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季羡林、钱钟书齐名的他称自己是小学生｜国学大师饶宗颐辞世

▲国学大师饶宗颐。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赵蕾 实习生 黄钰钦 编辑 苏晓明 校对 陆爱英

农历新年到来前，101岁的国学大师饶宗颐辞世了。

在大陆，这是一个令人稍感陌生的名字。香港人熟识饶宗颐，他们说，“在香港，论挣钱，没人能挣过李嘉诚；论读书，没几人能读过饶宗颐。”

饶宗颐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初中休学，依靠自学，学贯中西。从甲骨到莫高窟，从梵文、希腊楔形文，到楚汉简帛，他无一不晓。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称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称赞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

饶宗颐不认同。

2003年的秋天，他把自己全部藏书4万余册，捐赠给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又给学术馆起了个外文名字，叫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petite是小的意思， ecole是学校，合起来是小学校、小学的意思。“我这个地方叫小学，我不敢把自己放大，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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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坐在葫芦里”

和饶宗颐先生握过手的人，大多都对那双“有节奏用力”的手印象深刻。

他手腕有力，身体硬朗。在老友中山大学退休教授曾宪通的印象里，去年，这位百岁老人刚在巴黎和北京办了书画展，前年去了京都，”像个老小孩，怎么也闲不住，总要去世界各地转转。“

媒体上，他银眉鹤发，清瘦机敏。天气冷一些的时候，饶先生喜欢带一条颜色艳丽的围巾，这是他晚年的习惯。出席活动时，做得最多的动作，是一双手压在胸前的围巾上，频频抱拳回礼。

百岁过后，他鲜有露面。

2017年5月份，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最后一次拜访他。那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一个饶宗颐作品展上，赵声良应邀出席开幕礼。

“身体不好，饶老坐在轮椅上，不能多说话。”赵声良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饶老在展厅里匆匆看了一眼他的画作，医生就建议他回家休息了，“那时候已经住院挺长时间了。”

十几年前，曾有媒体报道，2003年8月他患轻度中风，右手偏瘫，不能提笔。他开始左手执笔练字，靠着左右手交替画画写字，恢复了右手的功能。

生活里，饶宗颐达观，有童趣。

汉学界一直有“北季南饶”、“北钱南饶”的说法，将他与季羡林、钱钟书齐名，称为大师。

▲饶宗颐与季羡林在一起。图片来自网络

“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潮州话里，大师与大猪发音接近），”饶宗颐打趣，“‘大师’是佛家说法，我不是和尚，所以不是大师。”

年近百岁时，不断有人咨询养生法宝，他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每天坐在葫芦里。”他引用明代诗人余善的诗句“一壶天地小于瓜”，告诉咨询者，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就长寿。

谈到吃，女儿饶清芬女士说，父亲爱吃地瓜，家里放了许多。他还葆有老家潮州的饮茶习惯，每天从早喝到晚，爱喝茶。他说，“咖啡是刺激性的东西，属于冲动文化。茶是冷静的、理性的，属于和的文化。中国的茶文化讲究一个‘定’字。‘定’就是心力高度的集中，内心安宁，才能实现心‘定’。”

高龄后，他甚少出门应酬。每天清晨四五点醒来，写字、看书、做研究，累了，就回去睡个“回笼觉”，中午在女儿的陪伴下到家附近的一个潮汕餐厅食用午餐。住所在香港的跑马地附近，阳台外是香港有名的跑马场。一周两次，跑马场会灯火通明。他在躺椅上，俯瞰骏马竞逐。

赵声良回忆，了解饶宗颐的人无不为他的广博“震惊”，“在我们当代的学者看来，能在一方面做透、做出一个好的研究，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饶老涉及的范畴之广、影响之大，后人难以企及。”

饶宗颐的研究范围涵盖上古史、甲骨学、敦煌学、经学、宗教学、史学等十三大门类。从莫高窟，到马王堆，再到曾侯乙编钟、云梦秦简，都曾集中他的目光。身处香港，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海外文物，并凭一人之力，开辟了多个汉学研究新领域。

饶宗颐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记者请他解释，他说，“不磨”，就是“不朽”的意思。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德”是第一，然后立功、立言。“自在心”是在不朽中找你自己一个自在，用现在的话讲，可以说是种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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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令我自己有个天地”

饶宗颐曾在采访中说过，自己是一个被求知欲吞没的人。

“每一个问题我要追到，一定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这样子，所以搞到我的兴趣，逼我去搞那么多的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学问去弄一个明白。”曾宪通将之视为饶宗颐的人生哲学，也是他被尊为一代国学大师最重要的原因。

在香港访问期间，曾宪通给饶宗颐订了《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三本杂志，每次收到书，他抱着书一本接一本的看，“半小时全部看完，还能立刻说出新一期杂志阐述的观点和理论。”

他曾问过饶老，“您是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

饶宗颐笑着摆摆手：“一目十行倒是能做到，过目成诵就夸张了，也就能大概记得住罢了。”

这似乎暗合了此前流传的一个“神童”故事。

1917年，饶宗颐出生在广东潮州首富饶家。他的父亲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

饶家家学深厚。饶宗颐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母亲在他两岁时过世，父亲在生活的沉闷中，训练他写诗、填词、写字、画画。到了14岁，他从初中退学，回到天啸楼的十万藏书里自学。

“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就有我自己的天地，一早就这样子，这是我的个性，我不感觉孤独很奇怪。”饶宗颐在日后接受采访时坦陈，他很早便知道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我要自己找我的，我令我自己有个天地。”

16岁时，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了《潮州艺文志》，震惊广东学界。1935年，19岁时，他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

在不止一个场合，饶宗颐曾提到做学问的“因缘”。他把1949年，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因缘”。

在香港，他在大学任教，主讲诗经、楚辞、诗赋。之后，他先后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再到法国研究敦煌遗迹，赴印度研究梵文。研究的视野也从早期的地方史，转变为中国史，继而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

彼时，饶宗颐取得的学术建树，国内专家是在多年后才逐渐认识到的。

“90年代，有年轻学者发现莫高窟里的白描画鲜有著述，提出来想作为一个领域去研究。”主攻美术史研究的赵声良回忆，学者后来看到饶宗颐在70年代完成的《敦煌白画》，感到惊讶，“很多问题，比如敦煌的绘画、书法、乐谱，饶老在五六十年代，都做了研究。”

▲饶宗颐所著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国内学者中断研究时，饶宗颐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开始接触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他在斯坦因掠走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敦煌千佛洞的道教宝典《想尔注》。并于1956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敦煌学”著作《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引起了欧洲人对道教研究的热潮，也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在京都大学，他一件件检视那些来自中国的甲骨文龟片。1959年，《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全面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

曾宪通向新京报记者回忆称，1980年秋天，饶宗颐受邀到成都出席第三届古文字学术年会。会后，他称自己三十年没有回国，很想去各地走走，了解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便自费安排了出行计划。曾宪通作为广东省高教局派出的随行人员，一路陪同。

两人从成都出发，一路坐火车去往青海、陕西、河南等地，三个月内共停留11个省市，考察33家博物馆。

他兴趣勃发，甚至找名家篆刻了一枚印章，写道：“九洲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记录广泛的游踪和高昂的志趣。

那段时间，饶宗颐一家家给博物馆发文书、电话，请求近距离了解当地的文物文献，“有时候为了感受和了解一件文物，他能站着观察近一小时。”

那种如幼儿初识世界的好奇目光让曾宪通毕生难忘，“他说以前只能看到书里介绍，此次亲眼所见，非常激动。”

这些经历，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饶宗颐在1978年退休之后发表的文章，比退休前还要多。空前广袤的治学领域和求索历史，使得学者评价他：“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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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在赵声良的印象里，每次到敦煌，饶宗颐都要进莫高窟呆一段时间。

那些壁画上的花鸟、人物，“他稍加创作，总能画出全新的画面感觉。”佛教里的荷花，也是他喜爱的元素，“他可以想到把传统的墨线换成金线，灵动、丰富，比大红大绿多了一份华贵。”

二十多年前，学界都知饶宗颐的学术成就，鲜有人知道他还精湛书画。随着年岁日长，他的书画作品越来越被人们解读为“精到的文人画作”。

▲饶宗颐在作画。图片来自网络

“他的学问和艺术交流得很好，有一个艺术家的童心来探索学问，又有一个学问家的深度来加强艺术。这确实是很了不得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晓明评价。

先生谦逊。他说，在做学问上，自己不过是用平常心“守株待兔”。

“我们一般的人是太急功近利，老是想抓几只兔子，积极追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我比较懒，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在老友曾宪通看来，饶宗颐是被兴趣和好奇驱动的“大家”。

1982年，两人一起研究曾侯乙墓钟。

这套青铜编钟共64个编钟，每个都能发出两个乐音，音域宽广，12个半音齐全。饶宗颐对此乐律体系非常感兴趣，他不止一次赞叹，“这音乐多美啊！”为了从历史、音乐、工艺各个方面去研究编钟，他特意嘱咐曾宪通标注每一个编钟的音阶，用于研究其中的音乐奥秘。

“他看到什么都想弄个明白。” 曾宪通发现，饶宗颐能从每一个方面发现事物小而美的点，并且放大，“他的求知欲膨胀着，从未畏缩。”

他曾在法国南部的拉斯科住过一段时间，为了参观一个两万年历史的洞，研究古代交通，他排了一年队。在离开拉斯科的前一天，他终于进去看了一个钟头，整个墙壁都是动物，里面有蒙古马。“我在看这个蒙古马，随着古代的人来来往往。”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京都研究甲骨文，他就寄住在城市近郊的寺庙里。

“一个人嘛，我住在三缘寺嘛。三缘寺，我每天都到人文科学的图书馆念书嘛，晚上回来，我也很孤独的，没有问题的。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孤独，就是追我的天地。”

见过饶宗颐的人，大抵都对他讲话经常在潮州话、粤语、普通话之间切换，印象深刻。除此之外，他还精通英、法、日、德、印度6国语言，对古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谈到人才培养，他分享感悟：“我的心得是，首先不要自我设限，保持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可先从一个小范围内的方面做起，如我年轻时先做方志学和地方史，以家乡潮州为研究对象。从考古一直到文学、戏曲、陶瓷等都做，特别注重不同领域间的关联性问题，这样慢慢就越做越通了。”

▲饶宗颐先生在杭州。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但他很快又意识到现实困境，“我也是这样教学生的，但愿意这样跟着我长期做的人极少。因为我们用了理工科的应用主义方法去培养文科的人才，结果是貌似专精而实际狭小，这还已是好的了，我还知道有不少粗疏而虚空的“专家”呢！学者可以先成专家，再追慕会通，终成通人，大概这样一个过程是可以的。”

饶宗颐95岁的生日是在敦煌度过的。

敦煌研究院借着学术研讨会的契机，在莫高窟前搭了台子，给老先生祝寿，“那一天来了很多人，饶老特别高兴。”赵声良记得，彼时，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饶宗颐当即决定将160万寿礼捐赠灾区。

在此之前，2003年的秋天，他还把自己20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任教时购藏所得的全部藏书4万余册，捐赠给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他给学术馆起了个外文名字，叫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petite是小的意思，ecole是学校，合起来是小学校、小学的意思。“我这个地方叫小学，我不敢把自己放大，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饶宗颐以“辛苦待舂锄”来描述，他把自己比作农夫，耕耘不辍。

2017年6月，先生以百岁高龄，与家人、医生、朋友一起到巴黎展览，重游皇港修道院。

曾宪通关于饶宗颐的消息也停留在那时。他想起2011年8月，南京紫荆山天文台以饶宗颐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先生高兴极了，说，“我天上有星。”此刻，曾宪通相信，那个他陪着周游了33家博物馆的饶宗颐，变成了那颗星星，继续闪烁着。

值班编辑 张一对儿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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