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的首批毕业生，现在在做什么？|观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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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塑造者」

1977年12月10日，关闭11年的考场向570万中国青年重新打开。570万人怀揣着大学梦走进考场，拿起笔在印《毛选》的试卷纸上书写自己的理想，竞争那27万个上大学的机会。

这一天，注定被载入中国史册。

1977年8月4日到8日，复出的邓小平在其组织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决定，立即恢复考试，让应届高中生直接上大学。5天后，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一开就是44天。

这一年8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已不胫而走。10月5日，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它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毕业生等，符合条件均可报考。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湘潭钢铁厂年轻的工人熊晓鸽（IDG资本全球董事长），向单位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夜以继日，“以拼命三郎的方式”重捡阔别多年的课本。

距离他1000公里外的西安市，18岁的高三学生冯仑（万通集团创始人）看完母亲用蜡版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

江苏泰兴小城里一个昏黄的夜晚，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

刚到安徽林场插队的知青阎焱（软银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为了忍受暑热里的蚊虫侵袭，不得不抱着书，将脚放入水桶。

在录取率只有5%的情况下，他们如愿以偿地在570万“第一届”考生中成为胜者。

熊晓鸽本想读理工科，但分数不够，被录入湖南大学外语系；冯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时，“游吟歌手”徐小平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收到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后，阎焱对办理转关系的公社干部说：“我要去开飞机了，到时候我的飞机落在这里，就可以把你们接走了。”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元年”，仍处于边走边看的实验阶段。1978年的7月，高考制度由局部到全部，在中国大地上全面落实。

这一年，辽宁锦州铁路局工人马蔚华（四川银行独立董事）已经29岁了，仍执意参加第二届“新高考”，最终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12岁的张亚勤（百度公司原总裁）用一个月的时间学完了高中两年的课程，考入广为人知的中科大少年班（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少年班）。

更被商界熟悉的，是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三剑客”——在未来的岁月里，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这三个同班同学所领导的创维、TCL、康佳，将占据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在1979年的考场上，来自湖北天门的陈东升（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考上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此之前，这个20岁的青年用四年的时间，自学了化学和微生物学；山东滨州的宁高宁（中化集团董事长）结束了三年的军旅生活，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系。湖南涟源的农民梁稳根（三一重工主要创始人兼董事长），走进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的大门。

观止研究员范棣博士也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当时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院（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金融硕士研究生班，师从金融学家丁鸪和银行家刘鸿儒教授。

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在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的亲自推荐下，攻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教授。

在美读博期间，范棣博士在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做兼职金融顾问，负责国际项目财团贷款的金融工程咨询，并参与了多个中大型金融集团的发展战略咨询工作。

1994~1995年范棣博士出任美国Interlink公司总裁，成功使其扭亏为盈。1996~1997年，出任招商银行总行高级顾问，开创了该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及国际资本市场业务；出任香港友联银行副总经理，建立了中港跨境业务的风险监管制度；创办招商迪辰，成功地将其由一个电子商务公司转型成为全国科技物流供应链领域中的领导企业。

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他出任招商局集团财务总监，成功融资数百亿，使招商局安然渡过危机，并创建并担任招商迪辰董事长，助其成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启祥集团。

十年浩劫，人才短缺，社会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后，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企业家们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接下来观止研究院选择重点介绍1977到1979年 的高考三届毕业生李东生、 冯仑、俞敏洪是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改变命运，成就事业的。

01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

1957年出生于广东惠州贫困地区的李东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成为了知青中的一员，被安排到广东惠阳马安农场工作。

1977年8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千里之外的广东省惠阳县马安农场。20岁的李东生疲倦而枯燥地在这里耕耘了三年。他后来回忆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不能在农场待一辈子，我要尽快出去，我希望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作为，这个愿望一直是比较清楚的。”

此时距离高考仅两个月，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农场规定所有人不许请假复习。住在茅棚里的李东生只得晚上点煤油灯学习，为了让煤油灯更亮一些，他用纸卷一个筒，罩在煤油灯上面。

1978年春天，李东生以物理、化学考分惠阳县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的一员。有趣的是，后来威震中国家电行业的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康佳集团掌门人陈伟荣以及TCL董事长李东生三人均出自同一个班，被业界称为“华工三剑客”。

1982年，李东生从华南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政府机关。面对令人羡慕又体面安稳的公务员工作，他却毅然决然地放弃，选择下工厂。当时他想回家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第一个目标定位是当好一名工程师。

于是，他成为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的第43名员工。TTK是一家以生产磁带起家的合资公司，也是TCL的前身。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大量外资进入中国，首先到的就是广东。当时，只要你敢想、敢干、敢闯，努力把每件事做好，基本上都能带来利润。

1984年，公司选派李东生到香港负责海外业务联系、原材料采购和订单销售，这给了他接触国际市场的机会。

1985年，TTK遇到首个危机，港方投资人宣布退出合作，李东生受命处理业务真空难题，虽是第一次做业务经理，但在时任公司总经理张济时的鼓励和指导下，他边学谈判技巧，边顺利完成任务。

善于学习、奋进努力的李东生得到上级重用。没多久，他又接到新使命：帮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机会。

经调研，李东生将目光投向电话机。在电话还未普及的年代，如何使其走进寻常百姓家？1985年9月，他们选择成立中港合资的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28岁的李东生担任总经理，TTK正式改名TCL。国内最早的扬声免提按键式电话TCL-HA868，也是那时的他带领技术人员研制出来的。

1992年，李东生又推动已成为“电话大王”的TCL试水大屏幕彩电，当时国内大屏幕彩电刚刚兴起，市场上国外品牌居多。经市场调查，TCL设计推出了第一台物美价廉的大屏幕彩电——28英寸王牌大彩电，并一炮打响。

在他的带领下，TCL发展迅速，开始走出广东，在中国建设全国性销售渠道，而那时中国的商业渠道体系还刚刚萌芽。

1996年随着前任总裁退休，凭借出色的表现，李东生顺势成为了TCL集团总裁。上任后，他反复问自己：如何改变TCL100%国有控股现状，为持续发展增动力？

最后他的答案是：改制。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地方党委和政府支持下，TCL着手推动体制改革。当时，即使经过充分调研和准备，“以国有资产增量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指标”这一决定，也几乎是一场豪赌。

1997年，李东生与惠州市政府签订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协议：核定当时TCL净资产约为3亿元，全部归政府所有，每年企业净资产增长率不得低于10%。

根据协议，作为第一责任人，李东生得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且从授权经营之日起，基本工资只发50%，达到目标才能领到100%工资。但因现金不够，李东生心一横，把自己和父亲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

皇天不负有心人，5年后，TCL国有资产增长两倍多。地方政府除每年分红1亿多元外，税收从1亿元也增加到TCL2001年完税后的近11亿元。

伴随企业改制，李东生在彩电市场的并购也几乎同步展开。

1999年，他带领TCL开始实施全球化战略。随着越南建厂成功，信心倍增的李东生，将目光放到了欧美市场。继并购德国老牌企业施耐德、收购美国企业高威达等之后，2004年TCL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全球彩电业务和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

2004年，李东生登上《财富》杂志封面，被评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

但2006年，他却被福布斯评为最差的上市公司CEO。

两年间，TCL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式的洗礼。当时他们预期，平板显示电视机取代显像管电视机至少需要5年，但现实只用了2-3年，汤姆逊原有的显像管技术随之丧失价值，资产也变成了负担，手机领域更是受到技术缺失和市场缺失的双重夹击。

2005年及2006年，TCL每年有近20亿元的亏损。一时间，李东生情绪有些失控：“做了10多年企业，一直盈利，突然间就亏了，面对员工、投资人、同行、政府，感到很是内疚惭愧。”

痛定思痛，TCL全面调整布局思路，在彩电业务上，完成对多媒体欧洲业务的重组，在北美采取与关键伙伴结盟、成本控制等措施。2007年底，TCL以3.6亿元盈利东山再起。

为增强核心竞争力，2009年，TCL斥巨资成立华星光电，打破了日韩在半导体面板制造领域的长期垄断，由此改写了中国“缺芯少屏”历史。

02

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

1959年，冯仑生于西安，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从小教会了他写文章和画画。

在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家庭背景又让他在文革期间能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诸如《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光荣与梦想》……

1977年，正是改革开放前夜，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冯仑这一年18岁，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冯仑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是新设立的专业，首批招收了50人，冯仑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在同班同学中，有的是知青，有的已经三四十岁有了孩子，冯仑显然是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

本科毕业后，冯仑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大量阅读，建立对真实世界的了解。毕业后，冯仑留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没多久，冯仑离开了体制。29岁那年，冯仑第一次来到了海南，着手成立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成为最年轻的省和最大的经济特区。由于国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为当时青年人向往和憧憬的热土。

不过，冯仑在海南的第一次冒险没有取得成功。当时，他去的海南省体改所没有财政拨款，随后又被撤销。他回到北京，托关系找工作，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他只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回到北京后，冯仑误打误撞来到了南德公司，成为“狂人”牟其中的副手。但因为两人性格和理念的不同，在1991年，冯仑选择离开南德，再度闯荡海南。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有潘石屹加入。日后，他们被称为“万通六君子”。

当时的海南，炒地皮是最快的暴富手段。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

当时手里只有3万元的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老总，大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又开始讲自己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他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冯仑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三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回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元。冯仑他们拿着这500万元，又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元，接着又用这1,800万元购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卖了出去，赚到300万元。这是他们创业后赚的第一桶金。

虽然从1988年海南建省，中央给予了海南这个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给海南带去了机遇和疯狂，大量资金涌进这里，甚至出现了“十万大军下海南”的盛况，但那时的海南也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

冯仑他们去跟人谈生意、谈合作，很多时候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还经历过在夜总会里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公司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遵循的是一种江湖规则。

万通成立起初，由于六人对各自产业的不同兴趣，万通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那几年里，万通参与创建了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董事，策划和领导了对陕西证券公司、武汉国际信托公司、东北华联的企业收购及重组。短短几年，使万通集团在几年内总资产增长逾30亿元人民币。

1999年冯仑推出的“新新家园”品牌，这是中国第一个实施注册的高档住宅品牌。“新新家园”旗下万泉新新家园、万通亚运新新家园、万通新城国际、万通龙山新新小镇、万通顺义天竺新新家园等数个高端商品住宅项目均获得业界“明星楼盘”称号，还获得“中国明星楼盘”、“中华建筑金石奖”等殊荣。

2001年冯仑获得“十大最具人气企业家”称号。冯仑领衔的万通地产也于2001、2002、2003连续三年获得“中国名企”称号，同时他本人连续两届获得“中国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的殊荣。在胡润主持的“2003中国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的评选中，冯仑先生位列第四。2003年时的万通地产，资本金和本年度营业收入已经双双进入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前十位。

2006年引入天津泰达后，万通地产也一度大放异彩，在天津开发了万通生态城新新家园、万通新城国际、万通华府、万通上游国际、万通金符国标、万通上北新新家园六个房产项目并拥有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2007年，万通地产在135家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市值排名第19名，现金流排名第五位，业绩增幅也位居前列。

2009年12月8日，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气候大会上，冯仑提出了一个构想，就是在中国建一个中密度、紧凑型、节地的理想城市—“立体城市”。这在当时被业内解读为冯仑的城市理想。

立体城市一经提出就引来了大量的质疑声，项目的可行性、真实性和普及性，就连官员和学者都认为这是冯仑的“乌托邦”。面对所有人的质疑，冯仑选择用行动来说话。

随后六年，冯仑加强了对立体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他专门请了包括保罗・索拉里在内的国际大师研讨理想城市，同时也做了关于未来理想城市的巡回艺术展，进一步加强外界的认知。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冯仑在立体城市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由于立体城市涉及到大量社会公共管理，冯仑在新加坡李光耀学院学习了近两年的公共管理。他联合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及鼎天资产投资董事长王兵投入2亿元开发整体平台，包括如何处理楼盘如何分布、产业如何导入、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

面对项目的困难，冯仑也毫不回避，他坦言，立体城市最大的难点是跟政府的磨合，而不是跟市场的磨合。一个是土地，一个是规划。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你得允许地方政府慢慢跟你讨论。包括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国土部等等，他们都是慢慢来看，知道你是为了节地，而不是为了圈地。

从理念到落地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人居环境和空间存在，总是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考验，甚至可能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

2011年12月末，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与成都市双流县正式签署了“天府生态健康城”投资合作协议，冯仑的首座立体城市正式落户成都。

2012年2月10日，由北京万通立体之城等三方共同合作、开发、建设和运营的“西咸立体城市”也举行了签约仪式。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立体城市”的构建在现实的运作当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障碍，因为这项目跨度大时间长，每个地方的领导人经常更换，换了以后，前面领导人签的约，后边来的领导就不认账，所以就没办法持续做。还有一个问题，土地政策规划，各方面都要跟政府打交道，造成了很多不便。至今为止，这个计划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03

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阴的一户农村家庭。离开农村一直是俞敏洪的理想，实现这个理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考上大学。

1977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以后，俞敏洪参加了1978 年的高考，但他的英语只考了 33 分。落榜后的他又回到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就这样一直干了两三个月。

突然有一天，俞敏洪的母亲打听到大队中学原来的英语老师怀孕回家了，于是又拼命把俞敏洪弄进去，当了代课老师。

正是在代课期间，俞敏洪的理想之火又一次被点燃了。他总是想起班里有一个同学考上大学后远走高飞，而其他同学都变成了地道农民的场景。于是，不服输的俞敏洪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学上，准备再参加一次高考。可是第二次高考，俞敏洪又落榜了，他的心中不禁五味杂陈。

经过两次失败后，俞敏洪几乎都要放弃高考了，但俞敏洪的母亲还在坚持。听到县教育局正在办一个外语高考补习班的消息后，俞敏洪的母亲拼了命要将儿子送去学习，可当时只招 40 名学生。

为了将俞敏洪弄进去，俞敏洪的母亲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找到其中一位老师，并提着鸡蛋和菜去拜访。得知老师身体弱，又没有足够的奶水给孩子吃时，俞敏洪母亲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帮助对方带孩子。于是老师十分感动，最终收下了俞敏洪。

看着母亲为自己如此费心费力，俞敏洪下定决心，比之前加倍努力学习，终于第三次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英语系。

1985年，俞敏洪毕业的时候，全班50个同学，49个出国留学，唯独他被剩下。

俞敏洪也想出国，但限于贫穷，只好在北大留校任教，一个礼拜授课八节，月薪120。

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美国大学四年的学费，他要工作222年才能赚够。他这时已经结婚，这点钱别说出国，连养家都不够，老婆天天没事就骂他窝囊废。

俞敏洪的老婆，是当年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系花。以前俞敏洪为了追她，天天尾随她到图书馆，花了三个月才找到机会搭讪，约到她出去划船。后来她变成了俞敏洪的女朋友，大学一毕业以后就变成了他的老婆。

1989年，公共英语教育发展迅猛，俞敏洪在老婆的鞭策下，开始出外私授英语课。赚得些外快，就给家里买鱼。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外头下着大雨，北大的广播里播报一则消息：俞敏洪老师因私自在外授课，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现决定开除。

这个广播在学校里连播了三天，处分在公告栏里锁了一个多月。1990年，28岁的俞敏洪决定离开北大，下海创业。

俞敏洪夫妻二人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套桌椅，成立了夫妻店“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俞敏洪每天上午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在海淀区大街小巷的电线杆上挨个贴小广告。

培训班刚开始没学生报名，俞敏洪就开免费讲座。贴完电线杆小广告，就在中关村的违章建筑里等着，因为是免费，来了三百个学生。人太多，怕后面的学生听不清，俞敏洪就站在一个汽油桶上讲，句句慷慨激昂，掏心掏肺，下面的学生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有一个星期六，突然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扔下学费，1000多块钱。一天的功夫，就是俞敏洪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

1992年春，俞敏洪的广告员又出去贴广告，刚拎出浆糊，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广告员过来，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三刀。俞敏洪想着出来混，不认识点局里的人真不行，就找到处理这事的警察，硬拉着请人吃饭。饭局当天，一共五人，要了4瓶高度五粮液。

俞敏洪演讲还可以，但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为了掩饰尴尬，不停劝酒喝酒。他又内心紧张，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直接失去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结果拉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

抢救活过来的俞敏洪，醒来第一句就是，我不干了，然后又哭了。哭够了，喊累了，晚上7点又夹着课件，上课去了。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两年之后，新东方从最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一万个学生，俞敏洪成了最早的千万富翁。

90年代下半叶，俞敏洪想把新东方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大学时的两个偶像，王强和徐小平。当时徐小平在加拿大，读完音乐硕士就失业，各处打零工，洗盘子送外卖，求生存，没发展。他自己形容：除了生了两个孩子，一事无成。

俞敏洪带了一万美金，邀请徐小平一起回国干。徐小平听说新东方已收入千万，心动不已，立即行动，卷铺盖回国。

俞敏洪找完了徐小平，又去美国找王强。当时王强已经读完了计算机硕士，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工作，拿着7万美金的年薪，过得不瘟不火。俞敏洪告诉王强，“我在北京办了新东方学校。”王强说：“我做噩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办学校，你怎么看都像培训学校办的对象。”

1996年，王强也回国了，加入了新东方。

2000年，新东方发展成“三驾马车”的合伙制。俞敏洪负责托福考试，徐小平负责签证咨询，王强负责英语口语。

那时正好处在中国人出国的高潮时期，新东方的市场半径延伸至全国20多座城市，年收入增加到3亿元。

到2002年，新东方的学生达到35万人次，一时间，教师队伍里的百万富翁批量诞生。

新东方的合伙制，没有严谨的规章制度，大家都是全凭性情做事。当规模越大，内部冲突就越大。

第一次董事会时，俞敏洪刚宣布开会，徐小平就怒了，说你不懂怎么开会。说着两人吵起来，俞敏洪摔门而去。20分钟后，临时学习了董事会的议事章程，重新返回会议室。但没说几句，两人连带董事会都吵起来，董事会开成了俞敏洪批判大会。

对于王强来说，他主张一切以规则为准，最无法容忍俞敏洪的家族式管理。当时新东方的管理层员工，基本都是俞敏洪的老婆、老妈、姐夫等。这些家族成员，以俞母为首，无视公司结构，连保洁员都要指挥董事会。

从一开始，他们三人的矛盾就没有停下过，但此时还是相对风平浪静的。

直到新东方发展到全国各地都有分校后，各种业绩划分成了问题，俞敏洪开始打算进行股份制改革。徐小平非常反对，直接带领内部教师进行抗议。俞敏洪气得抓狂，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

2002年到2004年，在王强、徐小平和小股东们的要求下，俞敏洪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每天夹着课件去给学生们上课，而王强他们开始轮流当董事长。一年多，股东们轮流体会完当老大的滋味，没人愿意干了，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

2006年，新东方迎来历史性时刻，在纽约敲钟上市。俞、王、徐三人吵归吵，但一致赞同上市。

上市之后，徐小平每天开完会就没事干，特无聊，隐隐约约他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不久后，王强、徐小平退出董事会，离开新东方，“三驾马车”就此解体。

04结束语

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中断了11年。长时间的中断，也意味着77年的高考是从1966届开始12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竞争，再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19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

对于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人来说，考上大学，已经成为了大部分人改变命运的基本途径。即使竞争压力大，也要拼了命考上。很多企业家就是在恢复高考后的三年里努力考上大学，凭着一股坚毅的劲儿改变了命运，书写自己的历史，成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型创业者和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

* 参考资料：

1、界面新闻《始于1977：高考“新三届”企业家和他们的时代》

2、中国新闻周刊 《为什么是李东生？》

3、十点人物志 《“一夜暴富”俞敏洪：有钱真好》

4、中国民航报 《冯仑：“商界思想家”的理想与现实》

5、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那些被高考改变了命运的企业家，有多少归结于时代？》

6、盒饭财经 《四代考生、三代企业家：中国高考70年“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