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英文的父母教会了我，关于新加坡隐藏的阶级主义

上图：武吉知马山的作者家人

上个月的某个时候，我在我的社区中心，一位穿着绿色制服的笨拙女士拿着她的手机向我走来。她问我说什么语言，我是否可以通过电话告诉她的客户她已经交付了他们的订单。我说没问题，然后和她所谓的只会说英语的客户通了电话——除了电话是从交付平台打来的。

平台工作人员表示，该女士的账户已被暂停，因为她未能上传当天的 COVID-19 检测结果。我把这个翻译给那位女士，她很惊讶。她告诉我她昨晚已经在女儿的帮助下上传了，但平台工作人员坚称他们没有收到。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补充说，从现在开始，这位女士将无法接受新的订单，直到她成功上传了她的测试结果。

挂断电话前，我告诉平台工作人员，他们的送货伙伴（接近我的女人）无法用英语交流，正在向陌生人求助。我要求他们将此事上报给他们的经理，并考虑让员工有能力处理其他语言的查询。

我的父母第一次约会是在 70 年代。在福康宁附近拍摄

我应该在我的 LinkedIn 个人资料中包含的翻译经验

我的父母是英文盲。成为他们的耳朵和嘴巴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当我找到寄给他们的英文信件时，我会自动翻译内容。当他们忙得没时间听的时候，我会在这些信的旁边写一些翻译后的笔记。同样，我会在他们需要在学校同意书上签字的地方做标记，其余部分由我自己填写。外出就餐时，我会翻译所有的食物选择，尤其是当只提供英文菜单并且服务人员中没有人会说他们的语言时。

在我的生活中，我听过父母多次被问到“你为什么不说英语”，以至于我迷失了方向。我不记得曾经因为必须为我的父母翻译而烦恼，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做翻译时别人会打扰。

回顾过去，我应该把这 20 多年的翻译经验放在我的 LinkedIn 上，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委托公司让他们的服务在语言上更具包容性。尽管如此，直到成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我不在身边时，我的父母有多么想念。

他们无法享受没有字幕的大片，无法参加当地文化体验，也无法冒险进入我们居住地以外的食物和饮料选择。如果您持怀疑态度，请一天不说英语，四处走走，您就会知道。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各地不同公司在翻译选项中的表现如何，我向近 50 家餐厅和咖啡馆发送了电子邮件。许多人不提供非英语菜单，他们也没有信心为非英语客人提供服务。有趣的是，有些人根据他们所提供的美食提供外语菜单。我很高兴有一些例外。他们的答复如下。随意猜猜他们是谁。

语言作为社会阶层的名牌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在种族和语言上都是支离破碎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校才逐渐被政府控制，并确定了一种语言来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

鉴于我们希望与马来西亚合并，马来语曾经被认为是通用语。由于与我们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密不可分的原因，在国家独立后，这最终被英语取代。

李先生在其 2011 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旅》一书中写道：“新加坡将如何谋生……贸易和工业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是为了吸引投资者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制造工厂，我们的员工必须说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必须是英语。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英语必须成为我们的工作语言。这将为新加坡的所有种族提供交流和工作的共同语言。”

到1987年，汉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三个主要民族的母语将仅作为一门学科，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此举正式标志着白话学校的终结，这意味着社会现在将分为英语教育和非英语教育。

Zachary Tang / RICE 档案照片

尽管如此，我们的“生存驱动”教育政策如此成功，以至于那些英语不流利的人随后被排除在大多数人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归类为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社会阶层较低。最不舒服的部分是有些人认为不会说英语是可以传承下来的特质。

有一次，我得了严重的耳部感染，我妈妈很担心，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医生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就知道，我妈一脸懵逼，医生根本听不懂她说的话。所以，我决定接管并用英语重复所有内容。

“哦，你女儿会说英语吗？” 医生问。我觉得她很粗鲁，但我妈妈不知道或者可能已经习惯了社会对她这样的人的看法，害羞地回答说：“是的，因为她上学。”

确实，我父母没有学历，一辈子都是蓝领。不过，我无法克服的是，为什么语言——一种单纯的交流工具——被变成了社会阶层的名牌？“穿”的人被认为属于“更高的地位”，有权贬低不穿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以新加坡式英语为荣，却在不知不觉中排斥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双语竞争优势”，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有利的环境来培养我们流利的英语和母语，而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精英教育让我们认为会英语是唯一的“出路”生存”并进入更好的社会阶层。

Marisse Caine / RICE 档案照片

我们从这里去哪里？

我不确定在与与您说不同语言的人相处时，是英语还是真诚和尊重更重要。我看到我的父母在不懂英语的情况下不仅工作，而且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茁壮成长。所以我认为阻止新加坡人掌握这一点的是他们的心态。说英语实际上有帮助——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它不应该被视为身份的象征。

我希望我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人们学习语言或科目的社会，因为他们真诚地爱他们，而不是为了生存、面子或地位。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先对新加坡的英语文盲表示善意。

当我查看在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各种机构中可以为非英语客户提供哪些服务时，我发现公司采取了许多表演性措施而几乎没有跟进。

例如，我在故事开头提到的外卖平台更专注于问我是否会命名它们或将它们与其他外卖平台进行比较，而不是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应。

在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后，该平台回复说：“我们通过我们的主要支持热线和实体司机/送货中心提供英语、马来语、普通话和泰米尔语的帮助”。此外，他们的消息服务“会自动翻译，以方便我们的司机和送货合作伙伴以及我们的用户之间的沟通。”

当我询问他们的送货伙伴是否知道采取的措施以及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时的推荐步骤时，平台停止了回复。我很困惑——他们有一个公司结构可以提供帮助，但没有想到这将如何在当地发挥作用。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意识。多亏了我们一起成长的“说好英语”活动等各种努力，英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虽然我不反对政府的这种努力，但我相信我们可以请求提高我们的书面和口语水平，同时也为那些还没有掌握这项技能的人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