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潮籍新加坡华文作家蓉子：中国处处日新月异，我生逢其时

薄施脂粉，举止文雅，年至古稀的蓉子洒脱中透著爽朗。生于广东潮安的她，儿时随养母下南洋，后成长为新加坡知名作家。她的小说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为中学生读本，散文入选新加坡中学教科书。同时，她在商界亦取得不俗成绩。

1984年，蓉子首次回潮州省亲。而后，随着归乡次数增多，她开始专注在新加坡多家华文报纸的专栏中介绍中国。痛痒攸关、儿女心肠，是她中国情结的特点。2000年起，她长居中国，从更广更深的角度认识中国，并将新加坡全科门诊模式引入中国，企业挂牌新三板。同时，她累计捐资800多万元支持家乡建设及教育，曾获广东省“南方·华人慈善盛典”慈善人物奖，现为广东省侨心慈善基金会名誉主席、汕头海外交流协会荣誉会长。

“海外华人从中国的发展喜悦，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伟大成就和辉煌篇章点赞！”蓉子笑言，自己生逢其时：“后半生遇上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回乡参与其盛，我愿一如既往地活跃于中新两国间，发挥纽带作用，为在东南亚弘扬中华文化、潮汕文化尽一份心。”

“顾家”是我的终身任务

南方日报：您儿时如何随姨母过番，对家乡印象是怎样的？您第一次归乡的情景如何？

蓉子：我早期的生活伤痕累累，过后看来是逆境好修身。1949年我在广东潮安出生，5岁时被过继给姨妈当养女。我常随大人去田里捡稻穗，在家乡祠堂读过半年书，到8岁时跟随姨妈去了马来西亚柔佛州。

永远记得离家那一天，祖母嘱咐我：赚了钱要寄回来顾家。从此，“顾家”成为我的终身任务。

我幼时，在马来西亚经常是半饥饿中求学。常常想起老家的房屋、鱼池、果园与稻田，还有祠堂前卖粿条汤的摊子。

1984年4月12日，我首次还乡。过了27年3个月，总算回到家！可惜，祖母已去世，大哥、二弟也不在了！联想自己几十年的思念和苦难岁月，终于得以回乡见父母亲人，悲喜交集！我哭得死去活来。

南方日报：您的笔名与中国情结有关吗？

蓉子：我本姓陈，后随姨父姓，取名李赛蓉。1965年，我移居新加坡。从1969年开始，我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写小说、开专栏。后来，我给自己起了“蓉子”的笔名。芙蓉的蓉，老子、孟子、君子的子，正宗的中国名。

南方日报：您为什么会醉心华文创作？

蓉子：新加坡华人因历史原因，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处于西方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之中。新加坡华文作家用手中的笔发出呐喊，为传播中华文化辛勤播种、耕耘。

新加坡华文文学起源于南游的名士，如郁达夫、老舍、姚紫、蔡文玄、方修等南渡者，鼎盛于上世纪60、70年代，蓬勃于80、90年代，经历了从资深作家及中生代的“文化乡愁”，到新生代的诗化、散文化和创作技巧多样化的路程，逐渐走向成熟。

1994 年，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新加坡举办。当时，我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接待过不少与会的中国作家。其后，在每两年一届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常常与世界各国的华文作家交流。

视华文为人生脐带

南方日报：在当地学校接受华文的系统教育不多，您如何培育出扎实的中华文化功底？

蓉子：我出生在中国，对传统的中华文化有天生的一份情。中文是中华民族的语言，是我人生的脐带。没有它，我跟母体就断了联系，就没法交流。因此，即使离开了中国，我也是从小苦苦自学方块字，以及背后的文化体系。

我以四年半的时间读完华文小学六年的课程，毕业后因华校学费较贵，只能去读英文中学。我喜爱华文的心并未就此消退。为了看邻居的华文报，我去给人家义务做杂事，剥虾、刮鱼肉、做鱼丸。表姑让我搬旧书去烧，我收藏起来晚上偷偷看。武侠小说、线装书、旧小说、诗词……所有能找到的书，统统不放过。我前后拥有四本《辞渊》，前面三本都是翻烂的。我后来失学了，靠一本《古文观止》陪伴。

那时，我买得最多的书是潮剧剧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寄存了四十几本潮剧剧本。它们是我辛苦替人拔鸭毛，挣钱去买的，所以格外珍惜。后来，我把它们从马来西亚带到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带到上海，再从上海带到汕头，捐赠给潮剧艺术博物馆。超过半个世纪，那些剧本颜色还很鲜艳。

南方日报：您的小说《又是雨季》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为中学生读本，散文《榴梿》入选新加坡中学教科书。在您看来，如何提升新生代华裔的中文水平？

蓉子：新加坡国土小资源少，为了保持竞争力，年轻人往往挑选最具经济价值的语种去学习，所以过去都是学英文的多。要提高年轻一辈的中文水平，不应完全依靠文化界。作为华人新生代，他们首先会问：学中文有实际用处吗？如果工作生活中用到中文的机会多了，他们自然会重视。近些年，随着新中两国交往日益密切，越来越多年轻华人学中文。

早在1993年，我的大儿子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时，我就鼓励他：“东方就要亮了，你要加强中文修养。”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修读中国大学的课程，先后取得北京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等学位。3个孙子孙女，都在中国读完中学才回新加坡，中文都很好。家人随着我的步伐，穿行在两国间，我感觉很幸福。

南方日报：您什么时候开始用手中的笔传播中国文化、潮汕文化？

蓉子：1984年，我第一次回乡后，就在新加坡报刊专栏上开始写中国。渐渐地，随着回乡次数多了，中新关系密切了，我成为专写中国的作家。那时，对新加坡人来说，中国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特别是华人想了解祖籍国的面貌，想知道家乡的变化。

文化传播是一种力量，一种亲情的召唤！它抚慰海外游子遥望家乡的忧伤，鼓励四海华人共同追溯“根的来源”。

南方日报：您和家人2000年起长居上海，2010年受邀为《世博会诗歌选集》担任评委及作序。定居上海之前和之后，您笔下的中国有何不同？

蓉子：居住在中国后，我接触到更多的中华历史文化，对祖籍国的现状也更了解，能从更广更深的角度观察中国，从中获取创作灵感。毕竟，大国的传统、制度以及改革中的变迁，是海外接触不到的。作为华人，我客居中国而不做客，而是主动投身中国的社会生活。我还曾在上海一个涉外小区担任过多年业委会主任呢。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自然就日久他乡亦故乡。

在中国，我感受到了如鱼得水般的舒适，一种归依中的关怀，并没有遭遇文化冲撞和挣扎，感受到的是温馨与温度。一切都那么自然，因为有了文化脐带！

2011年起，我与地方政府侨务部门联办海外作家“品味上海”“品读广东潮汕”等活动，集合众家作品出版《品味》一书。我连续多年邀请海外作家、媒体等文化界人士访问中国，其中到广东潮汕的次数最多。2015年，我受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六周年招待会。之后，我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欣赏秀美夜色。

家国情怀源于长辈言传身教

南方日报：您先后捐资800多万元，支持广东特别是潮汕的教育、文化事业。对家乡，您怀着怎样的感情？

蓉子：潮汕人有苦干精神和家国情怀，视情义重于金钱。我投身慈善的念头，源于家中长辈的言传身教。

侨批，是海外乡亲寄给家乡亲人的信件和钱。我儿时在姨父家的日子虽然过得穷兮兮，给潮安亲人的寄批从来不断。每两个月，姨父定要寄25元回乡。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个场景：姨母要寄猪油和饼干，拿了两袋子白砂糖往饼干桶里倒，还让我摇晃着饼干桶，为的是能多装一点白砂糖给家乡亲人。到了60年代，我自己也开始寄批，每次只有10元20元，但再微薄也愿为家里奉献。每到春节前，寄批是头等大事。批未寄，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