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振盛回忆1916年从山东泰安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华工的经历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我作为华工的一员，于1916年冬赴欧参加了这次大战，至1919年秋回国，历时近三年。兹将当时的经历和见闻，忆述如下：
　　　 一、出国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们农民生活更苦。当时，我曾经听到有人谈论“契约华工”，与外国签订合同，出洋干活，有的人赴南洋、非洲等地打金矿、种橡胶而发了大财。所以我也曾经设想：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出国发财，那就太好了。1916年秋收以后，我村基督教徒王培绪先后向我和严锡辛、马立恒、朱清海等三十多人说：“据泰安城内教会牧师爱立法讲，英国正在招募华工，赴欧、非各地垦荒、开矿、修铁路。凡参加者，除每人每月工资12元外，再由教堂每月发给家庭生活补助费10元。这10元足能籴一千多斤高粱，咱们家中这么穷苦，何如干华工好呢！”于是，我们这三十多人便互相串连商酌，在我村形成了一个酝酿、发动下外洋、当华工的热潮。但由于我们孤陋寡闻，对时局不甚了了，在大伙的议论中，有人说：“听说欧洲正在打仗，假若我们去了欧洲，岂不是自寻灭亡！”又有人说：“欧战大概已经完了吧！咱当华工是干活的，与他们打仗有什么相干？”虽然众说纷纭，但大伙的一个共同信念是：倘若趁此时机，出国发了大财，以后富贵还乡，岂不太好！加之，当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胆魄颇大，便也不再去考虑许多了。1916年11月26日，我们34个人，由王培绪带领，前往泰城灵芝街英国教堂报了名，并填了一个表，按了指印。以后我们在欧洲听说，所填之表乃是一个所谓“甘结”，但其中都是写一些什么内容，我们却无从得知。
　　　 泰城教堂立即发给介绍信，叫我们分成两批赴威海集中。第一批有我和王培绪、马立刚等21人，第二批为13人。我们本拟由济乘车赴烟转威，但传说吴大洲率一个师（号称万人）占据周村、潍县一带造反，胶济铁路火车中断，不得已而改赴天津，从塘沽搭轮船到了烟台。不料到烟后，被警察署扣押了十天之久。据警方讲英国在华招工，未经我国政府批准。据负责招工的英国人蒲巴狗子（原名蒲巴……什么？已忘其名，我们华工都称之为“蒲巴狗子”。）讲：“中国北洋政府的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对华工问题，意见不一致，待英国政府交涉妥当后，即可出国。”在我们华工私下议论时，有人却这么说：“根据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和济南镇守使马良的指示，英国在山东招工，只限于威海、济南、潍县、周村四个点，其余县市不准设点招工”。当时，我们这伙华工，被押住在烟台海滨临时搭设的席棚内，周围有铁丝网封锁，警察持枪看管。各地陆续到烟之华工，随到随押。
　　　 1916年腊月的一天，蒲巴狗子下达命令。把我们华工编成营、连、排、班，每人发给一身蓝色条绒服装，开赴威海，准备上船出国。我们21个同村伙伴，都被编入第三营，王培绪任连长。第一、二营乘第一条轮船先行，我们三、四营乘“圣京”轮。其余各营分乘其他轮船，浩浩荡荡，陆续开发。到香港住了10天，等待各船华工先后到齐。乃换乘若干大型轮船启程。在新加坡停船3天，由黑人上船装煤，全是一筐一篓的肩扛，苦难之状，极为可怜。随又进入印度洋，行驶18昼夜，经好望角，到达英属南非多根。这时，有些华工说：“可能是来非洲开金矿。”可是，不准我们下船，而且管理更严。在此停船8天，由非洲人上船装运枪炮子弹等武器，从而引起了华工的疑惧，纷纷提出质问：“我们华工到底开往什么地方？干什么活？”英国人宣布：“不是来非洲开矿，而是赴欧洲打扫战场。”他们还解释说：“欧战已经二年了，战事基本结束，没什么危险。”这时，许多华工垂头丧气，懊悔不已；有些人痛苦流涕；有些人也互相劝慰说：“事已如此，只好听天由命了。泰山奶奶保佑，有朝一日咱们回家团圆吧！”还有些很勇敢的人，气愤地说：“怕狼怕虎莫上山。豁上干！有什么他妈的了不起。”另外，华工当中有些中学毕业生，便质问英国人：“既是赴欧洲，为何不走苏伊士运河”他们解释说：“苏伊士运河有十万德军把守，红海有德军布雷，不能通过。”于是，我们又进入大西洋，到达英国的德莫泡利港。下船后，准备换乘火车，但黑人炸毁了一段铁路，等待一天半夜修复后，才乘车到了伦敦。当时，伦敦缺粮恐慌极为严重，据说每人每天只能配给两个小面包，主要用蔓菁和萝卜充饥（以后我们在欧洲战场上曾听到德国俘虏说，1916年冬季被称为“萝卜的冬天”。）我们华工在伦敦下车后，未给饭吃，便饿着肚子系上“太平带”继续上船出发，在五架飞机、两只潜水艇和许多鱼雷快艇的保护下，高速行驶，通过战区，到了法国白朗城，又换乘火车到达诺尔“中国人分发处”。从我们离乡之日起，至此为止，历时近三个月，一路之苦，不言而喻！1917年2月份，我们这批华工，便正式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海之中。
　　　 二、战场生活
　　　 我们到达“中国人分发处”后，正式命名为“华工军团”（一般人也称作“华工队”）。蒲巴狗子号称“华工军团长”，对我们分批作了讲话，他讲：“你们中国北洋政府的段执政，批准华工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但实际上，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宣战是我们赴欧半年后的1917年8月14日。蒲巴狗子讲：“因为你们中国是‘东亚病夫’既没有好枪好炮，又没有好兵好将，所以只能派你们这伙华工来欧洲战场当苦力，搞战勤。你们必须服从军令，前线打到那里，你们就跟到那里，要保证完成修路、运粮、伐木、挖战壕、修工事、装卸武器、打扫战场……等等任务，否则以军法从事。”他威胁我们说；“你们来到这里，想跑也跑不掉，想躲也没处躲，只有一条路——就是好好干活。”他又污蔑我们说：“我在你们中国很久，我是‘中国通’。你们孔夫子周游列国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现在，你们中国人光会捣乱，啥也不能干，这一次，我们把你们这伙华工招来，你们中国就会平静一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些王八兔子贼都来欧洲了。”——这就是我们华工到达欧洲以后所挨的当头一捧！
　　　 在诺尔，“华工军团”指挥部对我们这批华工进行了清点，按军事要求调整了编制，每五百人左右编为一营，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营、连长正职英国人担任，营、连长副职和排、班长由华工担任。我在三营十连，副营长是天津人田四道，副连长是我村王培绪，排长是我村马立恒。有一个威海人（姓名已忘记）给军团长蒲巴狗子当助手，人们称之为“参谋”。我们一至五营编完后，立即调至法国一个铁工厂进行军事操练和工兵业务训练。所以我们这批华工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共编多少个营？很长时间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据我所知，我们这一批中国宣战前赴欧的华工，是第一批，中国宣战后，1917年的冬季，我们听说又有一大批华工和一部份华工翻译到达欧洲战场，这是第二批。泰安的马伯声（即解放前的济南仁丰纱厂经理）乃是第二批华工中的翻译。这两批华工，不但赴欧的时间和招募的方式方法不同，而且赴欧的经由路线也不同：第一批是中国宣战前、英国统治者通过他们在我国的教会进行骗征的，是西渡印度洋、经非洲而到欧洲的；第二批则是在中国宣战后，英国通过中国军阀政府公开征招（翻译是经过考试录取）的，是东渡太平洋，经美国、加拿大而赴欧的。至于这两批华工的总人数，可能至今仍是一个谜！据蒲巴狗子对我们宣布，华工总数是130万人，共编了260个营（包括一、二两大批华工）。
　　　 我们受训月余，每天起早睡晚，军纪甚严，英国军人持枪站岗，不准华工擅自出入，简直如同罪犯被囚。我们这伙乡村农夫，乍入军营，诸事不懂，动辄受到英国军官的斥骂和拳打脚踢，个别人甚至被关禁闭。训毕，我们这个营便参加了英法联军的战斗序列，配属到作战部队担任战地勤务。当时，曾听到英军士兵说，我们华工是在“西线战场”上。这时因英法联军抗击德国，战事十分紧张，连续作战三个多月，我们便跟随部队挖战壕、修工事，名为后勤，实则站在作战第一线。有一次我们营在三道门挖战壕，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顿时把我们工地搞成一片火海，英军纷纷撤退，而不准华工掩避，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或者断臂掉腿，哭叫、呻吟之声，令人心惊肉跳。以后，德军退到“兴登堡战线”，我们营又调至巴比伦城担任装卸铁轨、汽油和炮弹等作战物资，由于据说这个任务是为了支援意大利对德作战的一次大战役，因而我们华工非常劳累，日以继夜轮班苦干，一、二百斤重的子弹箱，全是手搬肩扛，许多华工皮肉磨破，鲜血淋漓，有的人被砸断腿臂，或扭伤腰肋。可恨的是，英军官兵负伤有医有药，而我们华工则医药条件极差，被迫忍痛熬受，因破伤风、病毒感染或流血不止而致死者，经常发生。即使下着滂沱大雨，我们也得坚持干活，决不准停工，否则按贻误军机治罪。此时，我们曾经接触到许多比利时女人和小孩，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经常向我们讨饭、讨衣、讨钱，甚至乞求我们加以保护。她们说，大战一开始，比利时就被德军铁蹄踏破了，致使他们无家可归，流亡到法国境内。我们在执行任务时，目赌了当年德军进行凡尔登大战而把法国勃兰本、凡尔登和奥尔纳这一地带搞成了一片焦土的凄凉景况。这次任务完成后，我们才听到传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卡波莱多大战”，意军惨败，幸亏英法军队援助，也幸亏华工搞好后勤装运工作，才顶住了德军。
　　　 1918年是我们华工更加艰苦的一年。这时美国军队投入了英法方面作战。由于德军的大举进攻，我们便又随军挖战壕，主要是在玛恩河一带。在此期间，我们居住在行军帐篷里，每遇寒风凛冽雨雪纷飞的天气，我们被冻得挤成一团，合衣而卧；有的大雨淋透帐篷，搞得大伙夜不能寐，白天还得照样拚命干，否则就要遭到英国军官的鞭打。许多华工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和血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有些人伤口感染成疮，长期不愈。我们的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这一时期我们吃的是糙米和黑面包，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则连烂料霉面也吃不饱。有一个阶段，我们竟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菜、吃萝卜度日。许多华工因野菜中毒而患肠炎、痢疾，还饿死了不少人。我们华工在切齿痛恨帝国主义战争之余，都咳声叹气地说：“咱们这些苦命鬼，不是被德国鬼子打死，也得被英国鬼子折磨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许多华工连仅存的一点回国团聚的希望都幻灭了！这时，英法军内反战情绪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法军曾多次发生过士兵暴动。我们华工中反虐待、求生存的斗争也逐渐压倒了悲观失望的懦弱情绪。听人们说：战场上的粮食，是美国供应的。美国看风驶船，运粮不及时。英法军官又卡华工的脖子，他们的军人能吃好吃饱。而我们则吃坏的而且吃不饱。当我们华工挖野菜度日时，英国军官却在大吃大喝，因而激怒了许多敢于斗争的华工兄弟。曾经有一次，有些华工把英军储存白面的篷布，用刀子割开，抢来了数十袋白面；还从英军伙房抢来了油、酒、肉、鸡等物。有的人还在夜间烧掉了英法联军的汽车、汽油桶。同时，还把那些一贯打骂华工、民愤极大的英国军官绑架到野外，进行了惩罚。这些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精神！这年的春季，北洋军阀政府曾经派来了代表团对我们华工进行了慰问。据我们营连长传达他的讲话说：“我国已从1917年8月正式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要求华工们为国效力，为国争光……”等语。这是我们赴欧一年来第一次听到本国官员的讲话。然而，我们的艰险苦役、苦难生活和悲惨处境，却并无任何改变。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后，我们营先后在意卜伦和巴比伦等地区打扫战场。这时的工作，虽不那么艰险，但非常劳累。我们看到了这些地区尸骨遍地，瓦砾成堆、荒草丛生，破武器破车辆到处乱扔乱堆的战后惨状。许多地方连水井都被夷为平地，我们华工饮水只得从远道运来，因缓不济急而经常渴得舌干唇焦，如烧如灼，苦不堪言。尤有甚者，许多华工竟互相喝尿以保命。此间，因大战已结束而又留下我们华工继续苦干，我们便思绪起伏，在精神上是十分的痛苦。有些会唱戏的华工，经常哼着凄凉的小段，聊以消愁。记得河北省景县张某（已忘其名）曾唱“想起了高堂母，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等句。这反映了我们华工怀乡思归的一往深情，也算是我们苦中求乐的一点文艺生活！当时，在华工当中传播着这样的消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主持召开了万国和平会议，因华工参战付出重大代价，要给中国记功。决定中国收回租界32处，并取消一切外债。”我们华工听到这一消息，无不欢欣鼓舞，热血沸腾，顿时觉得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腰板也硬起来了。可是，以后又听人们说：“列强瞧不起积贫积弱的中国，日本强占我青岛，拒不交还”。这又使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情异常难过。这期间，我们华工的生活，虽较作战时期有所好转，但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经济紊乱，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原来讲定的华工工资每月12块现大洋，实际上只发给30个戈比，约等于中国的六七元钱了。我们华工，同欧洲劳动人民一样，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三、胜利归国
　　　 1919年6月份，华工军团逐渐传达了“华工完成任务，准备分批回国”的消息，我们大家互相奔走祝贺：“回国有期，重见亲人有望了，这把骨头算是好歹没有抛在欧洲战场上！”经过短期的清理、整顿，各营陆续开赴纽卡非集结待命。据蒲巴狗子宣布：“英国招募的130万华工，在战争中死亡和不明原因失踪者计34000多人，除留下一部分自愿看守华工墓地者外，其余全部回华。”（据说，法国招去的华工，有极少数在欧结婚定居而成为侨民的。）
　　　 于是，我们第一批回国的华工，从纽卡非上船，进入大西洋，行驶两个星期，到达美国的纽约。又换乘火车，经过十昼夜到了旧金山。在旧金山休息3天，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据说，当时的旧金山已有华侨7万多人。有一条对着火车站的大街，全是华侨经营的商店和工厂。当我们进入这条大街时，便被华侨“分割”成无数的小段，并加以层层“包围”，又是握手，又是接吻、拥抱，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华侨们大放鞭炮，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亲人！”“向胜利归国的华工亲人致敬！”“中国胜利了！”“中国人站起来了！”等等。我们华工也不住地喃喃着说：“华侨呀！亲人。”“亲人呀！华侨。”许多华侨提着罐头、美酒、点心等食品，送到华工驻地进行慰问，并且硬拉着我们到他们家里，杀鸡设宴相待，问长问短，亲如骨肉。
　　　 3天后，我们告别了华侨，搭上大船，进入太平洋，行驶18个昼夜，经日本长崎、横滨、朝鲜釜山等地，直达青岛。在青住两天，洗澡，换衣服，又发给每人10元路费，免费乘火车来到济南。可恨的是，我们在纽卡非上船时，每人发给了两条美国毛毯，不料来到青岛竞被蒲巴狗子下令收缴了一条。这是英国人最后一次敲我们华工的竹杠！1919年农历8月，我们回到家乡，愉快地同亲人过了一个中秋团圆节。
　　　 我在国外呆了将近3年的时间，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时在欧洲战场上，我们目睹了德国武器的巨大威力和首次见到英国的坦克，足见他们工业水平之高。在旧金山，我们吃惊地看到美国已用拖拉机耕地，还见到了许多效率很高的农业机械。对比之下使我痛心地感到：旧中国是太落后了，要想不受列强的欺侮，就必须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振兴经济，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在欧洲各地，我们亲眼见到外国人很重视掌握一定的技术，努力搞些生产事业。在旧金山，我们又见到华侨亲人们大多是会做工、会经商、有文化、有知识的能手，使我深切体会到，没有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人，就无以改变经济生活条件。我基于这样的认识，回国后，立即拜师学徒当了木工。现在，我虽已80多岁高龄，但因长期劳动，身体仍较同辈为好，至今还能干些小木活，每月有所收入，不靠赡养也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