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凤”是这样飞起来的：湖里人亲历的厦门经济特区四十年

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颜之宏、闫红心

1980年10月，紧随着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之后，厦门经济特区横空出世，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重要窗口。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根据当时的批复，厦门岛西北角一块面积约2.5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单独划出，这里三面环海，水深不淤，且与厦门市区之间有山地相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里也是作为特区试验田的理想之地。虽然几年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但西北角这2.5平方公里无疑是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

特区来了复旦经济学高材生

1957年，刚满19岁的厦门青年庄维明步入复旦大学校门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23年后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历史的重要见证人。

今年9月的一天，记者在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办公楼内见到庄维明，尽管已经82岁高龄，但庄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地给记者讲述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年来的巨变。对这片自己曾经奋斗的热土，庄老豪情满怀。

“这只凤凰终于要涅槃重生了！”1980年10月7日，当国务院批准在厦门岛西北角设立经济特区时，听到消息的庄维明兴奋不已。厦门的湖里因形似一只卧倒的凤凰，又称“凤湖”。在特区设立时，这位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的高材生就看到了特区的未来，坚信这只“卧凤”终将展翅高飞。

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破土动工，庄维明通过香港《经济导报》等媒体对外做了报道，消息传遍世界。随后，庄维明经组织安排，调入厦门经济特区经济研究室工作，而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展厦门经济特区优惠外商投资环境的比较研究。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制订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是吸引外商外资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特区的投资环境上来了，外商外资才会跟着来特区。

“有好多爱国的华商华侨，一听说祖国大陆在搞经济特区，争先恐后来联系我们，商讨落地事宜。”庄维明回忆。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有不少侨商侨领的祖籍就是福建，“同根同源，又都是讲闽南话，大家都希望在厦门经济特区能有一番作为。”

事实上，厦门成为经济特区也有其历史必然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厦门就已成为国内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英国、美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都曾在厦门的鼓浪屿上设过领事馆。

“第一只蚂蚁”和他的换汇经历

“当第一只蚂蚁尝到了糖的甜味后，成群结队的蚂蚁就会接踵而至。”在新加坡建设裕廊工业区时，时任新加坡领导人的李光耀曾这样描述前往工业区投资的客商。

祖籍也是福建人的陈应登成为当时来厦门经济特区投资并创办外商独资企业的“第一只蚂蚁”。1983年，在厦门经济特区设立的第三个年头，陈应登向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提交了创办印华地砖厂的投资申请。很快，申请得到了批复，管委会把特区长岸路一块刚刚平整出来的地块交给陈应登建设厂房。

厂房刚一落成，陈应登从德国汉堡订购的生产设备发货运往厦门。由于当时厦门经济特区还没有适配的大型货车，设备不得不暂放码头上。为了尽快将设备运进厂房组装，管委会调来两辆解放牌大卡车，将后车厢连接在一起，才勉强将超宽的集装箱体运进厂房并安装到位。

随后，陈应登又遇到了一个“麻烦事”——由于当时的外汇管制措施，陈应登没有足够的人民币用来购买黏土和发放员工工资。为了救急，陈应登希望用外币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厦门一家银行，以“贷款”的方式获得人民币。但在该银行将此事上报总行后，总行咨询部以“这一做法是外资利用我资，而非我资利用外资”为由，不同意放款。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一名研究经济的专门人才，庄维明将陈应登遇到的“烦心事”以内部呈阅件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听了汇报后，相关问题才得到解决。

“不就是借一点钱吗？怎么就成了‘谁利用谁’的问题了呢？”在一次全省对外经济工作会议上，项南专门将此事作为“典型”，要求福建全省各部门全力支持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工作。

1996年，在厦门特区设立16周年之际，为感谢陈应登对特区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厦门市政府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

家访“访”出来的特区之变

“哎哎哎哎……叮铃铃……哎哟！”1981年深秋的夜幕中，在一阵惊慌的叫声过后，紧接着传来急促的自行车铃响声和一个男人倒地的呻吟声。

倒下的男人叫黄国富，当时是厦门三中的一位班主任兼物理老师。厦门三中那时正好位于经济特区旁边，黄国富趁着放学后的时间，骑自行车前往家在特区的学生家中家访，不料正好碰到一条正翻修的道路，因没有灯光照明，黄国富的车胎陷入了烂泥里，前进的惯性让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正式动工建设，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正在修整的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没法骑车。没办法，黄国富只能将自行车扛在肩头，徒步继续赶路。

厦门经济特区1980年宣布设立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1700多名村民集体转为“非农业户口”，享受城镇居民的各项补贴。同时，为了安置动迁“新市民”，厦门市政府以修盖、腾屋的方式让一千多号人从泥瓦平房搬进了楼房。

黄国富扛着自行车终于走到了学生家中，在楼房的院子里，停放着各式各样的农机器具。在楼梯拐角处，还挂着村民务农穿的蓑衣。“都已经是‘新市民’了，怎么还留着这些东西呀？”走进一户学生家中，黄国富打趣地问家长。“搞特区也要种地嘛，我们想着以后特区搞起来了接着种地。”学生家长一脸憨厚地回答。

到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的面貌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伴随着一辆又一辆的运货卡车的汽笛声，一派繁荣景象映入眼帘。卷烟厂、电子厂、劳务公司……在新盖起来的这些厂子里，有不少黄国富班上出去的毕业生。为了带学生们开眼界，黄国富几乎每年都会带着新升学的孩子们参观这些现代化工厂。也是从那时起，一代“年轻人”在心中种下了“要把特区建设的更好”的种子。

治理更加高效，面貌焕然一新

“湖里街道的百货商店是特区最早办的商店，当时在湖里的建筑工人上万，商店卖得最多的是建材和生活用品。一到下雨天，拉一整车雨鞋过来，一下子就卖完了。”原湖里社区党总支书记江国进说，上世纪80年代初，特区建设热火朝天，到处都是发展机会。

人口骤增、经济发展的同时，社区治理困境也逐渐凸显。“我在街道百货商店工作了十多年，早期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现象经常发生。”江国进对社区治安问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坦言，上万人挤在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想要做到不出问题很难。

1994年，江国进离开百货商店来到湖里社区居委会工作，开始思考如何扭转社区治安管理困境。1997年，江国进成为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着手加强社区治理，湖里社区联防队应运而生。

“最早成立时联防巡逻队有20人，专门负责社区治安巡查工作，处理突发事件、矛盾问题等，社区治理力量得到强化，整个辖区的治安面貌大有改观。”江国进说，因成效显著，社区联防队伍一直延续到现在，社区还因此获得过湖里区政府的表彰，被评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工作先进单位”。

“另一件让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湖里街和凤湖街打通了，整个社区的环境卫生治理开始日新月异。”江国进说，早先因原有的居民建筑阻挡问题，湖里街和邻近的凤湖街隔着房子相望，迟迟未能联通。

1998年前后，湖里街道完成规划设计并着手推动道路改造，社区工作人员说服道路连接处居民同意拆迁，湖里社区发展由此打通了“任督二脉”。“房子拆迁后道路就通了，整个社区开始变得四通八达，沿街店面价值提升，居民收入明显提高了。”江国进说，这一工作提升了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整个社区逐渐活跃起来，人气越来越旺。

如今，行走在湖里社区，道路干净整洁，两侧四五层的小楼林立，街上吆喝声、欢笑声不绝于耳。从40年前1700多人贡献出2000多亩土地，到如今整个社区的嬗变，经济特区的蓬勃发展还在继续。

“卧凤”是这样飞起来的：湖里人亲历的厦门经济特区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