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达曼称主流媒体不受政府严控　网民半信半疑

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昨晚（29日）在面簿上发长文，澄清他上周三在南洋理工大学出席“前进讲座”（Majulah Lecture）时的讲话内容。尚达曼当时除演讲外，也针对与会者的提问作回应。

岂料，约一星期后，尚达曼突然公告天下，社交媒体误读了他的谈话，他要特别澄清两点。一、执政党没有玩“龌龊政治”。二、主流媒体不受政府严格控制。

（副总理说好话，主流媒体应该乐吧？《联合早报》的报道以这个新闻点带头，《海峡时报》写了两则稿，以不玩“龌龊政治”为主稿。《今日报》也出了两则稿。）

关于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不自由放任但也不会等着接受指示

新加坡主流媒体并不是自由放任的（free-for-all），但也不是像一些批评者所描绘的那样，受到严格控制。这不是新加坡的做法 ——媒体不会等着接受指示，也不会为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找托词。

主流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负责任角色

主流媒体在新加坡不断演变的民主进程中扮演严肃的、负责任的角色，帮助新加坡前进，但又避免发表分裂社会的言论。新加坡媒体在推进国人的集体利益方面，要比数个亚洲国家放任自由的媒体都要做得好。

（所以说，太为难主流媒体了。负责任、推进集体利益、避免分裂社会，三大任务就像玩杂耍，将三个球同时抛起又要抓住，一不留神，球肯定掉。）

在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也空前低落

即便是在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人们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各自画圈，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更是空前低落。这些不是无国界记者关注的，但对任何一个社会的民主质量却是很重要的。（新加坡在无国界记者2017年为180个国家的排名中，位居第151名。）

公众会思考选举输了怪媒体不可取

本地主流媒体报道每天的重要新闻，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辩论，新加坡人都有阅读。国人知道有些新闻比较会出现在第四版，而不是头版，但他们会阅读和自由讨论，因此输了选举就怪罪于媒体并不是好策略——这跟现实中一个有阅读、跟进和批判思考的公众不再吻合。（所以说，新加坡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洗脑”了，不会盲目相信主流媒体。）

社交媒体持中间立场的声音应壮大

我们应该继续这样——主流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帮助新加坡前进。我们也希望在社交媒体持中间立场的声音会更强，这都是为了新加坡好。（所以说，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可以各司其责，持中间立场的社交媒体可壮大，记得了，是中间立场的。）

关于“龌龊政治”

尚达曼昨晚澄清，他并不同意行动党玩弄龌龊政治的说法，这更不是他的理念。（背景：2016年武吉巴督补选，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指责行动党玩龌龊政治，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尚达曼当时为行动党候选人穆仁理积极站台）

行动党不玩龌龊政治

行动党不玩弄龌龊政治，候选人的人格是政治的中心：选民会考虑政客长期的行为，判断他的出发点和诚信，决定是否能信任他。如果新加坡能不顾行动党或其他政党政客过往的记录和诚信，新加坡才会掉进排水沟（gutter）里。

新加坡比过去开放很多

新加坡比起过去开放很多，约束感已经大大减少，有时候会有反弹，有时候你未必能接受，尚达曼自己也不一定认可每一位同事的做法，但他强调，品格、诚信和真诚对待新加坡人的坚持，是行动党的标志。

没有回答武吉巴督补选玩龌龊政治的提问

尚达曼表示，他没有理会关于行动党在武吉巴督选举玩龌龊政治的提问，并指民主党指行动党玩龌龊政治的说辞时不时就被循环使用。尚达曼看到社交媒体评论称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决定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潜台词是，当天的提问者将龌龊政治和媒体受政府管控，两者联系起来，尚达曼本人没有理会关于武吉巴督补选的部分）

政府和党内部有分歧，但集体担责

政府和行动党内部当然有意见分歧的时候，那是健康的。不过，一旦做了决策，毫无疑问领导层将集体担责。

网民反应：半信半疑

海峡时报

可以预料到你要展示贵党的团结，这也没什么不对或不好的。不过，你确实有说，你不一定认可每一位同事的做法，这个部分你难自圆其说。很明显的，你是被迫纠正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我假设挑选“马来族”总统是对新加坡人诚实和真诚的做法？这确实是行动党的标志。政府当然不需要告诉媒体刊登什么，胆小的媒体以自我审查的方式自保。

Mothership（慈母舰）

自己称赞自己（ownself praise ownself）不确定这个的可信度有多高，即便是出自尚达曼口中新加坡人相信主流媒体，就像他们完全信任行动党一样。那些不相信的是傻瓜，就应该出去，这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社交媒体或非主流媒体的意见不会带来太多改变。

今日报

非主流媒体经常这么做，扭曲原意，赋予新意思，但当事人其实没有说过。这是“龌蹉政治”。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尚达曼？就因为他是人民行动党的？这家伙是骑墙派，不敢表达立场。

TOC（“网络公民”）

尚达曼看似诚恳，但他知道他自己无法改变体制，我们也知道挑战体制的下场。他不像其他行动党党员，那些人大部分照本宣科，讲一些制式的话。尚达曼是行动党的“特洛伊木馬”，行动党总让他假装是“好人”。尚达曼的“两难”：他不想明早起床，从副总理变成副国会议长。

尚达曼的叛逆岁月

《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曾经报道，尚达曼的学生时代非常精彩；上课没兴趣、打球却可以打到天黑。他最喜欢和专门制造麻烦或半途弃学的坏学生交朋友，他的“学习”，来自“课外”活动，他把精力耗在打曲棍球，足球，田径上，几乎天天打球，直到17岁时，因严重缺铁而贫血，医生还发现他心脏不正常。

这之后，他沉浸于左派文学和各种学生运动中，开始探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念新大时，一度和陈华彪组织“学习小组”。他还把对新加坡的不满写成文章暗地售卖。

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他撇开大学的标准经济课程，自选科目，把社会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学结合在一起。从英国负笈归来时，他的护照在机场被没收，本人还一度被内部安全局叫去问话。但尚达曼并没有因为当时的另类思想而职业发展受阻或被列入政治黑名单。

1987年，我国发生马克思主义分子企图颠覆政府事件，由于尚达曼在英国和左派的关系，他也被扣留，一个星期昼夜接受盘问。

他在1982年加入金融管理局，有着大好前途的时候，又因为把一份最新出炉的经济预测报告带到一个会议上，被人看到其中的数据告诉了《商业时报》。报纸上刊登了这个数据后，尚达曼就因为泄漏官方机密被判罚款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