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前尘来时路，尽是泪眼朦胧之过往｜华商大咖吴二哥的故事续一

本号上篇文章：你看这个印尼服装业巨头：小个子大老板的交友秘笈，写了印尼制衣业巨头吴永健成功秘笈的交友之道，收到不少点赞，在此表示感谢！

念及水有源、树有根，人有血脉宗亲的规律，我们每个人不管身在何处，家在何方，都不能忘了祖先长辈从哪里来。

正所谓：前生后世红尘中，自当回首来时路。

吴永健在吴家兄弟中排行第二，有时以吴老二自称，笔者等一班中国朋友也喜欢叫他吴二哥。

既是讲述华商人物的历史，下面便说说这位吴二哥的父母高堂及早年往事。

父母的家乡

作为在印尼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吴永健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万隆人，同时也是一位地道的海外福建人。

吴永健的父母，一个来自泉州管辖的南安，一个来自漳州南部的漳浦。

闽南风格的古建筑群。这种红砖古厝的朴拙，浓缩了闽南人坚韧、开朗、沉稳、豁达的性格。

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典型的闽南人的范围。

闽南人，一般上又称为福建人，由福建省的厦门、漳州、泉州等地讲闽南话的群体组成。

在中国大陆，闽南人约有1500万，而在海外，定居于各国的闽南人加起来也有1千多万。据学者统计，其中在印尼——这个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说闽南话的福建人在当地华人中的比例高达60％，人数按最保守估计至少也有六七百万。

自古以来，闽南就是著名的华侨之乡。

就像北京满洲味浓重的四合院，上海雅致高贵的小洋楼一样，骑楼，是厦门、泉州一带具有闽南特色的传统建筑。图片来源：台海网络广播电视台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闽南人喜欢出国当华侨呢？

原因很简单：其一，福建多山，人多地少，农耕时代生存不易；其二，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统统靠海，老百姓要想发财讨生活，漂洋过海，到异国打工经商便成为人生首选。

在印尼各地，由于华侨中的福建人来得最早，人数也最多，因此闽南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给当地社会带来很大影响。比如说语言，印尼话里有很多词汇的发音完全和闽南话相同。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孔远志先生曾做过一项调查，他在八本印尼马来语词典中，至少发现有456个单词，是借用闽南方言组成的。

比如吃的蔬菜、水果、饮食类的东西，印尼语中的kucai韭菜，teh茶，cincau青草凉粉，tahu豆腐，mie面，bacang肉粽，lumpiah春卷等等，都和闽南话一模一样。此外还有日常用的东西，如anglo火炉（烘炉），cawan茶碗，bakiak木屐，dacing大秤，sempoa算盘……也都是闽南话的发音。

这说明上述东西，都是由福建闽南人带来印尼的。

笔者在爪哇岛许多地方也发现一个现象：

当地人表示感谢，除了用印尼国语说：Terima kasih谢谢（得利玛嘎西），如果是对华人，土著居民大都会用闽南方言，拖着长调说一句：嘎母西亚（感谢呀！）

言归正传，现简单介绍一下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先生和他的中国老家。

吴良茅是在福建南安出生长大的农家子弟。

他出生于1909年，那是清朝最后的时期，过不了两年，满清政府就被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从而进入民国时代。

南安位于泉州和厦门之间，是福建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市（南安过去是县，后来撤县建市改为县级市），总共有140多万人。这二十年来，南安以盛产石材出名，是全球最大的石板材生产基地。每天都有几百个货柜加工成型的各种石材，从这里销往中国和世界各个地方。

身着闽南传统服饰的现代美女。

从古至今，南安也出过不少名人，其中有两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为中国人所熟知。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军事家郑成功，他于1661年统帅20万南安子弟凌波越海、浴血厮杀，赶走荷兰人光复台湾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另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叶飞，也曾身经百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个南安人的名将都是华侨出身。

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曾在日本经商，娶了一个日本太太田川氏，生下郑成功，在日本跟随母亲长到7岁，才被接回中国。

叶飞将军的父亲叶荪卫，早年下南洋到菲律宾，娶了当地姑娘麦尔卡托，叶飞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1914年生于菲律宾奎松省地亚望镇。按照菲律宾法律，叶飞出生时领取了菲律宾的出生证，属于菲律宾人。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叶飞又属于中国侨民。他于1919年跟随父亲回到老家南安，长大后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一员猛将。

南来印尼成家立业

再说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先生。

吴良茅是跟随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吴永健的祖父出国下南洋的。

吴家祖父属于更早出洋的南安华侨，他们那一辈华侨来印尼打拼，受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影响，并没有打算在异国他乡永久扎根，而是赚一点钱就回家乡娶妻生子，置办田产，过太平日子。

永健的父亲小时候，祖父在万隆做一点土产生意，寄钱给南安的妻子儿女，家境还过得去，吴良茅因此读过几年私塾，也上过南安的教会学校，信奉耶稣，写得一手好字，颇有一些文化功底。

四十岁左右的吴良茅先生。摄于 1950 年代初。

可是当他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福建老家的太平日子就过不下去了。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中日开战，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吴良茂便在这个时期出国谋生。

他和几位同乡结伴，从南安到厦门，又去鼓浪屿荷兰领事馆料理了护照签证事宜。然后花10盾左右的荷币，买一张底层大统舱的船票，便搭乘着荷兰公司的轮船，经广东汕头、香港、新加坡，一路向南，海上颠簸七天六夜，最终在当时荷兰人统治的印尼首都巴达维亚（1945年印尼独立后改称雅加达）靠港上岸。

几经辗转到了万隆，吴良茅成为这座西爪哇城市闽南乡侨中的一名新客。

再说吴永健的母亲陈翠琴老夫人。

1950 年代初的吴良茅夫人陈翠琴女士。

她是福建漳浦人，出生于1919年，比丈夫小10岁。

陈翠琴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光。她有三个哥哥，比较早来到印尼，有的住在椰城，有的住在万隆。

1930年代后期，陈翠琴的父亲在漳浦老家去世，她的母亲就带着女儿下南洋，来万隆投奔自己的儿子。

作为民国时代的一个乡下女孩子，陈翠琴虽然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可她从小便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

原来在她的家乡漳浦县，一百多年前就有基督教传入此地——以伦敦会和英国长老会为主的西方教会，派出许多牧师前往福建闽南，他们以厦门为基地，锲而不舍，逐步向南，把福音传到漳州城市，再传到漳浦等地的乡下。

福建漳浦山清水秀的乡下村落。

那些金发碧眼的英国传教士们，肩负上帝的使命，告别繁华舒适的国际大都市伦敦，来到当时各方面都异常落后的中国，又深入偏僻的闽南乡村。为了解决彼此语言不通，以及当地人大多没有念书而无法读懂圣经的难题，外国牧师们首先学会闽南话，又以极大热情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教老百姓理解上帝的真理。他们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略加改变，缀成23个字母，再增加一个擦音字母，共24个字母，联缀切音。凡属闽南方言，均可拼读，称“白话拼音”。只要记住24个字母，不认字的教徒，都可以读《圣经》。牧师们又编写白话拼音《厦门音字典》，对外国人读汉字也起到辅助作用。

活跃于闽南各地的西方传教士们，前赴后继，忠于信仰，忠于职守，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在乡镇建教堂，办医院、育婴堂，向贫穷者施医赠药，在人民中留下深刻印象。

陈翠琴后来到了万隆，即刻成为闽南人教会“福音堂”的骨干信徒，又过几十年，当她的儿子吴永健事业兴旺发达，也不忘支持老母亲回闽南老家捐建了好几座教堂。

老夫人的家乡漳浦，有山有海，田地广阔，在闽南一带算是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可是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出国谋生。

据当地史料记载，印尼华侨中最早经营布匹发达的大商家，其实是闽南漳浦人。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有一个叫杨明简的漳浦人，原本在家乡戏班子里敲大锣，因欠债无法偿还而出国，在椰城由小商贩发展为布匹批发商，后来成为巨富。

还有一个名叫杨纯美的漳浦人，少时家贫。光绪年间14岁时，杨纯美由客头代垫船费，南来印尼万隆，由学徒而成为肩挑布贩，后来做布匹批发商，又发展到开纱布行、纺织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欧洲工业停顿，杨纯美的产品运销世界各地获大利，成为业界巨子，并在万隆购地建成一条新街，被称为纯美街。

万隆市区老街的早期照片，其建筑风格带有浓重的荷兰殖民主义的特色，在这南洋千岛的都市里处处充满着欧洲风情。

在此之后，万隆华侨中的福清人才开始跟随闽南人经营布匹买卖，但是他们胆子更大，敢于借钱投资开布厂，并因此后来居上，出了一批千岛闻名的纺织大亨，比如郑年锦、黄季饮、黄季焰、林财兴等。

再后来，又有一批年轻有为闽南籍侨生异军突起，在制衣领域崭露头角，本文主人公吴永健也是其中的一个。

此为漫笔闲谈，不再赘述。

1943年，吴永健的父母在印尼万隆结为夫妇。他们的家乡虽然不在同一个县，但都是闽南人，说同一种方言，生活习惯相同。吴良茅成家时已经34岁，妻子陈翠琴刚满24岁，尽管年纪相差十岁，可是两个人情投意合，看上去也很般配。

吴良茅、陈翠琴夫妇的结婚照。

他们当时的住家，位于万隆华人聚集的南区，但是靠近荷兰人居住的北区，在那条名叫巴西加里基（JLN.PASIR KALIKI）的大街上。由此向北200米有一座大桥，桥下没有河流，而是几条铁路，不远处就是万隆火车站。

这座老房子，就是吴家早期在万隆的住家。吴永健的父母结婚之后，在这里办起了榨花生油的家庭工业，吴永健本人在此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代。

门前的街道，乃是万隆南区和北区交汇的必经之路。在此附近的几条街，两旁房屋陈旧，多为平房或二层楼，都是华侨开的各种店铺，车水马龙，十分热闹。

从过去到现在，闽籍侨胞福建人和粤籍侨胞广东人（尤其是客家人），一直是印尼华人的两大主流。但是在多年以前，闽籍华侨的经济实力，远在客籍华侨之上；若论教育和文化，则客家人明显占上风。究其原因，福建人在生意上赚了一百万以后，必然全部加入资本额，扩大营业，如此年复一年，永远增资，最后的现象是，福建人成为大资本家，执印尼商贸之牛耳，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其它省籍华侨，自然是无法与之并驾齐驱，共争一日之短长。

至于客籍侨胞，虽然人数众多，勤俭奋发，但当他们有了100万之后，往往爱乡情切，汇50万回家乡，营建华厦、购买良田，耀祖光宗。客家侨胞的资本因而跟不上闽侨，所以向来是福建人做大头家，客家人也有富商大佬，不过大部分只能从事蝇头小利的亚弄店生意。不过客籍华侨还有一个特点，无论贫富，在印尼生下儿女，必在幼年托水客带回家乡，由祖父母抚养成人，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待十七八岁时再回侨居地，协助父母发展商务。所以说：印尼华侨的家庭教育，客家人远比闽南人成功。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现象已有改变，福建华侨的后代也开始重视教育，而客家人当大老板的亦越来越多。

六七十年前，印尼已有几百万华侨，除以上列举的闽客两地华人之外，芸芸众侨谋生的三百六十行，各自有传统。

比如上海江浙人，多开洗衣店、眼镜店、书店；湖北人多从事拔牙及镶牙业，他们究竟有无在大专牙科进修过，则不得而知；福清人多从事纺织漂染业，开布店或外出“放账”（小额高利贷）；兴化、仙游人多开脚踏车店；山东人多开馒头店；闽西永定人很多开药店。酒家、木匠、家具店一定是广府人的天下。如果开亚弄（Warung）店、百货及鞋铺的，当属客家人最多。而各地做土产生意的，以及在万隆大街小巷挑担叫卖猪下水做的Sekba或者Ambo kwee风味小吃的，大部分都是福建闽南人。

骑脚车的万隆市民，估计也是为了拍摄广告照片才打扮的这样整齐。

吴家在万隆也开过土产店，最早是吴永健的祖父经营的。

1940年代初，他的父亲吴良茂成家之后，便与妻子着手创办家庭工业——开了一间榨花生油的作坊。

他们夫妻从事的这项家庭工业，属于前店后厂式的，前面的店屋用来销售，住家后面有两间房，一间用来安装机器榨油，另一间做货仓用来堆放从外面收购的原料——用麻袋装的十几袋已经剥好壳的花生米。

祖父、祖母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对于儿媳妇翠琴，两位老人都很满意，因为她不仅会操持家务，而且懂得做生意，说话、做事又有分寸，与左邻右舍相处得很融洽，也逐渐认识了一些丈夫的同乡朋友和生意上的主客。总之，她很快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

接下来，他们的儿女陆续降临人世，生活的担子也随之越来越重。

童年吴永健（中）与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合影。

1947年12月的22日，吴家又有一个男孩的呱呱坠地，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在兄弟中排行老二。

吴老二出生时，正是荷兰人在印尼发起“第一次警卫行动”的日子。双方军队在爪哇和苏门答腊驳火交战，原因是荷兰殖民当局对于印尼的独立怀恨在心，找了个借口就卷土重来，万隆附近也是炮声隆隆。

吴家这个孩子又瘦又小，出生时，可能接生婆没有注意给剪刀消毒，就剪断了脐带，结果不小心使婴儿的肚脐受到感染，伤口一直化脓糜烂，甚至长到一岁多了还没有愈合。

妈妈急了，抱着他去看医生，吃药打针疗效也不明显，后来医生说多给他吃些香蕉吧！想不到，这个疑难杂症居然用香蕉治好了。

为了给这个又瘦又小体质很差的孩子幸运的祝福，使他能够变得健康强壮，父亲为其取名：吴永健。

从1944年到1956年，12年里，吴家一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兄弟姐妹。

就在最小的弟弟阿专出生后不久，一场天大的不幸，突然降临到这个多子女的华侨家庭。

——父亲去世了。

这是 1957 年 2 月 21 日，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先生出殡时的照片。吴家当时并不富有，但因为父亲生前为人很好，热心教会公益活动，很多亲友出席葬礼为他送行。

爸爸离去的日子

1957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位于万隆南区大街Jl.Trowulan 30号的福音堂里，正在举办一场基督教的短宣活动。教友们大多数都是闽南籍的华侨，牧师在台上用中文国语读经讲道，旁边还有一位助手做他的同声翻译——帮着把牧师讲的话即刻再用闽南话表述一遍。

短宣活动结束，教友们各自离开。一位中年的华人男子也从教堂步行回家。他的家在JLN.PASIR KALIKI大街的北端，距离福音堂不远，走路不过十多分钟。回来之后，这位中等身材、长相斯文的男子感到有些劳累，但是并没有坐下来休息。他想起自己有一个教会的朋友昨天生病了，听说就住在附近的一所医院，现在应该马上去那里看望一下。

中年男子向家人交代了几句，便拖着疲倦的身体出了家门，踩着街灯昏黄的光芒，向医院方向走去。

走到半路，中年男子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疼痛，头脑一阵眩晕，紧接着全身冒出了虚汗，他不得不停下脚步，双手捂住胸膛，一下子瘫坐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台阶上。

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到了凌晨时分，就在该男子要去看望朋友的那家医院，经过一番救治，亲友们把他送回家里，6个小时之后生命垂危，医生闻讯赶来，遗憾地表示已无力回天——这个突发心脏病和脑中风的男人，就在妻子悲怆的痛哭声中溘然长逝。

这一天，是1957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公历2月18日，一个黑色星期一的早上。

这位猝然离世的中年死者，正是本文吴永健的父亲吴良茅。

“父亲发病的时候是在医院里，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他送回家里呢？如果一直在医院治疗，说不定不会去世。”

后来说起父亲的死，吴永健会感到有些困惑和无奈：“也可能是因为爸爸那时没有什么钱，医院怕他付不起费用吧？也可能这就是天意吧！”

他幽幽地自问自答解释说。

吴良茅去世时年仅48岁，留下一位38岁的妻子，七个未成年的儿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三个月。

家里还有一位虽已进入风烛残年，却是严重的鸦片烟瘾君子的老爸。

由于父亲死的时候，吴永健只有9岁，刚上小学二年级，所以有关父亲的记忆并不太多。在他记忆中，父亲是个沉默寡言，非常和蔼的人。他长着一张椭圆的脸庞，前额很高，头发有些稀疏。可能是家庭负担太重的原因，每天勤奋工作的父亲，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

他是一个典型的谨守原则，奉行中国传统文化的闽南乡佬，即使侨居国外多年，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也不曾改变。在家的时候，父亲很少和孩子们沟通交流，也几乎从不和孩子一起玩耍，毕竟他们都太小了。可是如果有哪个调皮的儿女故意捉弄他时，他也从不生气发火，只是一笑了之。

1950年代是开国总统苏加诺当政的岁月，印尼经济大举推行国有化，外国资本纷纷撤离或被政府收回，市场并不繁荣。那年头，华人商家也大多只能做些普通的生意，很难做大，很少有人能发大财。

吴家的榨油作坊，靠着父亲和母亲的拼命操劳，经营得还算可以。不过，因为家里人多，养家糊口已感到吃力，此外还有一笔令人无法忍受的开销，使家里的经济雪上加霜，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父亲——也就是吴永健的祖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曾几何时，在印尼有不少老一辈的华侨，因为种种原因或经不起诱惑，或自甘堕落，成为吸食鸦片的瘾君子。鸦片又叫大烟，危害人类久矣！吸食大烟者一旦上瘾，人的精神就会萎靡不振，呵欠不断，常常流眼泪和流口水，脸色发青，整个人变成好像鬼一样丑陋恶心，多好的身体都会垮掉，什么正经的事情也不能做了。

吴永健的祖父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厄运，当时鸦片的价格极其昂贵，父亲是祖父的长子，人又很孝顺，尽管明知老人的恶习是个无底洞，但是为了保证他的烟枪冒烟，他还是每个月都要拿出一大笔钱来满足祖父的鸦片瘾。

不仅如此，父亲的弟弟也是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懒汉，只能依靠哥哥的照顾。这位叔父时常来家里讨米借钱，父亲总是免不了要动恻隐之心，宁愿自己借贷也不让叔父空手而归。长此以往，生产花生油的收入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多开支，而父亲又是善良内向的性格，那种难言的苦恼和在外面欠下的债务一样，一天天过去有增无减。

吴永健依稀记得，父亲经常很早就起床研读圣经，也会很殷勤地与母亲一起带着哥哥、姐姐和他——这三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参加万隆福音堂的聚会。因为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父亲有时候喜欢用蝇头小楷抄写圣经的章节，一丝不苟，非常耐心。这似乎成了他排遣苦闷的最好的方式。

可是，父亲那颗并不强健的心脏，到底承受不了生活给予的太多重压，终于支撑不住而提前崩溃了。

因为当时年幼，父亲的死，并未给吴永健童年的心里造成太大阴影。但经受最大打击的，还是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

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带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丈夫生前欠下的许多债务，这日子怎么过呢！

“骨能生肉更要紧”

当时才九岁的吴永健，还清楚记得父亲葬礼上发生的一幕。

他回忆说：

爸爸生前为人很好，所以有很多亲友来为他送葬。等棺木放进去开始填土之后，爸爸的一位同乡，也是生意上和教会的朋友洪田团，站在爸爸的坟墓旁边叹息说：

唉……良茅，你就这样走了。看起来你欠我的钱也没地方讨了！

我妈妈听到了，就走过去，很平静地对他说：

田团哥，良茅虽然不在了，他欠了你的钱，有多少？请你告诉我，我翠琴保证一文不少地还给你。只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后来不到一年时间，我妈妈就全部把账还清了。

那位同乡很感动，说，想不到你一个妇道人家这么有志气！有你这句话我就很欣慰了——但愿如此吧！

儿时的吴家兄弟姐妹和亲友们站在父亲的灵柩前，为他做最后的祷告。

其实，在爸爸去世之后，父亲的兄弟——就是我的叔叔，曾经打算要来接管爸爸的花生油厂，妈妈对叔叔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也不能接受，就去找她的娘家哥哥商量，我的舅父当然支持妈妈，告诉她不要放弃父亲的产业。于是妈妈据理力争，最后弄到叔叔感觉不好意思，就打消了接管榨油厂的念头，全部由母亲负责经营。

起初，我们也有看到，妈妈经常在家哭泣，她又要抚养七个幼小的子女，又要照看花生油厂的生意，实在压力太大！她是基督徒，从小养成的强烈的宗教意识对她产生了巨大作用，她天天都要向上帝祷告才能获得平静。

神也确实赐给母亲智慧和力量，母亲要坚持养育我们，即使再苦再累，也不会把任何一个孩子送给别人。我们小时候，妈妈偶尔会买一只鸡回来，做好了端上餐桌。当时家里经济那么困难，很少能享受到这一类美食，所以孩子们都眼巴巴地盯着那一碗鸡肉，都想拿到最大的一块，妈妈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把那些鸡肉平均分配给我们，让我们先吃，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零碎的鸡骨，还有鸡头、鸡脖子。后来家里有钱了，可是妈妈的这个习惯一直不曾改变，这是我们每个兄弟姐妹都忘不了的！

当然母亲身上也有严厉的一面，有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谁吵架打架了，给妈妈发现，她就会把两个打架的孩子都打一顿。父亲早逝，使她的脾气变硬了，可是如果不硬的话，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痛苦，管教不了那么多孩子。

图为吴永健的母亲，于 1958 年办理的一张身份证明，上面记录着身份证的主人出生于 1919 年。照片上的吴妈妈当时只有 39岁，一年前刚刚失去了丈夫，她必须独自养活七个年幼的孩子。

再说那个时候，母亲只要赚到一点钱，应付了全家人的最低生活费，剩余的就马上拿去替她死去的丈夫还债——连那些债主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刚开始不相信这家孤儿寡母能够还清债务。可是母亲拼命努力，没过几年，居然将父亲遗留的债务分文不差地全部还清了。这种信守承诺的品德和做法，使母亲在社会上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所有人知道了这个故事，都会对她满怀敬意。我也受到母亲很大的影响，永远记住了妈妈常说的一句话：“骨能生肉更要紧！”。

图为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在家休息的吴永健（右），正在向朋友讲述自己家族前辈的故事。往事历历，说到痛彻之处，不禁心绪难平。

信念让痛苦生辉！在那人生至暗的岁月，吴母忍受了一般人所不能忍的痛，吞下了一般人所不能吃的苦，期待着最终收获到一般人得不到的收获。

母亲隐约感觉到，在她的儿女中，当时还是个小不点的二儿子永健，将成为家庭未来的依靠，并将给整个家族带来巨变。

那么，她老人家是怎样看出了这个苗头的呢？

咱们下期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