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惨间谍：因女友抽了一支烟，露出破绽，暴露身份后被判绞刑
在国产剧低迷的当下，正午阳光曾是响当当的招牌。
2015年拍摄的谍战片《伪装者》，从卡司阵容及剧情走向都非常漂亮，在正午阳光收获一众好评的同时，也让广大的观众深入了解到情报特工这样一类特殊的人群。
在上世纪战火纷飞的年代，不仅是远处前线的枪林弹雨，原来在表面风平浪静的内处，也潜藏着看不见的硝烟。
前苏联便也有这样一位特工，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自动打开。”
可这样一位在专业上过硬的特工，最后却没有收获皆大欢喜的结局，在日本执行工作被意外发现，客死他乡。
他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红色谍王”理查·佐尔格。
身在德国心在苏联
佐尔格传奇的谍战生涯，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的坚信。
1895年，佐尔格出生于高加索地区的巴库，父亲是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位俄国人。
3岁时，佐尔格全家迁往德国。
19岁时佐尔格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受伤，曾被授予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
一战的血腥战火，让19岁的佐尔格深受冲击，他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并成了一位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负伤退役后，佐尔格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求学期间，佐尔格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拥有一半俄国血统的佐尔格，天然地对俄国心生亲近，更让他确立了理想。
次年，德国共产党成立，佐尔格成为早期党员之一。
1924年，佐尔格被苏联情报机关吸收为谍工人员。
佐尔格的间谍天分很快被发掘了出来，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他谍报生涯的第一站。
此后十余年，佐尔格始终以记者的身份公开示人。
1930年1月，佐尔格抵达了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
繁华的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
在作为掩饰的记者身份之下，佐尔格的真实身份其实还有两层。
他不仅是间谍特工，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驻华代表，还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特工。
他是带着共产国际和苏军情报部的双重任务来到中国的。
那时德国极受蒋介石推崇，德国和国民政府军事往来尤为密切，在华德侨也往往更受优待。佐尔格以记者身份和这些德国顾问们打成一片。
对佐尔格毫无戒备的德国军事顾问，无疑是绝好的军事情报来源。
而通过他们，佐尔格还结识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一众高官显贵。
佐尔格到上海后，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重建苏联情报组织，苏联原先在华的情报组织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
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佐尔格小组”，与中共领导层和其相关部门都建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及横向联系。
应当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活动是了解的，根据党中央决定，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还应他们之邀，派遣了一批优秀党员，以充实其情报队伍。
佐尔格在中国站稳脚跟后，莫斯科给佐尔格配备的几位核心成员先后抵达，形成了一个职能完备的国际情报小组。
据俄罗斯近年解密的档案，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电报，其中335份电报转给了中国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佐尔格在中国
1931年12月，顾顺章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派驻机构造成了极大威胁，他给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
只是这样一条摸不着头绪的信息，按道理来说，对佐尔格没有太大的危险性。
但事情偏偏影响到了其他共产主义者。
1931年6月，英国警察在新加坡逮捕了一位共产国际信使，通过信使身上的联络表，警方很快便锁定了潜伏在上海租界的牛兰夫妇。
牛兰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雅科夫的化名之一，他在上海以“大都会贸易公司”为掩护，暗中维护着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
牛兰夫妇潜藏的很好，作为有着绿卡的国际友人，又掌握着重要资金链条，按照默认的规矩，在没有拿到实际证据时，警方不得不放人。
可偏偏，乌龙就此发生了。
上述提到的顾顺章提供的“牛轧糖”信息，和“牛兰”在德语发音里极为接近，再加上牛兰夫妇有接触共产国际的巨大嫌隙，国民党很快便认定牛兰夫妇就是他们要找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
这可是条大鱼，国民党对此表示高度重视，试图从牛兰夫妇身上作突破口，破获中共上层机关，切断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渠道。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秘密“引渡”，从上海押往南京。
到了国民党的大本营，营救难度立马上升一个等级，牛兰夫妇生死难料。
作为重要中转站的复杂人，共产国际方面马上组织营救行动，将具体工作交付给佐尔格负责。
佐尔格收到任命时，明白牛兰夫妇是为自己背了“黑锅”，即便是同为共产国际工作者，也不能袖手旁观，念及于此，佐尔格更是拼尽全力展开了营救行动。
即使这样，可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但纵然大敌当前，也绝不能抛弃自己的战友。
佐尔格兵分两路，一明一暗进行行动。
明面上，佐尔格动用自己在上海作为记者结识下的各方人脉，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给国民党施加压力。
国民党对此表示，没有抓捕牛兰，因为牛兰夫妇是被秘密关押，国民党拒不承认，知名人士的声明便只能打在了棉花上。
暗面里，佐尔格责成方文侦查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采用一些手段疏通了国民党高层内部。
很快，佐尔格便得到了牛兰在南京的下落，并且了解到此案的主观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
据方文回忆，在拿到相关信息后，佐尔格很快想到了解决方案，但需要牛兰写一封亲笔信，证明他确实被关押，并且带出来。
如何传递消息，如何传递亲笔信，都是必须去攻克的关卡。
两天后，此案主管张冲通过中间人给方文回话：信带出来，可以，但是要3万元。
佐尔格在知道本案主管是张冲后，便已经暗中调查了张冲，发现张冲有过苏联留学的经历，佐尔格认为，张冲能够提出这个条件，其实是在向共产党示好。
张冲在数年后的表现，确实印证了佐尔格的判断，他身为国民党中统要员，却是“联苏联共”的积极推动者、共产党的朋友，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友谊。
但3万元，在当时战乱纷飞的时机，不是小数目，很多贫苦家庭可能一年的收入都够不上这个数目。
佐尔格没有迟疑，钱可以凑，他更担心的张冲会反悔，错过了对牛兰夫妇的最佳救援时间。
并且佐尔格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拿到这封信，不仅可以救出牛兰夫妇，还能够为共产国际反蒋行动提供有力支持。
他按照张冲所要求的数额，向共产国际申请了款项。
佐尔格很快拿到了牛兰的亲笔信，并将其提供给了记者圈的朋友们。
中外媒体对“牛兰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确证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
国内外知名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担任主席，亲自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
“牛兰事件”的最终结果，让国民党当局在该事件中的外交、司法形象大打折扣，企图以此切断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图谋也彻底落空。
不过，佐尔格在“牛兰事件”中的作为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
他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1932年5月，佐尔格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希望撤离，莫斯科回电：“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
营救牛兰夫妇是佐尔格在上海进行的最后一次活动。
1932年底，佐尔格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他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就此结束。
几个月后，佐尔格被派往日本东京。
回国前夕惨遭暴露葬身东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苏联在中国东北形成对峙局面。
1933年，日本和苏联就中东铁路的纠纷摩擦不断，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却又僵持不下，两国关系日益紧张。
对苏联而言，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应付德国的军队，已是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的事情，非必要情况下，苏联不愿和日本开战。
即使要开战，苏联也需要掌握更多的情报以应对战场的变化。
思及于此，苏联派遣佐尔格前往日本，建立情报小组，侦查日本相关动向。
佐尔格到达日本后，并没有立即开展工作，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树立自己的人设，在日本结交了一些有共产国际主义倾向的朋友，配合自己的工作。
直到1936年，佐尔格在日本站稳脚跟后，才开始频繁地向莫斯科汇报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情报。
佐尔格在日本重建“拉姆扎”情报组，揭开了他情报生涯最辉煌的篇章。
在日本工作8年，他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情报，特别是准确预告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他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
1941年10月，德军穿越了大半个苏联国土，终于来到了莫斯科边际。
这场著名的莫斯科战役，奠定了二战的最终格局。
作为指挥员的斯大林，从远东地区抽调了16个精锐师驰援莫斯科。
保卫莫斯科重要，但斯大林何以有勇气抽离驻扎在远东地区的大部分兵力，似乎并不担心日本反咬一口，形成两面包夹之势？
原因便在于，开战前夕，苏联最高统帅部收到了发自日本东京的可靠情报：日本不会对苏联发动战争，而是要和美国开战。
正是这份情报，让斯大林有如此调动，成功保卫了克里姆林宫。
此后德军不败神话彻底倒下，兵败如山倒，欧洲战场局势顷刻天翻地覆。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突然被日本秘密警察组织特高课警察逮捕，而一切的起因，竟然是一个舞娘的一支烟。
“【司法省十六日午后五时发表】昭和十六年十月以降，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检事局根据警视厅的探查，指挥同厅进行了严密搜查; 对理查德·佐尔格等相关者即可称为国际谍报团事件的主要关系人之审讯已告一段落，本日对其核心分子五人以违反国防保安法、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等罪名，向东京刑事地方法院提出要求预审的手续。日本特高课警察围绕佐尔格的侦查已经进行了两年多。”
对佐尔格的搜捕与初步审讯，首先由“特高”外事课警察具体执行，然后再由检事局的检察官继续审讯。
在回答特高警察大桥秀雄的讯问时，佐尔格直言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确曾说自己的所属机构是“共产国际”。
那么，据陈翰笙（曾和佐尔格共事过）回忆，对佐尔格的一些工作内容当时他并不知情，“也绝不过问。这是秘密工作的规定”。
一个潜藏至深又经验丰富的特工，是如何暴露的呢？
起初，是日本反间谍机构监测到了“拉姆扎”情报组的密集电报信号，怀疑东京有潜伏的外国谍报组织。
但佐尔格使用的是便携式发报机，每次发报的地点都不一样。
日本特高课警察始终无法锁定其位置，只能在东京的外国人中寻找突破口。
1939年5月，趁佐尔格到中国出差的机会，他们对佐尔格的日本女友石井花子进行了问话。
石井花子对佐尔格的情报活动一无所知，问话没有任何收获。
但他们在石井花子处搜到了一个打火机，外形无异，也能点火，拆开外壳却是一个极为精巧的微型照相机——一个非常明显的间谍工具。
那是石井花子为佐尔格收拾屋子时随手装在兜里的，自己毫不知情。
仅凭这个也无法确认佐尔格从事间谍活动，日本特高课警察不动声色，暗中加紧了对佐尔格的监视。
而佐尔格的隐蔽工作实在出色，两年间日本特高课警察在他身上没有更多的发现。
直到1941年10月初，佐尔格下线关系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外围情报员被捕，推倒了“拉姆扎”情报组的多米诺骨牌，三百余人在一个月内被秘密抓捕。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在处处都是硝烟的战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三年中，佐尔格要求得到了一架德文打字机，用它写出了自己的“供书”，亦称“狱中手记”，用虚虚实实的笔法记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他定义自己的情报工作：“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苏联，使它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免受军事打击的威胁。”
在回忆自己的三年中国生涯时，他写道：“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据小尾俊人说，在上次“司法省发表”之后，“直至战败，日本国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佐尔格事件的消息。”
公元1944年11月7日，亦即发生于1917年俄历10月25日的俄国共产革命第27周年的纪念日。
清晨，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因从事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活动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的理查德·佐尔，在预先没有得到任何执行通知的情况下，被推上了绞刑台，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70多年了。
在战争结束的前夕，这位优秀的特工，被迫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佐尔格小组的活动，是1930—194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势力在广泛的区域内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也在冷战时期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
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随着苏联等地区相关档案的解密，又使他们再次成为被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董少东.“红色谍王”佐尔格(下)[J].老年教育(长者家园),2022(0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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