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大教授：中国要民主，不要“选举陷阱”

中国所面临的民主问题也是一般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即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在本国社会政治条件下、在当地政治历史实践中所产生的制度性结果，是符合西方文化和实践的制度形式，还是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这里就引申出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否具有不同的民主观？即使在西方，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亨廷顿代表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的价值观、模式、内涵只有一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他的文化传统，如儒家和伊斯兰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

亨廷顿的文化决定论当时受到了很多挑战，其学生福山（Fukuyama）就不同意这种观点。福山著文《历史的终结》，提出西方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体形式，不仅具有普世性，且必然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就东亚民主来说，福山借用了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关于儒家文化研究的个别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王权儒家文化，代表的是专制文化传统，另一个层面是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这部分可以与西方的民主文化相衔接。

福山据此认为，东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之所以会走上民主化道路，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文化传统接轨了。福山尽管因为此文而名声大噪，但此后几乎一直在修正此文的观点。近年来，有鉴于西方民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所面临的困局，他甚至开始出现批评西方民主的倾向。

2014年9月，福山为其《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再版写了一篇代序言：“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尽管他还是基本坚持原来的立场，但其论证仍然从意识形态出发，而非从经验证据出发。福山的观点反映了西方学者对民主作为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实践的弊端之间的深刻矛盾。

民主化的促成因素

政治学界许多学者往往将文化因素在民主和民主化中的作用，视为是不可验证的，因为很难在文化要素和民主政治之间，找到因果关联。

除文化之外，另一个广受强调和重视的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鉴于西方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发达，很多学者试图找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一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往往变得不可避免，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和教育水平、利益分化、政治参与意识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都有助于民主的发生和发展。

不过，这马上出现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有的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其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却依然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呢？再者，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如多党制和选举）来说，任何社会，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是可以民主化的。如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亚洲社会分成三类，即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会，就会发现这些社会，有些已经成为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些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中。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民主化了的社会都具有西方所定义的民主特征，即多党制、选举、政党轮流执政等。但不同地方的民主化效果不一样。人均国民所得1万美元的国家或人均国民所得2000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化，但两个民主的品质截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和平理性，后者则往往表现为暴力和非理性。同时，民主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社会在民主化后，政局不稳，导致低度发展；一些社会则在民主化后，陷入了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些原来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社会，民主政治无从形成有效政府，从而走向民粹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由于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学者转而强调领导人对民主的态度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态度，民主化进程主要取决于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所做的决定。从经验上说，这的确在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但这又怎样呢？领导人可以促成社会的民主化，却没有能力决定民主的品质。亚洲社会并不缺乏对民主具有虔诚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们终身追求、践行民主，但并没能给他们的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之，那些对西方民主抱有怀疑甚至抵制态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生前或者身后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们所批评甚至攻击，但正是他们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他们的后人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义。

实际上，对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地缘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装成普世的东西，却把地缘政治这个关键要素排挤在视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现之前，各国政治精英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赛，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其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日益落后，没有了竞争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魅力也逐渐消失。苏联实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结束冷战，在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之争中落败。正是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促进了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生，有效鼓励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把民主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如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上世纪末就预言，第四波民主化即将在中东、北非等专制国家发生。民主化的确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但不是内生的，而是西方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其它种种推动民主化的努力，很难想像这些国家和地区会实现民主化。结果又怎样呢？这些由外力推动的民主，是否符合当地人民的愿望呢？

民主化的几种趋势

今天，世界又进入了地缘政治大变动的时代。就民主来说，这个时代具有如下几大倾向或者大趋势。

第一，尽管西方仍努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但也开始反思大众民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比如，欧洲面临难以为继的高福利制度的弊端；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为两党互相否决的制度；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呼吁一个有效政府，但民主政治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同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部问题，其外部影响力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又反过来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因为后者往往是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产物。

第二，随着西方地缘政治力量的相对衰落，非西方世界抵制西方式民主的力量不可避免会增加。西方力量的衰落意味着外在压力的减少，让抵制西方式民主的社会变得更有信心。那些一直仇视西方式民主但又引入了民主制度的社会，主要是中东伊斯兰世界，更会主动向西方民主进行挑战，造成当地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未来如果失败政府增加，这些地区的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

第三，一些已经引入西式民主的社会也会开始反思，并且修正西方式民主对本地社会所带来的困惑。从民主扩展的历史看，在非西方世界，当民主来到的时候，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期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民切身感受到民主不是医治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时，他们就会开始反思民主，修正其民主形式。当然，修正民主并不容易。一些社会陷入了“选举陷阱”，难以自拔；但也有一些地方则能够通过政治强人，纠正原来制度的缺陷。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这里，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必然要和数千年的文明具有一致性。民主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制度安排，其是否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和自己文明的一致性。没有这种一致性，中国民主也会遭遇亚洲其它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局。

如果说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发生在政治上并不可行，甚至会导致政治的失败，不加选择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会导向同样的结局。如果说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赢得最终胜利的，是那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的社会。

（文章首发于2015年3月17日《联合早报》，感谢郑永年教授授权新加坡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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