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文：对新加坡长时段历史的探索与借鉴

陈庆文教授（EUGENE TAN KHENG BOON）

原文转自联合早报网，详情可点击阅读原文浏览。

为期一年的莱佛士登陆200周年纪念活动，也为回顾更遥远的过去提供了一个契机。它让我们能共同努力追溯新加坡的700年历史，这比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819年到来前早了500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新加坡过去700年的长期命运中汲取哪些教训呢？

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向柔佛苏丹王朝租用新加坡，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的到来，为这个小岛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转变，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直到最近，新加坡的历史始于1819年仍为主流叙事。

民族国家往往试图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辉煌的过去，或证明自己的历史更为悠久。新加坡也不例外。开埠200周年纪念活动突出表明，新加坡不仅是一个拥有53年独立历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实体，而且是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国家。

对于像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长时段”（longue duree）是一种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不觉发生的所有现象为重点的历史书写。它强调人与世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各种关系，包括地理、气候和人口结构。这种形式的史学与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写作截然不同，后者重视的是短期的不同事件。

作为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新加坡的历史相对短浅，这种对长时段历史书写的渴望，体现了它对更久远过去的不懈探索。对长时段叙事的追求或许也可以解释，新加坡为何在21世纪初，单方面地寻求与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民族主义建立有形联系，以此彰显它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就是体现这种努力的一个实例。这栋位于马里士他路附近的老别墅，在新加坡史学上占据着一个非比寻常的位置。晚晴园展示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而1911年辛亥革命的精神和价值观是其源头活水。

从1900年至1911年，孙中山曾以晚晴园作为他发展革命事业的东南亚临时基地。他到新加坡时，也住在那里。1994年以前，新加坡政府并未在宪报上将晚晴园列为国家古迹。

不过，在时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于2001年11月的孙中山诞辰暨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活动上，为晚晴园主持开幕典礼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显然已成为新加坡独立故事的一部分。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启发。

在这个历史叙事中，当时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塑造并促成了海外华人和新加坡人的民族主义。1912年，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称华侨乃“革命之母”，赞扬他们为推翻中国君主制度所做的贡献。

2000年，时任贸工部长的杨荣文指出：“辛亥革命对新加坡的反殖民运动和后来的独立运动起了促成作用……孙中山先生所激发的中华民族主义，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晚晴园见证了我们的先辈为这场重要革命所做的历史贡献，他们不仅付出金钱，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杨荣文在2001年补充说：“新加坡人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革命，也是文化上的革命。它改变了全世界华人的自我认知。”

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了一种重构的新加坡史。这种历史叙事以近期的考古证据为基础，证实14世纪的新加坡曾短暂存在过一个繁荣的转口港，而其盛衰兴废尽在百年之间。

长时段历史观力求强调，新加坡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变化的记载，与莱佛士到来前，被湮没了500年的沉寂岁月，共同构成了新加坡700年的历史图景。

从新加坡在1819年前后的历史对比中，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港口城市的兴衰。新加坡（作为淡马锡）也确实经历了盛衰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