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级研究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强阵地功能、决策智库功能和学术殿堂功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了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好文章”评选活动，经过院内外专家三轮严格评选，从院属各单位推荐的我院在职人员2020年发表的216篇候选文章中，评选出“好文章”50篇。“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公众号特联合“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国际思想评论”、“科学与无神论”、“思想火炬”、“马经青年”公众号分期推出评选出的50篇“好文章”，以飨读者。

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集中见于他们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几篇时事评论文章中。他们在提出相关思想后又曾多次提及，并不断确认自己的判断，可并没有引起后世足够的重视。“太平洋时代”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成果，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迄今显示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战略意义。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深入探讨他们有关“太平洋时代”的思想，对于当下局势和未来发展可以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从19世纪末“太平洋时代”概念正式问世以后，相关讨论逐渐增多。近半个世纪以来，相关话题也曾多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主要涵义是指，随着世界经济的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世界历史也将随之由大西洋时代转变为太平洋时代。如果说，过去的大多数讨论顶多只是对于未来的众多预测之一，那么今天它已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由于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这一观念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科学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对太平洋时代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必要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学界对“太平洋时代”概念的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略举几例以窥全豹。芬兰贝卡·科尔霍宁（PekkaKorhonen）教授的《世界史上的太平洋时代》一文，比较清楚地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学术史。他指出，日本政治经济学家稻垣满次郎于1892年首次明确使用了“太平洋时代”概念。然而，他并没有对相关讨论的最初源头给出确定出处，只是提及美国参议员威廉·西华德（WilliamSeward）在19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写下了相关预言。此外，他还述及世界历史上对于“太平洋时代”的几次讨论。1994年，王逸舟在《论“太平洋时代”》一文中细致考察了有关“太平洋时代”的论述，考证了“文明重心西迁”的史实。在此基础上，他对这一话题出现的原因及意义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有关“太平洋时代”的几种设想及其隐含的历史与政治文化背景差异。何芳川在1995年发表的《太平洋时代和中国》一文，论述了“太平洋时代”这一提法的不妥之处，并强调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维度进行评判。何芳川将这一概念的最初源头追溯至西华德于1852年和罗斯福总统20世纪初的言论。

　 　然而，上述研究成果都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国内已有的研究概括归纳了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的主要内容，初步探讨了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是否是其历史理论合乎逻辑的结果，或者说这一思想能否被视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在于，如果能深入剖析其科学性，即知其所以然，则能更好地指导和把握当下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追溯和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得出这一洞见的深层逻辑，必然会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带来一定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的几个层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并没有明确使用“太平洋时代”这个提法，但他们的论述与后世使用的“太平洋时代”概念的内涵有高度契合之处。两位经典作家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集中见于他们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几篇时事评论文章中。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恩格斯于1849年2月撰写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载于《新莱茵报》第222和223号。他的论述虽然极其简略，但已经能看出“太平洋时代”思想的大体轮廓。其余几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执笔的时评，分别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2月第二期、1850年4月第四期和1850年5—10月第五、六期上面。这三篇时评内容极为丰富，包含了“太平洋时代”思想的理论逻辑和背景信息。由于这几篇文章涉猎范围颇为广泛，下文将从几个层面逐一进行分析总结。

　　 第一，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世界经济的中心一直在不断迁移。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涌向那里。面对淘金热的骤然出现，恩格斯观察了数月之后就敏锐地指出:“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这里并没有对所谓的“第三次”进行详细阐释。大约又过了一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进一步说明:“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近代是英国，而目前则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在以上论述中，他们高度宏观地概括了历史事实，不过主要是立足于西方的历史进程进行的分析阐述。地中海沿岸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最早的世界经济中心主要围绕这一地区不断迁移。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地理大发现，世界经济中心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移，即转向了大西洋沿岸。继而，随着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发展，世界经济中心即将发生第二次重大转移，即转向太平洋沿岸。在他们看来，发现金矿这一“美国最大的事件”的意义“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还要大得多”。

　 　第二，太平洋地区将要崛起，而大西洋地区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欧洲在过去几百年间必须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才能与太平洋地区进行贸易，而打通巴拿马的捷径阻力重重。可是，一发现金矿之后，美国人蕴藏的巨大创造力仿佛施了魔法一般，在极短时间里集中于一个方向上，打通了前往太平洋的交通运输线。有了捷径，谁还会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国的不断努力，将使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狂热投机随之兴起，而太平洋地区贸易必然蓬勃发展。那么，可以预见到的必然结果就是:“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

　　 第三，这一转变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国际航运的发展及其后果，即太平洋地区的日益一体化。当时，美国的西进运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不仅大大加速了西部的开拓进程，还对世界贸易产生了空前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活跃起来，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此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澳大利亚在1851年初也将发现金矿，将淘金热推向新的高度。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就加入了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因素，并断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他们看来，随之而来的交通网络建设将使太平洋成为最重要的大洋。“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全新的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交通线。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才被打开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不仅如此，太平洋地区的联系将会日益紧密。“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国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四个月。”简言之，太平洋的时空缩小了，地区贸易将变得比过去更加频繁。

　 　第四，认识清楚世界历史变动的趋势之后，人们可以能动地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醒欧洲人不能被新世界夺走优势地位。“旧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像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败，如果不愿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就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可见，虽然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明确的，但并非一点都不可更改。在这个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充分的发挥空间。当然，他们的论证目的是为了推动欧洲的社会革命。“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晚，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弥补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此论述的关键在于，地理因素并不是推动世界历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发展新的生产力才是根本。

二、“太平洋时代”思想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早已经存在重视水的交往媒介作用并将之与历史中心的变迁和文明进程联系起来的观念。1820年，作为现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历史学教授的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就曾提出过一套“文明三阶段”理论。他认为，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阶段是大河文明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内海文明阶段（如地中海地区），第三阶段是海洋文明阶段。在他看来，正是欧洲人引领的大航海时代将人类社会推向了最高阶段。黑格尔在19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演讲中，也强调了地理环境特别是水对历史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历史的中心必然会从东方向西方转移。这两位学者当时都是柏林大学教授，且都在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将“历史中心的转移”和“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等相关思想的原创性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有关“太平洋时代”即将到来的意义却很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洞见。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在文章中只专门强调了一件事是他们首先提出来的，即加州金矿的发现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他们写道“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二期就已经指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从逻辑上看，“太平洋时代”的到来正是发现金矿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

　 　而且，德国学术界关注遥远的太平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并不奇怪。我们知道，欧洲人对太平洋的争夺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这种争夺最初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后来英国和法国加入进来。1812年，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已在太平洋进行过数次交手。1816年左右，俄国也曾一度觊觎太平洋。此后直到1845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共进行了25次航行。1840年，英国在太平洋西岸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儿（Friedrich Ratzel）在《政治地理学》的序言中还专门提到，他的老师李特尔已经充分注意到地理学的“政治方面”。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几篇时评中所论述的一些思想，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学术界应该已有先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仅把加州发现金矿一事的意义与影响归功于自己。那么，他们有关“太平洋时代”的思想是否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呢？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1849年下半年，欧洲大陆上的革命之火日渐黯淡。马克思、恩格斯到伦敦着手筹办一份新杂志《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这份杂志经历了各种磨难之后，最终于1850年3月6日在汉堡出版了第一期。然而，在1849年11月29日，杂志出版了第五、六期合刊以后，再也没能继续下去。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有关“太平洋时代”的思想也包含在这些文章里面。其中一组关于法国革命的评论，恩格斯在1895年将其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专门为此书写了一篇导言，恩格斯在导言的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由此可见，有关“太平洋时代”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成果，完全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提出“太平洋时代”思想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回顾并坚持他们的判断。1851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环行世界的航运半年后将获得广泛的发展，我们关于太平洋将在世界航运中跃居首位的预言会实现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1857年，马克思又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美国危机妙极了（我们在1850年11月的述评中就已经预言过它一定会在纽约爆发）。”1860年，为了澄清对他的歪曲，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文中再次强调：“我在1850年给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

1895年，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恩格斯，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中仍不忘提及年轻时所写的那几篇时评。他再次回顾了文章中的一处错误，即有关新革命即将到来的判断。尽管他们已经在最后一篇时评中，根据最新的经济材料放弃了这种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总能从切实的实际分析中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此看来，如果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恩格斯在45年后同样会坦率承认。然而，他却以毋庸置疑的语气继续写道：“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显然，恩格斯对于时评中有关“太平洋时代”的论述直至晚年都持完全肯定的态度。

　 　在距离时评的发表已经过去170年之久的今天，人们已不再使用将来时态而改用进行时态描述“太平洋时代”。我们除了叹服伟人的远见卓识之外，还想知道他们这些思想背后的逻辑。虽然“太平洋时代”思想并非起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排除黑格尔等前辈的启发之功，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相关认识的路径却是完全不同的。从方法论角度而言，这一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

三、“太平洋时代”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

　　 根据人类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同发展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分解为两个维度一是历时或纵向的维度，主要指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二是共时或横向的维度，主要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文讨论的“太平洋时代”思想，是这两个维度的交汇和统一。为什么“太平洋时代”必将到来？它又会如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从理论上对此作出系统论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各个民族和地区由于山川阻塞，交通不便，处于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因而人类的历史只是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通工具升级换代，原来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原始、封闭和分散的区域历史日益转变为现代、开放和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个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今天看来，以“地中海时代”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似乎有点以偏概全。何芳川曾指出，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与希腊、罗马文明同样璀璨的古代东方诸文明，忽视了人类古代文明多元化的历史实际。严格地说，如果将地中海视为希腊、罗马文明圈的区域性中心，则更为公允。同样，东亚文明圈和印度洋文明圈也各有其区域性的中心。但如果按照上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视角，将“地中海时代”作为人类历史分散发展阶段的一种通俗的称谓，也不是一无是处。

　 　同理，“大西洋时代”的说法虽不能免除“欧洲中心论”的嫌疑，却也正确传递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涵义。“大西洋时代”之所以成为现实，并非源于地理大发现，而是因为近代大工业的推动。先不说最新的考古发现与DNA证据已表明，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已经被多次“发现”。要不是近代大工业的推动，哥伦布的“发现”将成为无源之水，美洲只会再次归于沉寂。也就是说，推动“地中海时代”向“大西洋时代”转变的深层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近代大工业的诞生，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提供了直接动力。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大西洋时代”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各民族国家由分散发展阶段转而开始进入普遍联系、相互依赖的发展阶段。尽管各民族国家在这个阶段的联系与依赖程度远没有今天这么广泛和深入，但与“地中海时代”相比，确实存在质的不同。

　 　随着大工业的不断发展，世界各民族之间联系和依赖的程度持续扩大和加深。大工业充分体现了生产力革命性的力量，“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这个进程的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从此，每个民族都成为这个体系的一个单元，都不可能自外于这个体系，或者说，脱离这个体系而存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他们常常用“交往”“世界交往”等概念来形容今天普遍所见的全球化状况。“亚洲、澳洲和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圣弗朗西斯科至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最重要停泊地桑威奇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必然会将世界上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片海域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真可以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浩瀚的太平洋地区加入世界市场后，世界体系的重心自然要向太平洋地区移动，世界贸易中心和交通中心都将随之发生转移，只不过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必然会经历漫长而曲折的演进过程。

　　 今天，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个事实，美国、中国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分列太平洋两岸，全球瞩目的金砖国家也基本上都围绕在太平洋周边地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大致上可以认为，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早在1995年，跨太平洋贸易已超过跨大西洋贸易，而今天前者已是后者的两倍左右。于是，我们可以确认，世界历史上的“太平洋时代”终于到来了。

　　 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民族国家之间彼此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致，因此，相互之间的交往对各自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程度和范围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它们的发展可能是加快其进程，可能是改变其方向，也可能是延缓其速度，促使其倒退，甚至是打断整个民族的发展，还甚至导致其彻底灭绝。”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强大的国家会突然衰落，而相对落后的国家会迅速崛起。大英帝国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纪初的人们很难想象它不久就会分崩离析。所以，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定会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迁移。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当前的“太平洋时代”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人们更多地关注亚洲国家的合作”。2000年，“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曾分析认为，美帝国将在2025年崩溃。到了2009年，他根据形势的演变，又将崩溃的时间缩短了五年，即2020年。加尔通著作等身，享有世界声誉，其预言不可等闲视之。且不管未来到底如何，以上观点或许意味着，世界经济的中心将由太平洋东岸向太平洋西岸转移。

四、“太平洋时代”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对旧欧洲发出警告，强调必须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如此方可避免丢掉优势地位。可是历史事实是，美国从19世纪末期开始迅速崛起，在生产力的创新方面一路狂奔，在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诸方面逐步超越欧洲，终于在二战之后登上全球霸主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今天的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大变局的门口，结合“太平洋时代”思想和前述史实，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第一，要想加速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须从生产力的创新方面下功夫。目前还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一定意味着世界经济中心会自动转移到中国。人们大概不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一度热议“太平洋时代”“亚太时代”“西太平洋时代”等话题，以及《亚洲可以说不》一书中的“亚洲时代”和“亚洲世纪”等表述。可是，历史并没有朝着日本人希望的方向发展。前文已经说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取决于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阐明，要“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中国唯有朝着这个方向踏实努力，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才能不重蹈日本人的覆辙。

　 　第二，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其间充满了曲折与变数，甚至危机重重。大国兴衰的原因之所以众说纷呈，主要是因为涉及的变量太多。而且，对于同样的历史事件，政治家和学者们会选择差异巨大的描述方式，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明智的国家都会选择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以不变应万变。毋庸讳言，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的发展阶段，某些社会领域还有待完善与提高。所以，在相信历史规律的同时，也要积极补齐科技短板，大力解决民生问题，做好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

　 　第三，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已大大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必然会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由于核威慑的存在，大规模战争冲突很大可能会被排除。采取非军事方式如贸易战阻挠历史进程，将成为优势地位国家的主要手段，而经济竞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主要途径。创造新的生产力的竞争是公平与和平的方式，也是最可取的方式。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经济领域奉行互惠互利的交往原则，积极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这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都反映出“太平洋时代”可能具有的新特点。

第四，通过非和平的手段阻止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企图，必然遭到失败。将世界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已经成了现代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如此高度一体化的“太平洋时代”，大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补和深度融合的利益格局，鼓吹“脱钩论”等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只会遭到历史无情的碾压。

综合以上论述，再来看近几年国际上的种种事态，我们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和更清晰的认识。我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生产力。这种充满自信的公平竞争态度，充分显示了我国推动大国之间正和博弈的意愿，这种态度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大力开发海南自贸区的最新举措，进一步加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正面形象。与此相反，某些国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种种作为，只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形象和实力。我国应当更加从容和理性地面对这种情况，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太平洋时代”思想，不断从中汲取强大的智慧和力量，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