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基因》丹尼尔·汉南 读书笔记（下）

41.这种情况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使得英国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寻常的高社会 流动性的国家。今天的政治家和评论员使用“高社会流动性”这一术语，意思是穷人通向成功的管道没有被阻断。不过，这样想的话，那只是想对了一半。在一个高流动性的社会中，穷孩子能够上升到比他出生时命定的社会地位更高的空间。然而，个人在社会地位上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另外一些人的下降。我这里所谈论的，不是指绝对财富（对每一个人来 说，其绝对财富是可以增长的），而是指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自耕农成了伯爵，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就有可能微妙地下跌。

这种下降的社会流动性往往会因为长子继承规则被放大。一个儿子一得俱得，其余的则必须自谋生路。在后者社会地位的下滑过程中，他们会一直携带着自幼养成的习惯，比如看书识字等。

42.17世纪是一个被法国人称为“社会等级降低”的时代：大部分英国男人和女人都比他们的父母的生活状况更加糟糕。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不得不靠 做小生意或干工匠活讨营生，其结果使得这些群体的识字率开始上升 （起码可以从在法律文件上签署自己名字的人的统计数量上看出）。 1600年，有35％的英国人认得字；到1700年，这个指数达到了60％，其 中25％是英国妇女。这样的人口结构为已经引爆的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做好了准备。

43.个人权利甚至及于其身后的观念似乎是对集体主义的极端蔑视，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后果。它促进了信托机构和基金会的建立，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执行已经去世的财产所有人的意愿。

反过来，这些机构也有助于创造今天所称的公民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巨大空间被非官方的、志愿的和各种慈善努力所填充。来到盎格鲁圈 国家的大陆访客常常会被私人基金会所承担的广泛的社会责任所震惊， 因为在他们的国家，这些事务都是由政府负责，或者至少是由国家教会负责的。各种捐赠导致了学校、医院、艺术馆以及孤儿院的诞生。

而这些机构又反过来创造出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慈善性的非盈利活动不再被视为一种政府责任，其不过就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已。

44.资本主义与自私自利无关。任何经济模式下，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体行为都有一个道德方面的考量。但有一点不会错，就是没有哪一个经济系统会给个人的道德行为以完全对等的回报。

在一个建立在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基础上的开放市场中，你可以通过为他人提供诚实服务变得富有。比如，我正在打字用的这台机器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发明的，他从市场交换中获益（一点一点地增加了他的净资产），我也一样（机器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

而在别的地方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模式下，有些人——通常会是国家官员——就会渐渐取得分配产品的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

当然，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就没有不法行为。人天性会堕落。任何制度下，都有经不起诱惑的人。但有一点很明显，在国有经济中，腐败是制度性的、半合法的。

贪婪——也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欲望——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从更新世的非洲丛林间为生存而竞争的原始人类就已经携带着的基因了。资本主义给贪婪套上了一个社会生产目的的笼头。在自由经济中致富的途径是提供给他人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依靠权力来敛财。

45.事实上，你很难想象出比自由契约所创造出来的关系更具伦理性的关系：每一方都通过满足他人的预期来增进对方的福祉。而个人在其他情形下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尽管可能初衷良好，但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46.每当我们阅读历史，总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假定任何能朝向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及机制的，都是进步的；而任何朝向其他方向的，则是退步的。 然而，我们正在考察的那些人，对于宪法性安排在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毫无概念。1649年，也正如1941年一样，看不到任何一点民主的希望。当时所谓进步的、激进的、可预见的观念是君主制绝对主义。欧洲 各国的议会——集议、咨议会、三级会议、国会等等——都面临被清理出局的命运，或是遭到严重挫败。中央集权被视为现代性力量，可以将 使国家倒退的各种本地特殊主义整饬一新。服从神圣的国王，这一理念在当时也相当流行，得到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派的一致拥护。

47.辉格党是“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的缩语，主要用来指那些反对向查理国王妥协的苏格兰盟约派成员。“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出自苏格兰语“好斗的倔脾气”，暗讽他们是一群乡下土包子。

而托利党一词则来自于爱尔兰语中“穷追不舍的人”，或者掉书袋的说法，即“不法之徒”。最早那批托利党人是战败的爱尔兰天主教徒。1650 年代，这批人流亡岛内，衣食无着，在爱尔兰西部小岛断断续续打游击。曾有克伦威尔的官员写过如下悬赏令，缉拿三种野兽：“第一类是狼，每头五英镑；如是母狼，赏十镑。第二类是牧师，每颗人头我们付十英镑。第三类野兽是托利党人，值二十镑。”

48.最早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有意识地用前代人的圆头党和骑士党来自况。（圆头党就是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的绰号。清教徒倾向于反对当时留齐肩发的时尚，尽管很多画像表明大部分议会派也和他们的保皇党政敌一样，蓄着奢侈的卷发。）

49.那么，划分两派的分界线又在哪里？

社会支持是一个方面。骑士党能够得到大多数贵族和效忠国王的自耕农的支持。而圆头党则在商人阶层中更为流行，伦敦城就是他们最坚固的大本营。

地缘是另一个方面。在英格兰，对国会的支持主要自来东南部，这一地 区后来演变为“东部联盟”，包括诺福克、萨福克、艾萨克斯、剑桥郡、亨廷登郡、赫福德郡和林肯郡。奥利弗·克伦威尔招募的高唱圣歌的骑 士正是来自这一片平坦丰沃的土地。骑士党军则从湿冷的英格兰北部山区、西部乡村及威尔士获得支持。

在苏格兰，保皇党的腹地位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高地地区（坎贝尔群岛是例外），以及天主教信徒占大多数的东北部地区。在爱尔兰，国王的支持者们分布在清教徒聚居的东北部和部分东部海岸城镇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

50.英国内战相对温和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中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是英国国教徒。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宗教信仰差异仅仅是存在于同一个教派内部的。五个英国人中就有四个自愿皈依英国国教。在1640年代，天主教徒的数量极少，大约只有6万人。他们一旦缴纳因不服从国教而遭致的罚金，便可公开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还有更多的，是所谓的“教奸”。他们表面上参加英国国教会的敬拜活动以免遭惩罚，私下里却为教皇做事。这些人的数量很难统计，但应该不会多于总人口的5％—— 这个比例在上层阶级中更不容易算出。在清教徒中，这种“双重身份”的教徒比例要高一点，大约是15％左右。

在内战期间，有些天主教徒选择了鸵鸟战术，其余的则接受来自天主教贵族的慷慨捐助，为国王而战。几乎所有清教徒都支持国会。但两大宗教极端势力极少发生直接冲突。双方军队都由英国国教的人领导，军官也基本都是英国国教的人。

在英格兰，清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反对国教，胜过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敌对（而在爱尔兰，情况则稍微有所不同）。但是，也有少数例外，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发生激烈冲突，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两派教徒在德国战场上的血战。

51.说亲犹倾向是辉格党的特征，这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亲犹与辉格主义之间的关联古已有之，偶尔会以某些出人意料的方式表现出来。1990年代后期，也就是北爱尔兰暴力活动的最后阶段，你可以从悬挂的旗帜判断出哪是独立派的地盘，哪是联合派的地盘。独立派在爱尔兰三色旗旁边，会升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而联合派，古老的辉格党和威廉三世事业的继承人，则会紧挨着联盟旗悬挂以色列的大卫王星旗。

52.然而，查理求财若渴，也没有比和朝内争论更高的热情去和议会讨价还价。他乐于用路易的金币为自己买得一段清静日子。1662年，查理以32 万英镑的价钱卖掉了克伦威尔军队四年前拿下的敦刻尔克港。这一举动吓坏了英国人：不光伤害他们的爱国之情，而且英国上下一直非常担心 这座城市变成返攻英国船只的私人基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民众的激烈反应迫使查理不得不陷入与法国的秘密谈判。1670年，他与路易签署了《多佛密约》。作为获得200万王室经费的交换，查理同意 放弃同瑞典、荷兰的三方同盟，转而联合路易对荷宣战。他还向法王允诺，在时机合适时改信天主教。后来，查理在临终前的病床上皈依了天主教。

53.。然而，在1670年代的伦敦，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的行为俨然已经具备了政党的形象。很多小细节把他们区别开来，比如：佩戴不同颜色的徽章；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聚会密谋，辉格党喜欢在咖啡馆，而托利党则去酒馆。

54.这些权利都被视为传统的自由，而非任何新造之物。光荣革命是保守派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正如辉格党的雄辩家埃德蒙·柏克在一个世纪后的评价：“光荣革命捍卫的是我们古老的无可置疑的法律与自由，古老的宪法是我们的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

55.尽管这样的战斗最终导致盎格鲁圈中的一部分宣布其独立于其余部分，但是，如果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利坚和不列颠之战，那就实在是犯了时代错位的错误。事实上，这场战争应该被理 解且定性为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分歧，是在穷尽了所有和平解决努力之后，通过武力获得的解决方案。

56.美国政府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州权；几乎每一个公共职位的直接选举；负责任的司法系统；预选制；投票表决；财政预算规则；任期限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出自杰斐逊式的分权最大化理念。

57.这部宪法并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成就。就像它的起草者们热切申明的那样，它是英语民族奉守的信条的终极表达和见证。法治、代议制政府以 及个人自由的理念在塔西佗所描述的那些古老的森林部落大会中便种下了基因，如今，它们在这部宪法中有了完整和最高的表达。

58.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结束，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政治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确立，政党政府得到发展；经济上，进行资本积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外交上，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争夺世界霸权；思想上，奉行重商主义；军事上，大力发展海军力量。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后，大英第一帝国解体，英国殖民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59.我们现在把格子花呢短裙和风笛视为苏格兰的民族象征，然而，这个文化符号实际上是19世纪作家沃特·斯科特的个人发明。在他之前，在大多数低地苏格兰人——也就是大多数苏格兰人眼里，只有小偷才会这幅打扮。

60.“撒克逊”（Sassenach） 一词，现在是苏格兰通用的对英格兰人的蔑称。但是在20世纪以前，这个词被高地苏格兰人不加区分地用来统称低地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低地苏格兰人觉得他们和邻居的风俗语言截然不同，反而跟英格兰人更为接近。

61.人们何时开始觉得这是冒犯呢？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当大英帝国日暮西山、不列颠品牌备受嘲弄之后。权力和受害者的等级体制再次起作用。尤其苏格兰和威尔士，受重工业衰落的打击最大，故把“英国特色”和那些遥不可及的精英——保守党政客、圣公会地产主、伦敦官僚们捆绑在一起。

到1990年代，联合王国四个组成部分的人们重新拾起了以前的爱国热情。1996年，恰逢英格兰主办欧洲杯，英格兰和苏格兰队在决赛相遇，整个体育馆内扬起了圣乔治的红白十字旗。在此之前，英格兰球迷在赛事中一直使用联合王国的米字旗，这面英格兰国旗已基本废弃不用了。从那以后风气大转，英格兰国旗成了主流。

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民调结果。显然，两方面都牢骚满腹。苏格兰有人抱怨他们力挺左中派政党时，老被英格兰的多数票搞成了保守党执政。而英格兰人反过来抱怨他们缴纳的税款流到北方，除了换回来几个社会主义议员，啥都没干成。

62.这正是大英帝国最终会自发解体的关键。成为英国人不问出身，无论你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英国人代表的是一系列政治权利。只要接受这些价值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国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因为这些价值观中包括了代议制议会，那么，就只能发展出两种可能性：要么帝国议会被人口占压倒性多数的印度人占领，要么每个殖民地最终独立为国家。

63.我们知道，从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一直到滑铁卢最终击败拿破仑，英格兰始终处于对西班牙和法国长期作战的状态。爱尔兰在整个这一时期都是软肋，因为天主教军队很有可能在此登陆进犯并得到当地教徒的支持。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新教徒被安插在爱尔兰的北部和东部沿岸各地，以防范这种入侵。这些教徒部分来自英格兰，大部分来自苏格兰。

64.从伦敦方面说，爱尔兰问题很简单。要知道大部分爱尔兰人并未享有完整的民主权利；但赋予他们这些权利，就相当于赋予天主教徒更多政治权利，这可能牺牲岛上占少数的新教徒的利益。

65.这些事实应该再次受到重视。因为直到现在，在奴隶问题上，对盎格鲁圈的批评者仍旧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但必须强调：奴隶制度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大陆上都存在；而英国值得称道的一点，不在于他们蓄了奴，而在于他们废了奴。

66.换句话说，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这个星球上每个人都是奴役者或被奴 役者的后代。正因此，什么认罪啊、致歉啊、补偿一类的争议才显得如此愚蠢。我们都同意奴隶制是可憎的罪行。从现代角度看，人类社会竟 然可以容忍它似乎不可思议。我们的祖先曾热衷于此；想要为逝者讳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地球上所有人的祖先都曾如此。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非要把盎格鲁圈的国家单列开来，那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他们在消除这项罪恶方面的不懈努力。

我说的所有这些，并不是要遮掩英语民族在奴隶贸易中的所作所为，以及南部美国长期的蓄奴史。我只是想强调看问题的角度。回到当时的时代，而非用现代标准来评判，盎格鲁圈之所以能成为盎格鲁圈，正在于 它对自由的尊崇。如果我们老是拿反美者的指控说事儿——一个奴隶只相当于五分之三个自由民[9]、废奴之后种族隔离仍旧继续等等，那仅仅 是给了历史一半的公平；而另一半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废奴运动者的热情和愿意付出的代价，为了自己的信仰哪怕战死沙场也在所不惜。

67.其他盎格鲁圈国家也差不多。在《不列颠帝国史》一书中，尼尔·弗格 森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几乎从未被认可的观点：殖民统治带来的好处——公路、诊所和法庭——都是有代价的；但对于每一个被殖民的民族来说，如果不接受不列颠帝国的殖民，那就得接受其他人的征服，法国人、日耳曼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俄国人、日本人，或者最糟糕的，比利时人。

毫无疑问，和所有其他选项相比，还是加入盎格鲁圈更好一些。不列颠的统治（在太平洋地区为美国统治），至少最终目标是实行民主制的自治领。绝大多数不列颠殖民地最终在独立时，都没有开过一枪。

68.克莱武是东印度公司里最早一批被传唤到国会前，要求解释其滥用职权行为的人。靠着一系列交易和军事同盟关系，他把孟加拉的大部分税收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他把东方描述成奢华和独裁的国度，迎合了国会议员的偏见。诚然，这证实了议员们的担忧。也就是说，像克莱武这样的人，没能提升印度人；相反，他们丢失了新教徒的道德坐标，忘记了自己的英国人身份，堕落为印度人。辉格党领袖罗金汉侯爵谴责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欺压劫掠”。该党议员约翰·伯戈因将军建议用“不列颠宪法原则和精神”统治印度。这个伯戈因，正是那个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不愿对美作战的伯戈因。

69.盎格鲁圈文化基于自治政府、地方主义以及个人高于国家的理念。

70.过去的三个半世纪，人类在民主、人均寿命、自由、教育程度、食物供应、婴儿存活率、身高和机会平等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这主要归功于盎格鲁圈中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市场体系。

所有奇迹都源自承认个体的自由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并相信个体能够自主地与他人订立互利契约。

71.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催化了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回顾历史，我们找到了五点：

第一，民族国家的发展程度，即，一个政权有能力在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而结成的群体中公正地实施法律。

第二，与共同的国家认同感相联系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即，一个介于个体与国家之间——活跃着大量的团体、协会和其他组织——的中间地带。

第三，岛屿国家。英语世界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群岛。除了北美和印度，它的疆域都是岛屿：加勒比共和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 法克兰群岛、新加坡、百慕大，还有联合王国自身。

第四，新教背景下的多元宗教。它不仅鼓励不同教派的繁荣，还鼓励个人主义和民主思潮——而这比起其宗教根源来说，更有长久的生命力。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使得国家服务于人民而非反过来的独特法律体系。

72.欧陆模式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们把人权全部规定在宪章里，这样一来，相关原则就只能通过国家指定的法庭解释，最后守护自由的重任就 落在了少数人手中。如果这少数人沦陷了，自由即无从谈起。在盎格鲁圈，对自由的争取是每一个人的事，而独裁或者革命几乎闻所未闻。就如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观察到的，自由从不是恩赐，而是争取来的。

稍微换一个说法：欧洲大陆的自由存在于理论中，而盎格鲁圈的自由存在于事实中。

73.战争是盎格鲁圈国家产生大政府的最大推手。相对于其他盎格鲁圈国家来说，英国人自由的缩减应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英国国力耗竭，其程度远胜过圈内其他国家。这不是1945年创造福利国家的劳工党政府，这是农神萨图努斯在吞食他自己的孩子。真正的“抓权”是从 1940年开始的。出于战争需要，大量劳动力和资产被征用，政府管辖逐渐扩及医疗服务、教育和社会治安等领域，一切似乎变得再自然不过。

74.美国的情况也一样，集权化的后果就是政府权力暴涨。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推手不是战争，而是罗斯福政府从1933年开始大量攫取权力。

75.我们从公元之初薄雾冥冥的日耳曼丛林一路走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征途。我们看到，英语民族的历史就是人民如何将他们的意志加诸于他们的统治者的历史。我们注意到，条顿民族的原始部落大会是如何演变为英格兰拓殖者的本地集会，又如何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贤人会议，再经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发展为现今遍及盎格鲁圈的议会组织的前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