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大博士生“潜伏”四年收集情报，曾申请新加坡政府多个职位

6月16日，新加坡卫生部通报初步统计：今天新增确诊24例，6万2339例。新增病例当中，境外输入5起，本土病例19起。

昨日（6月15日），新加坡内部安全局发文告指出，40岁本地男子姚俊威在内部安全法下被拘留两年。

内安局指出，姚俊威为获取金钱报酬，试图通过到新加坡政府机构任职、向新加坡一些人士索取资料等行为，收集新加坡的有关情报，同时，他也为外国情报部门物色人员。

（图源：Dickson Yeo 脸书）

天之骄子的秘密活动

新加坡籍男子姚俊威（Dickson Yeo），曾经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

Dickson Yeo曾发表过许多研究成果，可谓“天之骄子”。

2015年，他开始为外国情报部门工作，向美国空军一名文职人员取得一份关于日本购买美制F35战机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的报告。

2018年，他在新加坡成立美国知名公司Resolute Consulting同名的幌子咨询公司，以招聘为名，收集了400多份简历，大部分是享有机密权的美军和美国政府官员。他之后向他们邀稿，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之交给外国政府。

高学历的他还申请了新加坡政府的多个职位，希望能够利用职务之便搜罗更多情报。然而，新加坡政府并未录用他。内安局发言人表示，想要申请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职位必须先通过一系列安检。

作为研究者，姚俊威曾以写研究报告为名，尝试联络新加坡许多消息人士，以便探听新加坡的各路情报。

在美国的活动与判刑

姚俊威在2015-2019年四年期间，多次到访美国，除了撰写政治领域研究报告，暗中还有一个秘密任务——为外国情报部门进行情报收集。

2019年1月，他飞赴美国，通过利诱美方军方、政府官员以将美方情报转交给第三国。他的联系人甚至包括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

2019年11月，他向美国陆军一名军官要求提供保密信息。该军官举报，结果姚俊威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被逮捕。

2020年7月24日，姚俊威在美国法庭承认，自己为外国政府非法收集情报。

2020年10月9日，他被判坐牢14个月，从被逮捕之日算起。

根据美媒报道，姚俊威在检方呈给法庭的签名证词中，承认自己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与情报人员见面不下20次，而且到访中国时获得特殊待遇。

他最初是收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报告和情报，后来把工作重点转向美国。

根据《海峡时报》报道，在美国庭审时，他坚称自己支持中国，没有出卖新加坡利益。

去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他说：“但我想指出，美方执法部门为了抹黑打压中国，近来不断炒作所谓‘中国渗透’‘中国间谍问题’，已经到了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地步。”

汪文斌说：“众所周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猖獗地大搞间谍窃密活动，连自己盟友都不放过。这些都有实据可查。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贼喊捉贼”，停止利用所谓间谍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

去年12月30日，姚俊威被遣返回新加坡，入境之后被内部安全局逮捕。

内部安全局指出，他曾向美方透露，自己除了收集美国情报，同时也收集其他国家的情报。

其导师被指为外国代理人

2017年被驱逐出境

2017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教授，被指是外国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与外国情报人员接触与合作，利用学者身份和职务，接近新加坡具有影响力的名人，企图影响新加坡外交政策，有意识地在暗地里推进另一个国家的议程。

黄靖否认这个指控。

很巧的是，黄靖是姚俊威的导师。根据《南华早报》报道，黄靖指出，姚俊威只是系里其他同事转介给他的，是他所监督的六位博士生之一，但也是表现最差的。

去年8月，《联合早报》引述黄靖说，“我真的很意外，但我很高兴他落网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害羞又谦虚，但他渴望成为一号人物。你知道，就是那种自我重要感。在那之后，我对他没有太大印象。”

黄靖教授和妻子杨秀萍的永久居民身份已被取消，并被驱逐出境。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言人表示，将会加强学生的监督和提高风险意识，并称对任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

新加坡内安局表示，“新加坡政府严谨看待任何与外国政府建立不当关系，并听命于外来势力、参与有害我国安全和利益的活动，包括双边关系。”

新加坡曾出现过的一些间谍案

新加坡逮捕美国领事、ICA官员

1961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工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政治部就是现在的内部安全局。

中央情报局政治部承诺给予这个官员优厚报酬，并保证，万一东窗事发，会把他和家人送去美国，保证前途。该官员三天之后向上司柯里顿报告，柯里顿向总理李光耀报告。

李光耀给柯里顿下指示说，“必须彻查此事，任何方面都不放过；追根究底，不能罢休。但，要时刻谨记，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并下令设圈套。

1961年4月，三个美国人不知事情已败露，钻进了圈套。三人到了乌节路附近的一家公寓内，准备用测谎器测试该名官员是否诚实，结果被一网打尽，当场被捕。

三人当中，一人是美国驻新加坡领事，有外交豁免权，新加坡政府只能放人；另外两人，一个是CIA驻曼谷官员，一个是CIA驻吉隆坡官员，新加坡政府发出为期一年的扣押令。按新加坡法律，如果罪名成立，可判12年监禁。美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对此案一无所知，引咎辞职。

4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克亲笔签名，给李光耀致信，称：“获悉贵国政府发现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在新加坡从事不正当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让阁下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因这次不幸事件而受损，令我万分遗憾。新任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准备检讨这些官员的行为，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李光耀通过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即大使）薛尔克向美国传话，如果美方支付1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释放二人，同时保密。

美国回应，愿意支付100万美元，但对象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李光耀大怒，认为此举是在收买政治领袖，是严重的侮辱。

在薛尔克再三斡旋下，新加坡政府一个月后释放了ICA的那两名官员，警告他们不得再犯。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到，“我们希望这番警告会受到重视，却怕说了也等于白说”。

（《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1965年9月2日）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公布此事。却没想，美国国务院全盘否认，对李光耀的话表示“震惊”，认为这是“不幸的，中了印尼人的诡计”。

李光耀回应，“美国人愚蠢地否认了无可争辩的事实”（The Americans stupidly deny the undeniable）。

之后，李光耀公布了美国国务卿四年前的那封信。

美国国务院收回了否认。

苏联“红燕”出手

新加坡使馆译电员被套路

1980年3月25日，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译电员黄庆顺因间谍罪被判刑十年。

黄庆顺（Alan Wee Kheng Soon）1950年出生，1967年进入新加坡外交部工作，1978年被派往新加坡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译电员。

黄庆顺与妻女在莫斯科住在由新加坡政府租下的公寓。1979年5月，黄庆顺在公寓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自称是黄庆顺所住公寓前任住户、调任回国的新加坡外交官的好友，叫柳芭。

两人搭讪起来，之后约在附近的一家名叫Labrinth迷宫的餐馆吃饭。饭后，两人到酒吧喝酒、跳舞，一直到凌晨一点半。之后，柳芭把黄庆顺带回自己的一房式公寓，两人聊天、喝酒，之后一起过夜。

交往一个月不到，柳芭向黄庆顺表明自己的克格勃特工身份，威胁黄庆顺，要把两人亲密的照片交给他妻子，也威胁对他妻女下毒手，要求他交出使馆译文的代码。

黄庆顺没有将此事告知妻子，也没有向大使报告，而是到公寓附近的地铁站，向柳芭陆续提交使馆的机密电文，同时继续与她幽会。最后，黄庆顺把整部译电密码交给了柳芭。

作为交换，克格勃允许黄庆顺以非正常途径进出苏联，方便他从事宗教物品走私生意，最终在赫尔辛基被芬兰警方逮捕。已经掌握线索的新加坡政府借此将他召回国内。黄庆顺自知东窗事发，向柳芭求助，要留在苏联，结果被无情拒绝。

黄庆顺回到新加坡之后，即刻被逮捕并告上法庭。

主控官指黄庆顺不配合调查，不肯透露柳芭的全名，也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行为，反而在出事之后，意图留在苏联，不肯归国。

在庭审时，黄庆顺供认，有一次柳芭指着他公寓外的一部撞毁的奔驰车，告诉他，如果不与她合作，她可以随时安排这类车祸降临他的妻女身上。

主控官反驳，“对方最初可能用了威胁手段来逼你交出东西，但对方从未逼迫你继续与她上床。”

1980年3月25日，法官判黄庆顺罪名成立，认为他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害；他面对的两项间谍罪指控，各判五年徒刑，分开执行，一共判刑十年。

新加坡驱逐苏联使馆二等秘书

1982年2月22日，新加坡驱逐苏联驻新加坡使馆二等秘书拉尔金（Anatoly Alexeyevich Larkin）和苏联官员邦达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ondarev）。

新加坡政府文告指出，拉尔金自1979年9月就派驻新加坡，是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假冒欧洲一家报馆的记者身份，谎称是瑞典公民，接触新加坡无症部队一名技术少尉，向他承诺金钱报酬，换取敏感军事信息。少尉向上司报告，此事暴露。新加坡政府将 拉尔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加以驱逐，限定24小时内离境。

邦达列夫是船厂监工，派驻在新加坡吉宝船厂，负责监督苏联商船的维修。他以介绍生意为甜头，从1979年10月发展新加坡本地一名商人，扩大他的情报网。新加坡政府随即撤销邦达列夫的工作准证（Employment Pass），被令24小时内离境，永远不批准入境。

当年，苏联情报人员在东南亚的活动猖獗。1981年底，三名苏联外交官因涉及间谍活动，被马来西亚政府驱逐出境；1982年2月中旬，苏联驻雅加达使馆武官和一名航空公司经理则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