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在晚明书坛上都是一流
主要成就
王铎的书法上追"二王",尤以王献之为主,此外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对《阁帖》的研究最为深入,师古临帖是独具特色。其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 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
他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其书法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派别,称为"明清调"。他的《拟山园帖》传入日本,曾轰动一时,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称"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
书法风格
王铎工正、行、草书,得力于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局。 有北宋大家之风。当时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时风中另树一帜。
在书法上王铎是一位各体皆能、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无论是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他那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说是一流的。正书在王铎作品中不多见,源于唐人而能自出胸襟。
王铎降清后八、九年时间,书风更趋成熟老辣,其狂草技法已臻化境。书法成了其"贰臣"的心理矛盾和落寞情怀的排遣,故作品已失去崇祯朝的扛鼎之力和奋发之气,而转为理性和孤冷。
特点
点王铎书法作品集《洛州香山诗轴》,在结字上把米芾的倚侧发挥到了极致,再以涨墨法略去点画改变字形,确实有"破鬼胆"之怪;再以中锋强力掠扛,轻重对比强烈,真正有神龙飞腾的不测之力。
《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是王铎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其恩师袁可立书丹,铭文近五千字,是不能多见的王铎长篇小楷。
《壬午临柳公权帖轴》,行草,王铎用三行布白法,写出五行书来:起首在一行空白中挤出密密的两行小字,结尾以贴零的方法在边沿空隙中挤出一行小字。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章法平衡美原则。
《王维五言诗卷》,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绫本,楷书、草书。此诗卷后半部分的行草在王铎作品中则不乏见,章法变化丰富,行笔能纵能敛,整体感强,结体欹正莫测,点画错综复杂,线条枯实互应,故其成就被人给予很高评价。
《临王筠帖轴》为四行书,主题三行书如空中的柳条左右摇曵飞舞,没有一处是垂直平衡和安静的,最后一行书乃落款小字,更是从左上向右下摇荡,末了还在边空贴零挤上"王铎"二字穷款。邱振中曾用"轴线连缀"的方法分析王铎每行书的左右摇摆度,以感知这种章法的平面几何关系。
这种翰札书、藁草书中很常见的章法布白,一下子在大幅立轴作品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惊险效果。这正是王铎平面视觉空间构筑上贯彻其所谓"幽险狰狞"的"魔鬼美学"原则,让人在视觉上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的意象。王铎在书法作品平面空间构成上的美学创造,已历四百年而无人居其右。
《赠张抱一行书诗卷》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是王铎五十岁在怀州所书作品,这二卷分别是王铎行书和草书的精品。王铎诗宗杜甫,此二卷十数首感事伤时的诗中发出了"百感中原事,魂魂向夜生"的悲鸣,乃是离乱战火中奔波有感于生灵涂炭的"诗史"品格,因此前卷行书尤显沉雄深厚,后卷草书乃感幽怨缠绵。
黄道周评价王铎书法曾有"五十自化"之说 ,这是强调生活与人格历练对书法风格成熟的审美卓见。徐悲鸿曾有一诗,用"蟠、蛟、螭"这种极尽其变的"神龙"来比拟王铎草书所塑造的形象,并赞之曰:"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他甚至还发问说:"文安诗作猛虎吼,谁执王字相雌雄?"
《奉龚孝升书卷》为酒后佳作,行笔刚毅,元气充盈,既是晚年颓废生活偶发牢骚的写照,也是悲剧情怀的痛苦表露,堪称行书代表作之一。
绘画
王铎画山水宗荆浩、关仝,继承了五代荆浩和关仝的风格,王铎的作品丘壑峻伟,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蕴,意趣自别。。同时他也吸收董源和王维的画法,主要以水墨晕染为主,皴擦不多,略施淡色,山川显得厚实雄伟,生机勃勃。他的山水画景色比较写实,山石的造型方峻,勾皴相间。他的山水画是以元人的笔墨技法画出了宋人味道。王铎的人物画极少见,而且画法比较简略、写意。间作兰、竹、梅、石,洒然有物外趣。
王铎的画王铎能画,但作品流传不多。 他的山水画仿荆浩、关仝却无大山大水的气势,《山水册》中的平冈高松,林峦深壑,空薄烟雨,曲径茅屋倒有苍秀清新之气,引人人胜。王铎善以书法之笔描写花卉枯荣盛衰的姿态,从上海博物馆藏《花卉卷》里可窥一斑。此卷作竹、兰、菊、竹叶、菊瓣及兰叶皆以中锋出之,信手写来,洒脱中含有拙味,与他纵而能敛的书法特点相统一。
诗文
王铎的诗学,宗唐祧杜,陶铸汉魏,对明代诸派,独推崇前后七子中的李梦阳、李攀龙。他最尊崇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甚至以杜甫再世自居。大概因为杜甫漂泊的生活,忧伤与痛苦的心境,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以及萧飒悲怆的史诗风格极能引起王铎的共鸣,杜甫诗歌的语言及其内容最能为王铎的思想情感代言。
王铎是主张"诗言志"的,他力图走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明崇祯五年,王铎作七言组诗八首的序时,对农民义军在山西、河南战事造成的后果,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予以反对与敌视。但对人民遭受的生灵涂炭则寄予极大的同情。王铎的诗仿学杜子美,但其思想内容、语言功力以及成就影响则自当逊色。倒是一些感怀、赠送、悼友的诗,写得真切动人,语言精妙,独有个人风采。
主要影响文学
虞世南文章婉缛,与徐陵相似。曾劝太宗毋为宫体诗,而其诗除《咏蝉》等少量有兴寄、边塞诗较刚健外,其余多为应制、奉和、侍宴之作,文辞典丽,内容则比较空泛。
虞世南的代表作有《结客少年场行》《怨歌行》《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以及《出塞》(一说为虞世基所撰)等。
其中后三首咏物诗分别写竹、蝉和风,紧紧抓住对象特点,刻画得相当传神,例如《蝉》诗写蝉饮清露,栖(梧桐)高处,声因高而远,而非是依靠秋风,寓意君子应像蝉一样居高而声远,从而不必凭借、受制于它物。
其描摹状物、托物言志之功夫可见一斑。清代沈德潜在评论《从军行》二首时就称此诗(即《蝉》)"犹存陈隋体格,而追逐精警,渐开唐风"。
书法
虞世南的书法继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
唐人李嗣真《书后品》列其书为"上下品",评价道:"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绩娇春,鹤鸿戏沼,故当(萧)子云之上"。《书断》卷中列其隶、行书为妙品,称其书"得大令(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存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有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
《述书赋》云:"永兴(虞世南)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宣和书谱》认为他晚年的正书与王羲之相后先,又以欧、虞相论,称:"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宋人黄庭坚有诗赞其代表作《孔子庙堂碑》:"虞书庙堂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虞世南作书不择纸笔,却很注意坐立姿势和运腕方法。他认为,只要姿势正确,手腕轻虚,即使是粗纸,秃笔,信手拈来也能挥洒自如,别出新意。
虞世南的作品,在元代已经保存不多,今所见存从帖中之外,有传世书迹刻石楷书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铭》《摹兰亭序》等。《唐人摹兰亭序三种》其中之一传为虞世南的墨迹。
思想
虞世南从儒学为规,修身力行。唐太宗常引进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历代为政得失,必有规纲,多有补益。强调学习经史,认为自古圣贤。
"劝乎学而立其名",若不学,则"没世而无闻"。崇尚孔子"节用而爱人"的思想主张薄葬。认为古时帝王所以薄葬,不是不想荣其亲,然而高坟原垅,珍宝奇物,实所为累。圣人深思远虑,安于薄葬,是为长久之计。虞世南为一代儒臣;对扩大入学影响起一定作用。
书法成就行书
黄庭坚 书法作品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王羲之书法学习的深悟。
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庭坚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榜样。在黄庭坚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
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书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黄庭坚,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黄庭坚代笔。
黄庭坚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黄庭坚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局部黄庭坚的草书是学时人周越的 。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而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
“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矣。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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