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太平洋国家比美国更为尊重中国抗疫做法

李显龙总理近日赴美并参加了《华尔街日报》举行的对话会。

该报工作人员提问道：美方认为冠病来自中国，中国目前防疫措施不是最好方法，科兴疫苗也不是最有效的，太平洋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的抗疫做法？

李显龙总理表示，太平洋区域比美国更尊重中国的做法。疫情初期，中国曾遭受美国围绕未迅速发现、公布并遏制疫情的指责。但事实上，中国在疫情开始的第一个月内便公布了信息。随后各国做出了调整，有的反应快速，有的如美国则后悔反应不够及时。

在疫情初发的2020年2月2日，李显龙亦曾说“中国做的是负责任的事”。

新加坡在公共卫生以外做对了哪些编者按：应对冠病疫情已有两年多，新加坡如何避免/减少政府部门间互相踢皮球等三个方面的公共治理问题，《新加坡眼》读者徐晶分享了她的观察和分析：

新冠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又远远不止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我经常跟朋友说，新冠病毒的攻击靶点不是人类，而是社会，它就是一个以崩溃你的社会结构为目的的病毒。

你如果不管它或者反应滞后，公共卫生系统马上崩溃，现代人类平均长寿的基石轰然倒塌；你如果严管它，那现代城镇运作方式同样会崩溃，越大的城市塌陷越快，因为人均占有资源越少，都是动态平衡。

我给个例子，没有一家银行经得起四分之一储户同时取钱，储户只要挤兑，再大的银行都得破产；一座城市的各种资源平时供给和分配毫无问题，但如果出现特殊情况，某个环节忽然出现资源挤兑或需求暴增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平时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在这个前提下，我来谈谈新加坡在公共卫生以外三个较好的决定。

一、跨部门合作

新加坡以前各部门之间有多么各自为政，大家还记得吗？如果公众发现沟渠中有落叶，打电话给市镇理事会，市镇理事会就说落叶归国家公园局管；打电话给公园局，他们会说沟渠归公用事业局管；打电话给公用事业局，他们会说组屋区的的公共设施归建屋发展局HDB管；打给HDB，它会叫你这种小事请找市镇理事会……虽然是段子，但可见一斑。

政府一直想推行跨部门合作，但一直收效不佳。万万没想到，是一场疫情打破了这种部门之间的重重壁垒。

政府很清楚，抗疫这件事，不仅仅是卫生部的事。所以每一次宣布防疫策略大调整的时候，不但卫生部在场，教育部、贸工部、人力部、交通部都同时出席记者会，向记者和公众介绍具体措施和政策思路。

所有的政策是闭环的，尽可能让每个部门都提出各自的需求，而不是要求所有人为公共卫生危机作出无限让步；所有资源是共享的，政策不会首尾难顾或者自相矛盾。

虽然，这些政策和措施到了执行的时候还是会有不及时或者疏漏的地方，尤其是在“共存”开放初期，但因为大轨道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出现小偏差就能非常快速地予以调整或修正。

这还是我们记者会上看得到的几大核心部门，那些没有出席记者会的部门同样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通力配合，比如说公用事业局做的环境污水样本检测，永续发展与环境部负责的安全距离督导等等等等。

二、钱，钱，还是钱

总说一个家庭的储蓄是它应对危机的底气，对一个国家何尝不是？毫不夸张的说，新加坡历届政府都是属仓鼠的，储的比吃的多。就如前官委议员郑恩里所说“当一个国家从灰烬中诞生，依靠一个把你踢出去的国家来获取食物和水，可以说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了。”

医疗设施在需要启动之前已准备就绪，超市货架永远可以填满，能在邻国宣布封锁边境的12小时内为别国员工安排好住宿，只为了他们可以不必被迫辞职返乡，这是疫情开始才做的准备吗？不，这是积累了55年的准备。

因为新加坡从来就没有过一天是真正安全的，从水源、食物、能源，乃至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算没有疫情，全球供应链出现任何一点小小波动，对新加坡都可以是灭顶之灾。

在这种治理思维之下，你可以看到一些新加坡独有的商业特色，小至家用小物和日化美妆，大至豪华汽车，在新加坡市面上都可以有非本地市场销售的选择，叫做“平行进口”，是多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哪怕是品牌代理商，进口途径也高度多元化（作者曾经观察过市面上的冰淇淋，M开头的某品牌随便选八个口味都是八个产地）。但，在绝大多数国家，这种行为并不合法。

而最重要的是，新加坡一直在储蓄。新加坡是极少数政府开支不赤字的老龄化社会，几乎不靠发行债券来维持财政运作，大多数年份还有财政盈余。

淡马锡控股和主权基金的投资收益，让新加坡可以不需要寅吃卯粮的调用未来公积金；最要紧的是新加坡还有第二个小金库——国家储备金。

正是因为口袋里有充足的现金，新加坡才能在各项防疫抗疫物资抢购竞争中拔得头筹，钱如果不够用，那什么都轮不到你先买；也正是因为有钱，各项经济保护才有底气可以推行。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我们看看2020年各项豪横的津贴：2020年“CB断路器”半封城期间，免除商户租金，建屋局房贷可以暂停偿还，担保所有商业合同不可因为的逾期违约而强制执行（包括企业贷款），政府承担最高可达75%员工薪金补助，条件是雇主不裁员，提供个人财务纾困补助等等等等，随便哪一条拉出来，都不得不说一句有钱果然是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再厚的家底也不是无底洞，所以2023年新加坡得提高消费税，但只要企业都还活着，员工饭碗保住了，钱再赚回来不难。经济生态犹如自然生态，有些物种/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面对异常变化时，如果不予以保护，让它灭绝，可能会引起连锁骨牌反应，上下游都要遭殃，后果很可能是无法承担的痛。

三、及时举行大选

2020年6月，恐怕当时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种时候大选是个好选择。

当时客工宿舍疫情仍未结束，社区人心惶惶，当时很多人都还一种“再过几个月新冠就会像非典一样自然消退”的幻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大选显然是不太能令人接受的。民众也嘲讽因为疫情取消群众大会，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独占传媒优势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但随着大选尘埃落幕，各种杂音终究会喧嚣褪去。

选举期永远是高悬在民主政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临近选举期的那一年半载几乎处处遭遇掣肘，正确但需要承担痛苦的政策无法推行，饮鸩止渴的建议却最容易收获人心。

现在站在上帝视角再去回顾，如果当时真的延后大选，那我们可能直到现在都还在反反复复的清零和封锁里苟延残喘。

这两年世界各国不同程度的边境管制，几乎所有地区的民粹主义都抬了头，社会加倍分裂，新加坡能在这波大潮里做到基本全身而退，正是因为一场及时的大选，结束了无休无止的争议和拉扯。

哪怕是在最低谷的两年里，新加坡也从未放弃过触底反弹的希望与准备。从台湾地区禁止口罩出口开始，新加坡就看到了在政策风险下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致力于打造一个“低政策风险高信用度”形象，哪怕是在最严格的CB时期，和全球供应链挂钩的产业，也全部都没有停止运作。

为雇主提供薪金津贴就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一方面是保护民生，另一方面也是保住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不流失，等形势好转的时候，马上可以重新进入赛道抢占先机。

曾经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遇到一位安全大使，哪怕戴着口罩都知道她在露出八颗牙的微笑，跟人说话永远俯侧身或者半蹲，在极其嘈杂的环境都能准确抓到服务对象的需求，这些细节的职业习惯，一看就知道是一位空姐，我相信今时今日，她已经重新回到了机舱，哪怕这一天我们等了漫长的两年。

疫情两年，变强的不仅仅是接种了疫苗的民众，同样还有企业，良好的劳资政三方协作框架，协助企业数码管理转型，协助员工提升技能，而不是被动的等待何时商业环境可以回到曾经的“正轨”（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再也回不去“以前”了）。

可以说，2020年4月“CB断路器”半封城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企业都是手忙脚乱的，但如果今时今日，突然出现一个高危险性的新变种让新加坡不得不进入新一轮的封锁的话，我们的企业，一定会嘴上抱怨但转头又可以立刻安排好员工和业务最小程度被影响（哪怕是现在，所有员工回到办公场所已指日可待，但人力部依然坚持限额75%，这倒不是防疫需要，而是为了继续推行灵活工作制、促进职场平等）。

漫漫长夜，终于黎明，这一夜有预言家有狼人也有女巫，终究是个平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