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程强舌战文达星，华校生的英语不差

用你最熟悉的语言应战，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AHTC）和白沙—榜鹅市镇会（PRPTC）起诉工人党领袖等八造的案件昨天迈入第八天。工人党前党魁刘程强为官司出庭供证，他的律师CR拉惹为他安排中文翻译，一般人用平常心看待应该是没什么不妥，但诉方律师文达星一口咬定那是一个“花招”（stunt）。

“写得好”不等同于什么都“听得懂”

据《联合早报》报道，文达星指出，从刘程强的宣誓书可以看出他的英语水平“非常高”安排翻译员只是为了试图消耗审讯时间，让刘程强有更多时间思考，也让工人党主席林瑞莲有更多时间准备。文达星说：“我是到了今天下午才得知这项出乎意料的安排，我认为这对诉方不公平。”

兵不厌诈，有法律界“核子武器”之称的文达星果然是攻守兼具，咄咄逼人且处处防备。但如果换位思考，让答辩人用不是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去答辩，这对辩方又是否公平？语言，写、讲、听都是不一样的，“写得好”不等同于能“讲得好”，也不等同于什么都“听得懂”。一些深奥的法律词汇不是人人都懂，更何况是一名华语比英语好的答辩人？

刘程强在宣誓书中提及个人背景时，第一句就写道：“我是一名华校生。”

这位华校生毕业于中正中学和南洋大学，1980年成为最后一批老南大生。南大和新大合并后，刘程强于1981年毕业于国大中文系，获得荣誉学位。毕业后，他曾经担任过华文教师，因不认同教育政策而辞职，之后下海经商。

长期与行动党精英过招，华校生英语磨得很不错

这位华校生从政27年，长期在国会与行动党精英过招之后，英语磨得很不错了。据报道，虽然备有翻译，但刘程强昨天在长达三小时的盘问中全程用英语答辩，而文大律师也时而当起英文老师来。

据《海峡时报》报道，文达星提到“source”（来源）时，一度把这个词，逐字一个一个拼出来，因为刘程强似乎不明白文达星的问题，而文达星要问的是市镇会的钱从哪里来。文达星也用了这么一个英文词汇——“a herculean task”（艰巨的任务），大律师也向刘程强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华校生也逮着机会指正了一下大律师的英语。文达星提到工人党市镇会在2011年大选后，须提升管理软件来管理规模更大的集选区时，用了“upgrade”一词。刘程强立即纠正，应该用“upscale”一词，引起全场哄堂。

文达星说：

“谢谢你纠正我的英语。”

刘程强回应说：

“谢谢你给我的英语高分，比建国总理李光耀给我的更高。”

李光耀为何会被扯进去呢？2006年的大选中，工人党候选人的戈麦斯发表道歉声明，李光耀认为那个声明不会是刘程强写的，因为信里用的是严谨的法律用语，而刘程强的英语没有那么好。

红蚂蚁翻查了旧资料，《联合早报》当时的报道是这么引述李光耀的：

“大家都知道刘程强过去是就读于南洋大学，他的英文是进入国会之后才学的，那样的精神相当可嘉，但是他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声明的。”

刘程强当时的回应是：

“李资政说戈麦斯的道歉声明不是我拟的，因为我的英文没有那么好。当然，我的英文水准肯定比不上李资政，但是，他的华文肯定也不会比我好。不过，他也努力学习华文，精神可嘉。”

华校生的路走得艰辛

看来，李光耀和刘程强都是供后辈学习语言的好榜样。要英校生学好华语当然不容易，要华校生掌握英语更是很费劲，这都不在话下。但在新加坡，华校生的路走得更艰辛，因为英语是一门必须掌握的语言，管你跟不跟得上，脑筋转不转得过。你学不会英语，出路就很窄很窄，这完全和个人的聪明才智无关。无奈，但得适应，这就是新加坡的现实大环境。

小窗口：“我是华校生”

刘程强在宣誓书中关于华校生的自述，简简单单一句话：

“I am Chinese educated” 

这背后可牵出那一代华校生的悲情和坎坷。也不期然让人想起，这么巧，刘程强当年从政的理由多少也和“华校生”有关。

工人党去年配合庆祝创党60周年所推出新书《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的发展历程。当中收录了刘程强的访谈内容，他谈到为什么什么加入工人党。《联合早报》筛取的节选如下：

我加入工人党时是一名老师。我是接受华文教育的，O水准和A水准英文都考到F9。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不会讲英语，你就是受华文教育的。由于英文是行政语言，人们以为受华文教育的人不聪明，因为他们不能用流利的英语沟通。我很清楚许多同龄的人不是不聪明，只是刚好他们读的是华校。就是这样的背景令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会视为二等公民？

我是南洋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政府当时决定关闭南大，让南大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在那之前的一两年，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应历史学会的邀请给本科生发表演讲。我还记得他当时说‘一等大学都在英国，例如剑桥和牛津。新加坡大学是二等，南洋大学是三等’。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被羞辱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三等的，我们只是因为接受华文教育，而无法用流利的英语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成为老师时，（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制定分流制度的报告出来了。分流政策令我忍无可忍了。我不忍心到课室里对我的学生说‘你得更用功’，但我知道这个制度将害死他们。学业成绩来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标准，但许多学生的经济条件不佳，他们没有上补习班，或者他们得打兼职工帮补家用。这太荒唐了……那时真的忍无可忍了，我决定加入工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