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信仰体系构建中的三个历史时刻

　　Andaya教授是世界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先后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荷兰工作，自1994年起在夏威夷大学任教，于2000年获得了John Simon Guggenheim奖。她的代表作包括《马来西亚史》、《东南亚近代史》、《燃烧的子宫：重新定位东南亚历史中的女性（1500-1800年）》等。Andaya教授目前的研究课题关注1511-1900年间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互动。她在本次讲座中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解释了20世纪前基督教在东南亚华人中发展相对缓慢，而在20世纪上半叶却得到迅速扩张的原因。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相比之下却少有学者关注基督教在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影响。而在16至19世纪，东南亚华人社群恰恰是基督教传教士试图打开中国大门的试炼场。Andaya教授对17世纪西属菲律宾、19世纪英属海峡殖民地和20世纪30年代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进行了对比研究，主张只有具备成熟的历史条件，外来宗教才能在该地区得到实质的发展。该研究旨在对宗教交流中的全球互联进行梳理，并将东南亚地区的宗教互动置于全球史框架内进行分析。

　　上图是耶稣会士马里尼神父（Giovanni Filippe de Marini SJ）1665年从东方回到罗马后所作书中的一幅版画。画面上的IHS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在希腊语中是耶稣名字IHΣΟΥΣ的缩写。匍匐在主的恩泽里的是来自越南北圻、交趾、柬埔寨、暹罗和日本的信徒，这幅画传递出耶稣会士期望基督教在东方遍地开花的愿景。有趣的是，传教士用以传教的书本是用中文写成的。Andaya教授借由这一现象引出了后续的讨论。

　　17世纪的马尼拉

　　当西班牙人在1570年开始其对马尼拉的占领时，当地仅有约150个华人。而到1600年，当地的华人人口则增长到了大约20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1567年隆庆开关后从泉州与漳州漂洋过海而来。华人在西班牙人的要求下聚居在马尼拉要塞边上的帕里安（Parian），并在1565至1815年间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者角色。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漆绘与雕刻工艺品经由马尼拉被运往大洋彼岸的墨西哥，而来自福建的商人们则从中赚取了美洲白银。

　　1565-1815年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Map created by Jesse Nett）

　　耶稣会士早在1552年便将传教网络拓展到了中国，但其他基督教派却寻路无门，其中就包含了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因此，1587年来到马尼拉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将马尼拉看作一个向中国传教的跳板，并首先尝试在当地的华人社群中进行演练。

　　当时，从福建南下前往马尼拉的除了商人与手工艺者外还有一部分文人学者。据记载，一位名为胡安·科博（Juan Cobo）的多明我会传教士正是在福建文人的帮助下获取了福建的相关知识，并用文言文著成了《万能真神实录》。该书将上帝塑造为万物的创造者，并记录了传教士如何将基督教教义与自然科学糅合在一起。《万能真神实录》仅有一份副本留存至今，现珍藏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此外，当地华人与西班牙传教士之间的互动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1593年一位华人印刷了用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写成的《基督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另外，科博在其宣教的材料中创造性地融入了一些动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将自然规律与上帝的创造性糅合在一起，不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关系被体现为上帝造物的神奇体现。

　　万能真神实录

　　基督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1593）

　　来自福建的华人多以闽南语为母语。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相信方言能够帮助他们吸纳更多的华人信徒，从而搭建一条通往中国的传教之路，因此开始积极地学习闽南语。在当地华人的影响下，传教士们在1605年印刷的一版《基督教教义》中使用了大量闽南方言，包括明代福建方言中的特有字符。此外，马尼拉华人掌握了高超的雕刻技艺，并协助制作了大量宗教雕像，得到了传教士们的认可。这些雕像成为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当时马尼拉教堂中的许多宗教工艺品都出自华人之手，例如下方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塑和用象牙雕琢的沉睡的耶稣。

　　圣母玛利亚（Mater Dolorosa）

　　沉睡的耶稣（Sleeping Jesus）

　　在传教士的努力下，确实有部分华人皈依了基督教，因为皈依能够带来一些切实的好处。例如，华人基督徒在1596年被允许离开马尼拉；1626年西班牙免除了华人的额外劳役，且在皈依后的十年里无需向西班牙人交税。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十分有限，无处不在的歧视、赋税以及繁琐的皈依仪式让大多数华人对基督教望而却步。西班牙殖民当局允许皈依了基督教的华人与当地人通婚，他们的后裔成为了后来菲律宾社会的梅斯蒂索（Mestizos）群体。到1662年，当地两万多华人中只有约15%皈依了基督教。因为西班牙的种族歧视政策，马尼拉华人在17世纪初发动了数次起义，矛头直指当地基督教会，并且把传教士和教堂内的艺术品作为打击和毁坏的目标。

　　总体来说，尽管西班牙人在17世纪初的马尼拉努力传教，但因历史条件尚不成熟，获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根据毕农多（Binondo）教堂19世纪80年代的记载，当地的华人居民中也只有约4%皈依了基督教。菲律宾华人基督徒的数量直到20世纪初美国占领时期才有了显著的增长。

　　19世纪早期的马六甲与新加坡

　　接着，Andaya教授将视角转向19世纪早期的英属海峡殖民地。当时，马六甲和新加坡居住着大量华人，马六甲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华人或峇峇（Baba，指华人与马来人的后裔），而在新加坡居民中华人占比约为31%，大多数来自福建或潮汕地区。1815年，以英国人威廉·米怜（Willian Milne）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华人助手抵达马六甲。米怜的助手梁发（Liang Ah Fa）帮助翻译及印刷了许多传教材料，并成为了当地第一位华人牧师。

威廉·米怜与妻子

　　梁发

　　米怜是马六甲地区传教活动的总负责人，与科博相似，他坚信基督教能通过马六甲传向东南亚各地并最终到达中国。不同的是，米恩看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教育能够帮助华人更好地理解并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因此他在马六甲建立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他希望新一代华人能够在此接受教育并皈依基督教，并最终成为神职人员投身于他们的传教大业。米怜通过书院印刷了很多书籍，如圣经和他创作的小说《张远两友相论》。这些书籍成为了他在马六甲以外进行传教活动的重要工具。

《中文版新约全书》（1817年）、《张远两友相论》（1819）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传教士是里雅各（James Legge）。他于1840年被英国新教公理宗的伦敦传道会派驻马六甲主持英华书院。里雅各对于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保持着敬畏之心，且认为在中国古代经典里同样蕴含着基督教的精神。1843年，他解散了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并前往香港，并在当地创立了新的英华书院。两年后，他带着三名中国男生回到了英国。在其中一名男生的协助下，里雅各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座新教堂。

里雅各与他带回英国的三个学生

　　当时新加坡的情况与17世纪的马尼拉相似，当地华人很少以放弃自身传统文化为代价投身于一个全新的宗教信仰。许多上英华学校的孩子都希望能够学习商务英语，以方便他们从商并继承家业，但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新加坡教会发行了诸多中文传教书籍，华人基督徒的数量依然没有快速增长。中华传统文化仍深深地扎根于海外华人社群，而皈依意味着信仰体系的全面重塑，很多华人不愿轻易切断自己的文化及精神血脉。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旗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客观上造成国内民生凋敝，中国国内的反基督教情绪也蔓延到了海外。此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传教士们得以前往香港等地传教。Andaya教授强调，历史环境让19世纪英国人在海峡殖民地的传教活动遭遇了跟西班牙人相似的困境。

　　宋尚节（John Sung）在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传教活动

　　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刻。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基督教复兴运动，美国五旬节派（Pentecostalism）的崛起，清王朝的覆灭等因素共同作用，为华人宗教领袖宋尚节在东南亚的传教活动搭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舞台。1907至1910年间的平壤复兴运动让基督教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广泛的传播。Andaya教授认为，学者们需要将这次复兴运动放到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中进行考察：1906年，美国洛杉矶的阿苏萨街运动推动了五旬节派在美国的发展。五旬节派强调传教活动的参与性和表演性，对当地社会中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五旬节派传教活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正在发生剧烈变迁的中国成为了一个传教士眼中重要的目的地。西方传教士将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看作是一个传教的黄金时机。然而，各地华人将传教士看作殖民势力的一员，普遍对他们抱有敌意。与此同时，华人自发的传教活动却提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且推动了教堂在各地的兴建。

宋尚节（John Sung）

　　1901年，宋尚节出生于福建莆田，父亲是当地一所卫理公会教堂牧师，其家庭受到了当时基督教复兴运动的深刻影响。宋尚节从年幼时期起就积极参与布道活动，在当地小有名气。青年时期，宋尚节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求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后前往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在此期间，他被基督教基要派和现代派之间的辩论所吸引，并受到福音音乐的影响，逐渐创立出一套新颖的传教方式。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女传教士于尔丁·尤特莉（Uldine Utley）利用歌唱与演绎的方法传教，给宋尚节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宋尚节的美国留学经历并未让他产生对西方传教士的亲近感。相反，他认为只有当西方传教士离开后，中国本土的教堂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伯特利布道团（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

　　宋尚节于1927年回国，很快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不久后便声名远播至东南亚地区。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人正经历着重重困难：在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当地排华浪潮激发了华人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华人也成为原住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对象；全球经济大萧条让诸多矿山和种植园倒闭，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下降；殖民政府对华人移民严加控制，许多人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窘境。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当地华人教会损失了大批信徒，入不敷出、每况愈下，急需一道能拯救他们的曙光。宋尚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邀请到东南亚地区进行传教的。

宋尚节在东南亚的传教路线

　　宋尚节的传教更近似一种"剧场式"的布道，他能够以生动的表演和互动来阐释晦涩的教义。例如，他让观众背负一个小棺材，在棺材内放入象征原罪的石块，每承认一项罪过就放入一块石头直至观众无法站立；之后，他缓慢地将石头取出，用这一过程体现灵魂的净化与重生。此外，宋尚节还能使用马来语或闽南方言演唱歌曲。他这种戏剧化的传教方式流露着来自美国五旬节派和福音音乐的影响。当地媒体纷纷报道宋尚节的传教活动，将他在当地掀起的热潮称作奇迹，认为他的布道给遭受苦难的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治愈的港湾。

宋尚节在中爪哇，1939

　　宋尚节的布道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东南亚华人间因方言不同而存在的裂隙。在他布道的"剧场"中，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华人都能共享同一种神圣的情绪，一种共有的"华人"身份。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宋尚节的宗教宣讲与当地华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有机地结合。此外，他强调皈依基督教与保留文化传统并不冲突，并鼓励华人教堂接纳更多的中华民俗传统。这一主张在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受到了华社的热烈欢迎。

　　宋尚节离开新加坡时的报道

　　基于上述三个案例，Andaya教授对基督教在东南亚地区华人群体中的传播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与梳理。她指出，基督徒依然是东南亚华人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分析他们信仰的转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也要特别重视人们在宗教互动中所处的历史环境。她认为，对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史的研究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我们有必要将影响宗教与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尤其是将它们放置到全球化和比较的视野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