
他没有想到一直沉默寡言的我敢和他顶嘴,顿时脸憋的通红,大声说道:“我叫你大陆妹怎么啦,不行吗?”我大声拒绝:“不行!你的祖辈不是也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吗?”他反驳我说:“我们已经改“良”了,是新加坡人。”听他说改“良”了,我无奈地笑了,说:“这不是老舍茶馆里的话嘛。你改良成什么了?改良成法国人了?还是改良成英国人了?你不要忘记了自己永远是华人!”
(在新加坡儿童报辅导学生小记者)
阿龙让我怼得哑口无言,用手指了指我,扭头走了。周围同事提醒我,让我小心点。我心想小心什么,大不了不干呗!
第二天早上上班,只见阿龙提着一袋咖啡挂在我的工作台前,便扭头默默地走开了。瞬间我的眼睛一热,心里五味杂陈。
在这里租房、交通、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我打工的酒店每个月只有2300新币,勉强度日。为了能够增加收入,我开始积极参与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去老人院做义工、参加唱诗班,渐渐地交了许多新加坡朋友。
后来我开始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租住的公寓里,做水饺让他们品尝。他们的反响不错,我便顺势说自己在卖水饺,25元100粒,如果想要可以提前预约。当时便接到很多订单。
(新加坡儿童报辅导小记者)
因为新加坡大部分人不开灶,一个是怕油烟味,另一个是大排档很多,价格也不贵。因此我的水饺也卖得不错,教会还送了一个淘汰的小冰柜给我,这样可以包很多水饺储藏起来。
每天四点下班后,我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回家包水饺,50粒一袋,放满冰柜。等到周末,装到保温袋里,和女儿拖着车给预约的朋友送到地铁站。当手里紧紧攥着辛苦赚来的钱,买了女儿喜欢的草莓冰淇淋时,看着她满脸兴奋,吃得那么尽兴,即使脸上挂满了汗水和泪水,我也觉得那是甜的。
由于我能吃苦工作也踏实,老板每年都会给我奖金,有些客人还会给小费。有了多方面的收入,我和孩子过得还不错,每年都会有存款。
我永远坚信,老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也不会让任何人不劳而获。
(采访新加坡的著名导演梁志强)
直到2007年,老板知道我之前在中国银行工作过,而且还是大专毕业,就把我调到教会开的幼儿园里工作,教孩子们汉语拼音、华文日常用语。同时我也在提升自己,报考了新加坡儿童心理辅导学院。
日子在我的不断努力下,变得越来越好。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不经意间我已满头白发,女儿也从一个小小的留学生到独立自信的博士后,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看着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我万分感慨。
回想着一路走来的辛苦与落寞,我禁不住潸然泪下,仿佛是做了一场长长的梦,梦醒了,我已到暮年。
(回国后旅游)
如今,我已回到祖国,不再奔波劳碌,而是照顾年迈的父亲,享受现在的生活,用心感受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惊喜。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哪怕暂时看不到光亮,哪怕荆棘遍地,哪怕被命运捉弄,也要相信,人生充满着光。
【口述:刘玲】
【编辑: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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