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自曝：曾因晋升太快受“排挤”？

“特朗普是个很好的政治人才，但他需要引进治国人才来协助自己。如果他无法找到合适的优秀人才，或无法信任他们，那么他肯定无法好好治理这个国家。”

新加坡第二代总理吴作栋在《高难任务》一书中如是说。

对吴作栋来说，能赢得选票的政治人才，不一定就具备把国家治理好的能力。同样的，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才，往往是优秀的技术官僚，他们不一定懂政治，不一定能赢得选举。

吴作栋在《高难任务》中回忆，八十年代新加坡执政党在新旧替换时，曾经有过一段尴尬的挣扎。

“当时许多第一代部长才50多岁，年富力强，但党要求他们退位让贤，他们其中有人认为自己被排挤了。”

“我1976年当选国会议员，九个月后，1977年，我受委为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三年内，我又升任贸易工业部长。”吴作栋回忆。吴作栋于1990至2004年担任新加坡总理，是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对一些第一代部长来说，这个晋升的速度太快了。

当时，第一代部长们对当时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如吴作栋等是友善的，但是他们坚守自己的原则，他们认为内阁自我更新的速度过快，并不合适。其中一个对更新速度持有强烈反对意见的是时任副总理的杜进才博士，他也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的党主席 。【小科普：在新加坡政治系统中，绝大部分政党以“秘书长 Secretary-General”为党魁，“副秘书长”为二三把手，然后才是党主席】

▲杜进才：当年设计新加坡国旗

对吴作栋来说，自己从政生涯中最尴尬也是最为难的一次，是1984年大选提名日之前发生的一件事。

1984年，他党内职务是组织秘书（中国大陆称为“组织部长”），政府职务是国防部长。当时，党内已经知道肯定要有一些议员甚至部长需要在当年的大选中退居二线甚至直接退休，但是，具体谁得退下来，当事人当时还不知道，气氛想来是有点紧张的。吴作栋身为组织秘书，而且受委负责行动党的参选，对人员名单是很清楚的。

▲（照片取自《高难任务》，这是吴作栋当年的竞选宣传海报）

在大选之前，行动党准备了参选资料和指南，召集所有现任议员和部长开会。吴作栋于是请示时任总理和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该把参选资料和指南发给所有现任议员吗？还是那些准备被“引退”的就不发了？李光耀的指示很明确——全都发！

吴作栋于是把资料和指南发给所有人。他说，“有些议员本以为自己要被引退了，没想到还是收到了资料和指南，我看他们脸上的神情，明显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一周之后，党内的提名名单正式公布了。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党不再提名参加大选的。除非他们即刻退党，然后即刻以别的政党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此次大选他们是无缘了。换句话说，他们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身为组织秘书，吴作栋只好一一找他们，讨回资料和指南。

吴作栋说，这次他们见到他时，不发一言，脸上的表情已经足以说明一切。“即便他们开口，肯定也只能是粗话”，吴作栋说。

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忍不住质问吴作栋：既然不要我参选，为何当初要把参选资料和指南发给我？我在党支部【小科普：每个议员管理、领导着一个党支部】的义工和支持者都以为我会获得参选资料，都欢呼雀跃，我现在如何回去见人？！

吴作栋只能说，我奉命行事。

以当时的情况，一些第一代部长已经心怀不满，包括副总理杜进才、环境部长王邦文等。吴作栋后来总结，李光耀之所以不想过早暴露提名名单，是担心他们提出反对，甚至“有可能退党然后组织反对党来与行动党在当届大选中对抗”，“这就是政治，你要我退下？我就拉拢对你不满的干部和党员，一起组织起来对抗你。”在政治上，李光耀不会完全信任任何人——这就是1961年行动党内部分裂造成的政治危机给予李光耀的深刻教训。

▲王邦文是第一代部长中唯一还建在的。

那么，为何杜进才、王邦文等人没有“造反”呢？吴作栋认为，第一代部长都有理想有抱负，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有责任感，他们追求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一己私利。他们并不反对领导层的自我更新，并不反对资深部长和议员的引退。他们反对的是新人在政策上还未成熟时就把老人整批整批地换掉，甚至有人形容为“如弃敝履”。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李光耀产生了个人矛盾，但是，这并不是对治国理念或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所以不至于上升到分裂政党的严重后果。

▲（照片取自《高难任务》，吴作栋1980年访问云南昆明，当时他担任贸易工业部长。照片由张赞成 Eddie Teo提供。张当时是保安与情报司司长，多年后升任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负责高级公务员人事工作）

早在70年代，李光耀就认识到，新加坡需要的新班子是与第一代部长完全不同的。

第一代部长都是从政治抗争中走出来的，他们是政治家。到了70年代，新加坡更需要的是培养一批能够建设经济、建设社会的治国精英，对他们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对是技术官僚的要求，没有政治经验并不重要，先进来再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76年，行动党引进了一批新人，其中七人很快就崭露头角，被人称为“七侠”（取自60年代流行电影《七侠荡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n）。

现在说起“七侠”，新加坡的读者们都不会陌生。他们包括：曾担任海皇轮船公司董事经理的吴作栋、银行家出身的陈庆炎（李光耀心目中的第二代总理第一人选，后来成为副总理、总统）、同样是银行家出身的丹那巴南（第二代总理人选之一，曾担任外交部、贸易工业部等多个部门部长，后来担任新航、淡马锡、星展银行等公司主席）、林子安（第二代总理人选之一，后来担任天津生态城控股公司、星桥国际公司主席等）、建筑师王鼎昌（第二代总理人选之一，后来当选总统）。

吴作栋回忆当年的社会情况，他说，当时新加坡反对党很弱，经济腾飞，选民普遍很信任政府，并不存在制衡政府的需求。因此，那个年代新加坡政府更需要的是治理国家的技术官僚，而不是懂得打选战的政治人才。李光耀一早就知道70年代引进的“第二代班子”在当时完全是政治新人，基本不懂政治，但他们可以学。

如果当时社会上政治竞争激烈，那么就得牺牲治国人才，多引进政治人才。政治人才可以赢得选票，没有他们，你无法执政。但你执政之后，必须有治国人才来帮你。吴作栋说，特朗普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是个很好的政治人才，但他需要引进治国人才来协助自己。如果他无法找到合适的优秀人才，或无法信任他们，那么他肯定无法好好治理这个国家。

▲（左起：曼德拉、塔博）

同样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就亲口跟吴作栋说过，“我懂政治，我能赢得大选，但我不懂经济，我无法治理国家。因此我需要塔博（Thabo Mbeki）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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