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身陷“时间贫困” 单亲妈妈成职场隐形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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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婕从训练馆里出来，她走在初冬的上海街上，夜晚的城市被包裹在黄色光晕里，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明要接受采访会晚点回家。这是他们之间的约定，此刻儿子也许正在父母家里吃饭。经历了一场婚姻后，现在剩下了她和儿子两个人。

她今年30岁，早早形成了关于美满家庭的想象：25岁结婚，拥有一个菜市场里光着屁股、流鼻涕的可爱小孩。尽管她做好了“家庭里不是你放弃就是我放弃”的心理建设，后来的付出仍是巨大的。——为了丈夫口中的“家庭稳定”，放下“中国柔术女子第一人”的称号后，苗婕换了一份中科院实验室的带编工作。现在提起来，也没有丝毫抱怨的意思。

她的心里有了答案，“我放弃是应该的”。

备孕期间里的“摸、量、垫、测、排”那一套流程，苗婕已经很熟悉了。她每天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去摸枕头底下的体温计，放进嘴里量体温；晚上垫一个枕头才能睡觉。每个月定时测排卵，听从医生的时间安排。如此一年，在她的“用心呵护”下，原本卵泡发育不正常的苗婕终于怀上了孩子。

这种欣慰迅速冻住：未及孩子成人，夫妻不和离婚，爱的结晶成了甜蜜的负担。很长一段时间里账户上只有400块，现实让苗婕真正意识到，她在一夜之间成了单亲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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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万的中国单亲家庭里，近九成的单身母亲是子女抚养的主要承担者。关于这种有别于双亲家庭的微型家庭，正如脸书网COO桑德伯格·谢丽尔所言，“大多数单亲妈妈所面临的挑战，我永远都没办法经历和懂得。”穿行于黑暗地下的矿工被摄像机拍下来了，但是对于那些独自承担沉重的家务劳动和工作压力的单亲妈妈，当她们深夜独自痛哭时，没有任何摄像镜头对准她们。

这个群体面临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生活。作为一名突破天花板的女性高管典型，谢丽尔在被誉为“女性职场手册”的畅销书《向前一步》中，探讨了职场上女性遇到的困惑和问题。直到疾病掠夺了丈夫Dave的生命，除了哭泣不止的女儿和儿子，她还要面对棘手的学校父子活动。后来她态度坦诚地告诉大众，自己以前做得远远不够。“我没有意识到单亲妈妈太难往前走”，因而她们没有被写进书中，她说，“但是我现在远比一年前理解多了”。家庭里的大量投入压抑了女性的职业成长，提高了生活难度。

不可否认的是，单亲的家庭结构对男女来说压力很大，但是“婚姻给女性带来的损害明显高于男性”，这一点在单亲妈妈家庭的早期研究中就得到了印证。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女性的权益法律保障完善的张迅表示，离婚后男性往往仍然掌握大部分家庭财产，而且大多数女性选择净身出户，这对女性意味着一个更难的开始。

生活前路不是一下子被截断的，当我们把“婚姻”的标签撕掉之后，才发现离婚前女性已经处于弱势地位。在张迅看来，“女性长期家庭隐形的付出得不到理解和认可”，换而言之即女性的家务劳动完全不被记入社会总生产。正是有此种认识，张迅于2015年底发起了以单亲妈妈为帮扶对象的“青果单亲妈妈社区互助计划”的公益项目，至今已为五万名以上的单亲妈妈提供心理、法律、创业指导。

大多数人还没认识到家庭主妇也是一份工作，尽管女性为家庭免费分享了劳动价值，甚至为此失去了财富积累和事业发展的机会。

今年8月，武汉单亲妈妈开夜班出租车的一则视频最先由当地媒体发布，后持续引来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深入追踪。李少云成为单亲妈妈的三个年头里，出生5个月到3岁以来小小的女孩和妈妈穿城过县，在出租车上度过了九百多个夜晚。对这个清瘦的小个子女人来说，生活处处捉襟见肘，三年里住在一间10余平米的出租房里，舍不得花10块钱理发，饭桌上全是些素菜。

现实宛如一把尖刀悬在头顶，让单亲妈妈们动弹不得，从事不关己或者深度煽情的围观态度中，透视出大众对这个群体的有限了解。无论是持有贫穷原罪论的人，他们把女性定义为生育责任的垄断者；还是“伟大的母亲”的声音先盖住事物本质，再扣上了一顶华丽帽子。事实探究往往止步于夸张过度的情绪。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不管女性为家庭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离婚后的处境不见得很好。1992年开通的第一条中国妇女热线里，线上编号为001的王行娟收到了大量单亲妈妈的来电。她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公益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先后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全球妇女领导奖”、“全国优秀公益人物”和“中国十大公益新闻人物”等。

1994年王行娟所做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揭示，除了心理问题以外，单亲妈妈群体还面临着六大难题：经济问题、子女抚养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家务劳动以及身心健康与再婚问题。

政府层面则将单亲母亲家庭与“女性贫困”、“福利依赖”、“工作福利”三个议题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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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讯号最初是从“双重身份”传来的。她们的时间被划成了格子，每一天、每小时、每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生活的实质是脆弱的、不稳定的，甚至经不起一次意外。

最让苗婕担心的事情是儿子生病。她的第一次经验里足有一个星期没睡觉，吊针的日子如同一盒坏了的磁带反反复复地轮回播放，至今回忆起来都透不过气。下训练直奔医院，处理验血、吊针这些繁琐的事情后，整晚守着在床边一直量体温。扎针的晚上对双方来说都尤为难熬，儿子半夜习惯性哭、叫，她醒了还得先照顾孩子的情绪。累了怎么办，她的身体第一反应是哭，接着若无其事地再回到生活里。

她对生活的艰难淡然处之，然而即便笼罩着光环的2016年阿布扎比世界柔术大赛冠军头衔，也并没有成为苗婕美梦的栖息之地。在她的记忆里，柔术紫带级别的奖金不高，很多时候奖金只够来回机票的钱。今年，她做出决定从搏击馆走向铁笼里的MMA（综合格斗）比赛。“年过三十的女人”和一群男人摔打一团，与其说是喜欢，更直白一点说是“想赚钱，想出名”。当她提起有一次训练断了腰，躺在床上呕吐不止的教训，很显然，难以达到辉煌阶段的自己不再是运动首选了，她自问自答似的说：“能怎么办？难道我不活了吗？”

一切都是为了保卫宝贝的生活。有时候带儿子一起上班，三、四个小时里他趴在训练场围栏外静静注视。儿子超乎年龄的乖巧，让苗婕心里难受，在她心里，最辛苦的人是儿子，而不是自己。

从极其个体主义的视角来看，她们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原本就没有太多选择。这种由单亲妈妈个人努力建构的生活，同时处于就业竞争和经济收益的弱势。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研究单亲家庭十余载，她认为，这两者压迫单亲母亲家庭，形成了她们经济资源缺乏的劣势。

就业竞争上，由于孩子保育费用和看护花费高昂，单亲母亲倾向于选择方便兼顾工作和照料的非正式就业，职业结构大多处于中低层次，导致工作性质不稳定、薪水低；经济效益上，巨额的家务劳动时间支出，耗费了单亲母亲用于从事经济收益的时间，最终影响了单亲家庭的收入。

身陷“时间困局”的丁姝彤就有一种不甘心，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她用高价换来的。她是地道北京人，说话一口京腔，曾经在一家底薪一万五的拍卖公司工作，每天朝八晚六。新工作的工资折为原来的1/3，换来的是自己亲力亲为照顾儿子，上班时间调整到了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两点半。

但能力与回报对等的这坎儿，她还是过不去。那天丁姝彤穿着深红色的毛衣，目光坚定地说，“我的能力绝对不是说就是四千、五千的能力，可以挣到两三万”。请保姆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婴儿车在妈妈手里是人命，在保姆手里就是车”的想法也许有失偏颇，但带着母亲天性里的不放心，断然拒绝了让一个陌生人接孩子、送孩子、喂孩子的提议。

与大多数的单亲妈妈家庭相比，丁姝彤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她还有工作。是那些贫困的农村妈妈，孩子三岁上幼儿园前的这段时间里，工作和带小孩的矛盾激化到最大程度。她们在“自己带孩子，就没有经济来源”和“自己去工作，连保姆的费用都挣不出来”的选择里左右徘徊，但往哪边走都是僵局。

如今儿子长到五岁，丁姝彤的压力相对小了很多，为其他单亲妈妈们找到了一把解时间之局的钥匙。她通过生意伙伴联系到了一家养老院，不仅愿意提供工作岗位，而且内部增设幼儿园。名义上，五个单亲妈妈被分为一组，一个人负责照看幼儿园里的孩子，其他人将根据自身技能安排到对应岗位，比如懂财务的人可以做出纳。和她最初办项目的目的一致，妈妈们纷纷反馈：省心多了。

北京长辛店的这家养老院，也从里到外改变了很多。原本垂垂老矣的楼房里，时不时传出孩子们的笑闹声、哭喊声，床从一米变成一米三，最初什么也不会的人接受了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两个月后也持证上了护工岗。

对于这次大海捞针的对接成功，她归功于“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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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贫困、偏见可能是单亲母亲家庭听得最多的几个词。但你很难用一个两个词去描述她们，是全盘接受、还是撤销失望的门槛，也有不少的受访者都提到“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名为“快乐源头”的微信群就是一个这样的聚集地，321个原本生活并无交集的单亲妈妈好像什么都聊，孩子、日常生活、婚姻关系、原生家庭等，可你几乎看不见情绪偏激的指控或埋怨。

入群一周以来，记者惊讶于消息刷新速度快、话题庞杂，以及这群人身上的体面和轻盈感。她们践行“快乐”的方式是认真投入生活——为选择一辆儿童自行车的颜色、哪种绘本、什么牌子的奶粉而大发讨论，给群友晒出新做的粉色甲油和品相不错的菜品。群里活跃度高的人就那么十几个，到了周三，平常潜伏于四野静默之中的人都出来了。为了弹性时间做代购、微商的单亲妈妈不少，但所有人都体面地遵守着“周三广告日”的群内规则。

任谁看起来也不过是一个以理解为基石的闺蜜群，除了偶尔群友A没来由地一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教育我们，我想说，我们离婚的比你们都懂婚姻”，群友B接着说“我已经不和这些人争论了”，平淡中透出了一股无奈的情绪。

传统社会确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女性被建构为家庭妇女的单一角色，只有管理好家庭的才能得到来自社会评价体系的认同和赞美。甚至现在，落后观念还在向女性施加了“弃妇”心理压力。“她们害怕会因此受到社会、家人以及子女的歧视，导致这个群体的心理问题积攒得很多。”王行娟专门开设了“方舟家庭中心”，从心理层面关注单亲身份的认同问题。

一直以来，王行娟反复思考把工作做到人心里去的意义，也在长达三年的下社区工作中碰到了诡异的事情。居委会领低保的办公处到了下班的点，一个身形瘦小的人低着头、快步朝这走来，来去匆匆只留下一道黑色背影。这位离婚待业在家的妇女后来参加了心理成长小组，与人交往开朗了许多。

就像一开始，最好的朋友劝丁姝彤能忍就忍。离婚没多久，她就体验到了不公平——法院判下来的最低标准抚养费刚够孩子吃口饭，她有点担心未来孩子上学的费用。而且根植于社会观念的偏见无处不在，这个东西没有标准尺度，不管孩子太淘气还是太乖了，幼儿园老师总把所有表现归因于家庭；有时候公司要加班，她说明必须去幼儿园接小孩的理由，但周围的人都对她单亲妈妈的身份半信半疑，“大家说笑话她在一边哈哈大笑，吃煎饼还能加两个鸡蛋”，领导当时的原话就是这样。

站在立着“逃避”和“面对”两个路碑的十字路口，自认为“骨子里有点强硬”的丁姝彤选择了后者。比如对于爸爸的这个问题，她不像其他妈妈那样严阵以待,今天编了第一集明天还得编第二集，她让孩子学会正常自如地谈论爸爸。这种自尊自立的理念一直贯穿在丁姝彤的育儿教育之中。

丁姝彤想为儿子撑腰壮胆，总是理直气壮地说：我承认我是单亲家庭，你不许歧视我和我的孩子，你要敢有偏见，我就去告你。当然能不能告成是未知数，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妈妈与其他势力的一场尊严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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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声音绵长，力量浑厚，和中国女性角色的重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传统女性角色定位在近代中国社会制度革命后发生了变化：她们走出家庭，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实现了被赡养者到赡养者的角色过渡。这时，女性不仅作为家庭经济的补贴者而存在，实际上是与丈夫平起平坐的、家庭不可缺少的赡养者(尤其在城市)。

至少相较于普遍实行M 型就业模式（即中断型就业）的西方社会和日本而言，中国女性大多在婚后仍连续就业，婚变后能很快地适应社会角色，其实生活水平并未像普遍大众所想象地迅速下降。

万小努是上海一家外资银行的员工，她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经济，而是心病。两年前，她经历了一场“失去比拥有更踏实了”的婚姻，好在职业生涯几乎没有过断层，拿着一份稳定、不错的收入。抑郁症曾经疯狂折磨着她，像被一只手推进黑漆漆的夜里，陷入自我否定和迷失之中。她哭、焦躁并且厌食，每天例行公事地应付“有男朋友吗？要么算了复合吧？反正都过去了，为了孩子再考虑下吧”，关心不过加深了苦味的记忆。

听到记者问家庭和工作的失衡，衍生出来的单亲家庭孩子危险问题，她振振有词，“我觉得你们这样说不对。这个问题一问出来感觉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她觉得你没理解，是搞划分特殊群体的歧视。即便离婚前，她在女儿身上投入的金钱和时间就多于男方，如今一半收入用在女儿身上，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划了一条专属女儿的底线，先为女儿想想。

污名带来的伤痛最初被马拉松抚平了。万小努第一次参加新加坡全程20公里的日落马拉松，从半夜跑进天亮，从清迈跑到苏州、无锡，逐渐地从抑郁症里跑了出来。她最感谢的人还是自己爸妈，自己做出离婚决定时，他们的那一封短信给了她底气。除了父母以外，她想不到帮过自己的人还有谁。

关于目前单亲母亲的社会支持系统，学术界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孤立无援。封闭的狭窄生活空间使单亲母亲缺乏发展社会网络的机会，得到的社会支持不如男性那么多，支持的力度也没有男性那么大。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72号万博苑小区里的一栋楼房，进门左转的一扇锈红色门内，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把无助的单亲妈妈们都连结在了一起。生完孩子15天就想离婚，遭受过家暴的丁姝彤认为自己格格不入，脾气不好，没有忍耐力，红枫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你没有任何心理问题。离婚对你才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唯一一通电话瞬间给她注入了安全感，确认自己是对的。

接触了红枫生机勃勃的老组员后，丁姝彤慢慢就把“我该怎么办？”的疑惑消除了。红枫发起的每周一次的组员互助小组活动中，这周老师讲课，下周新老组员之间互相交流。2002年进来的老组员钱钧视红枫为“娘家”，早先痛哭流涕，现在能和新组员互相交流、分享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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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计划和公益组织改变了一部分的单亲妈妈们，让她们找到新的工作、建立起了生活的信心，却都以“运转停滞”告终。最短的只有一年，比如张迅和丁姝彤的项目；时间最长的方舟家庭中心也没熬过2015年，后来由组员自发捐款，才勉强维持了自运转。

张迅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人员共同意识到，影响力持久、大众认知度高的强势公益品牌还未出现，单亲妈妈公益组织还普遍处于初生阶段，一束微光很难照到每个需要帮助的人。目前各家携手并进依旧很难，王行娟尝试与其他为单亲家庭服务的机构合作，结果杳无音讯，这也许和单亲群体背着沉重的包袱有关。

还在满世界跑马拉松的万小努，以前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莱美团操教练，而不是整天坐在银行里，更不能冒着任何程度的风险去挑战跨行工作。和她的遗憾不同，苗婕今年和儿子拍了第三套亲子婚纱了，把“超人妈妈”的爱延伸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免费教一批自闭症和唐氏综合征多动症的孩子打拳。

丁姝彤的五岁儿子有点像她，侠肝义胆、爱保护别人。小孩之间的混战里，他不管自己的年龄，为大自己两岁的小孩强出头，丁姝彤一边严声教育儿子学会自保，一边压抑不住心里的喜悦：自己还是挺成功的。

通向她们的世界里，我们逐渐看见了狭窄的自我空间、事业前途被阻断、社会偏见的压力、新感情迟迟未到，这些有不可抗力的难题如同一只巨兽蹲伏在前路上，她们陷入被动的姿态。更难以想象的是，情绪仍没法着陆——包括自我定位和生活初心。她们常常和自己对峙：“我是谁？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未来在哪里？”问题解决不了，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疑惑，内心愁苦。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思·韦伯说，人是悬挂于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原来她们一心推石头上山，攀至山顶；在多变的生活、复杂的社会场域里，一切都改变着她们原本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当乱石当面砸下，苟活都算难得，路在哪里，完全不知道。

大多受访者都向记者反复强调，生活中立起的坚固屏障之外，自己仍然保有温柔的一面。谁也不能确定，如果下一次发生意外，这些人的未来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