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爷”今天回答了大家最想知道的消费税上涨问题
去年财爷在新加坡财政预算案作出宣布:消费税将于2021年至2025年之间从7%上调至9%。
时隔一年,财爷却在上周宣布的财政预算案掷出糖果:免惊!消费税在2021年暂时不会上调。而且政府还未雨绸缪准备了一个60亿新元的“定心及援助配套”,会在消费税上涨的日子里补贴国人。
许多人听完稍稍放宽心,但仔细一想,心中又浮现以下疑问:
既然都能拿出60亿新元来准备“定心及援助配套”,还提高消费税干嘛?这不是开玩笑吗?政府要增加税收,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让有钱人多掏钱啊,上调消费税杯水车薪。 新加坡不是有很丰厚的储备金吗?拨一点出来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政府为么这样一毛不拔?总之在老百姓眼里,政府别想着提高消费税来加重国人负担就对了。
蚁粉们是不是也这么想?
你以为财爷高高在上不懂民意民情?
其实上述那些“民众的反映”,一条条都写在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这名“财爷”今天下午在国会上总结本财年财政预算案辩论的演讲稿里。
显然的,财爷对民意民情并不陌生。
王瑞杰今天在演讲时显得相当轻松自在。(国会视频截图)王瑞杰今天发表的总结演讲长达1小时45分钟。比起上周的宏观、远大演讲,今天所说的课题比较接地气、逻辑思维深入浅出、演讲过程中,财爷也比较轻松、比较有感情、比较有温度。
虽然王瑞杰演讲时也用中文发言,但红蚂蚁还是比较喜欢他的英语演讲内容,比较扎实而且陈述得比较饱满完整,让红蚂蚁不免想起有点久远、考得不太理想的那门宏观经济学课。
先说说今天这份长达57页的演讲稿里出现次数最多的字有哪些。
GST(消费税):57次Tax(税收):57次Care(关怀):33次Healthcare(医疗):30次王瑞杰开门见山就说,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一直秉持的做法就是“轻税收”(tax lightly),让国人可以将辛苦赚来的钱放进自己口袋而不是上缴。
“首先,让我来说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提高税收。没有任何人喜欢缴税,就连财长也不喜欢。”
世界各地的政府,必须解决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公共医疗开支,新加坡也不例外。由于政府的这些支出将让全体国人受益。所以,必须用一种人人都能承担部分费用的公平税收法。
随着人口老化,这块开支会像发酵面包那样,越变越大。美国的公共医疗开支目前占GDP的14%、德国的占9%、日本这块开支也占了GDP约8%至9%。
新加坡2000年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0.7%,2015年翻了两倍增至2.1%,但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偏低的,未来15年估计还需要上涨一个百分点。
新加坡组屋设有年长者医疗护理设施,需要大量资源。政府必须探讨如何以可持续性方式筹集资金,其中包括增加税收。(联合早报)王瑞杰指出,10年前本地动白内障手术的人只有1万人,去年却升至3万人,这说明了新加坡的人口正在老化(预期寿命高达85岁)。年龄在80岁以上的国人10年来也翻了一倍,达11万2000人。
新加坡的公共医疗开支属于经常性开支,不是付完一次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而且每年会越滚越大,因此政府必须为它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来源。
好啦,问题来了,庞大的医疗开支该由谁埋单?有议员提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公司税,这样就能立竿见影“财源滚滚来”。
提高所得税会伤到中产阶级,提高公司税会吓走企业
不过王瑞杰解释说,新加坡其实一直在上调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税率,2018年也调高了价位在100万新元以上的住宅单位的买家印花税。
但是调高个人所得税或公司税是有上限的,否则我国的中产阶级将首当其冲吃不消,而且那些大机构和企业也会陆续撤出新加坡,到时无数宝贵的工作机会也会跟着流失,损失最大的将是国人,得不偿失。
目前,本地收入最高的10%的国人缴付的个人所得税金额,占所得税总收入的80%。
收入最低的10%的国人缴交的个人所得税金额,只占所得税总收入的9%,但他们能享有政府给予的28%福利。
提高消费税,首当其冲的是“肥羊”
消费税是一种税基广阔(broad-based)的税收。这类税收比较公平“人人有责”,而且收入越低的人付得越少。
“我问选区居民,如果每天花费10元,会否愿意再多掏出2角钱,来确保自己与父母辈的医疗需求能有所保障?他们很多人听了都愿意接受这个小小的成本增加来换取大大的安心。”
将消费税提高两个百分点,从7%增至9%,将能提供相等于每年0.7%GDP的税收。到时大多数国人都能用“定心及援助配套”里的补贴来抵消2%消费税增幅,长达五年。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一方面提高消费税,另一方面又给补助,别起消费税不就得了?
财爷说,两者是不一样的。因为提高消费税后,首当其冲的“大肥羊”是外国人和旅客,以及那些收入最高的20%国人。
新加坡是外国旅客最爱的目的地之一。(法新社)目前新加坡的消费税净收有超过60%来自这些“肥羊”。(财爷没说但红蚂蚁悟出的弦外之音就是:不收白不收)。
本地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在获得永久性消费劵补贴后,消费税净收只占总消费税金额的10%。
从这里不难看出,消费税在操作上,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税收。
何不直接挪用储备金来资助税收?
一个关键理由就是,储备金是“未来钱”,是国家的“留窝蛋”(nest egg)、不到命运悠关时不能轻易动用。
我国在2008年推出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 NIRC),性质上很像你我熟悉的保本投资回报利率的概念。
王瑞杰说,在2019财政年,我国的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金额为170亿新元(占GDP的3.3%),是政府财政的最大收入来源。光是这笔170亿元,就足够支付教育部和贸工部这两大部门的开支预算。
2019财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是120亿新元,消费税收入则是110亿新元。
如果没有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就算是将个人所得税提高一倍,或将消费税提高一倍,从7%提高到14%,也远远不够用。
(国会视频截图)全球最先进的国家都面对一个棘手问题:“前任”政府历年来留下来的各种国家债务,相等于2%GDP,为了偿还巨债,他们只能向国民征税。这是先用未来钱的概念。
新加坡则不同,因为有前人种树,后人才得以乘凉,这得归功于建国一代领袖的远见。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能坐吃山空,反而必须负责任的善用储备金,将这份财富代代传下去。
新加坡两次动用过储备金
第一次:2008年10月至2010年12月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在已故总统纳丹的批准下,取出1500亿元储备金来保障全国人民的银行储蓄存款,既稳住民心也稳住整个银行系统,当时没有一家银行倒闭,稳稳度过大风大浪。风平浪静后,这笔1500亿元保障金又存回国家储备金里。
第二次: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最困难时期,政府提出49亿元的储备金来资助“振兴经济配套”,协助国人度过难关。一年后经济回弹,政府从财政预算拨出49亿元,归还给储备金。
今年冠病疫情来袭,政府目前无需动用到国家储备金。不过王瑞杰说,如果冠病疫情的情况持续恶化,在必要时,他将寻求哈莉玛总统的批准,动用国家储备金来“救驾”。
王瑞杰在总结时分享了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2001年说过的一句名言:
“任何一个政府最任重道远的义务的什么?不是对现在,更不是对过去,而是要对未来负责。”(What is the deepest obligation of any government? It is not to the present, and certainly not the past, but to the future)
想听听王瑞杰用中文总结,可点击以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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