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洪流中，新加坡有一段理发师和舞女并肩援中抗日的故事

21世纪初，10块钱的快剪店从日本引入新加坡，一些男士对此颠覆传统的新时尚跃跃欲试。如今EC House、QB House和Kcuts男女理发室不下百家。传统男士理发“全餐”费时一个多钟头，包括理发、洗头、挖耳孔、修鼻毛、刮胡子、敷脸和肩膀按摩；印度人理发店不碰耳朵、鼻子，以独门绝活“松颈肩古法”取胜。当代快剪店只需10分钟，讲究清洁卫生，除了剪发其他一概不受理，疫情下迫使传统男士理发业走向末路。

红灯码头对面阿卡夫楼（The Arcade）南都理发室受点名为“军指定”理发店。前排左三为廖清醒。（廖元虎提供照片）

福州理发师的剃头刀

新加坡独立前，华人理发业主要由海南人、广东人、兴化人和福州人包办。当时曾经流行过“福州男人三把刀”的说法：火头将军的厨刀、裁缝师的剪刀、理发师的剃头刀。

通过80多岁的廖元虎（退休建筑师）追述父亲廖清醒的经历、录音和旧报章，可从男士理发业的视窗重温时代的印迹。

廖清醒生长于中国的军阀年代， 19岁从福州乘船到厦门，转搭轮船来到“多数是牛车、马车和人力车”的新加坡。

不是每个拿着剃头刀的福州师傅都是带艺下南洋的，修剪男人头的要求不高，手稳是重要关键。廖清醒跟许多昔日的理发师一样，自学一个星期便连闯三关出师：第一关将汽水瓶当人头，练到剪刀不会剪到梳子，梳子不会碰到玻璃瓶；第二关将剪刀伸入玻璃瓶内，沿着瓶口边缘练习修剪的动作；第三关掌握剃头刀的技艺，为自己剃脚毛当实习，以皮肤不起红斑或流血为准。

二战前后的变化

1939年3月12日“星华理发公会开幕典礼摄影纪念”。箭头处的标语为 “不妥协，不投降，努力收回一切沦陷的中华土地，实现民族解放”。

20世纪初，广东人和福建人已成立自己的理发公会。由于理发店老板也是打工仔，因此理发公会是个老板与工人的联合组织。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约半年后，海南人创建开放给各籍贯人士的星华理发公会。南天酒楼外拍摄的纪念照，可看到“不妥协，不投降，努力收回一切沦陷的中华土地，实现民族解放”的标语，可见理发师跟当时的新加坡华人一样义愤填胸，没齿难忘国仇家恨。

新加坡易名昭南市后，军政府命令理发公会发动复工。军政府挑选规模与卫生条件较好的为“军指定”理发店，廖清醒设于红灯码头对面阿卡夫楼（The Arcade）的南都理发室受到“钦点”。军指定理发店有许多日本兵光顾，这些军人被调派到其他战区后变得门可罗雀，本地人始终不越雷池半步。

二战结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回到新加坡，其中不乏理发出身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公会举足轻重，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来改善理发师的待遇：首先是调整营业时间，从早上7时至下午5时，缩短4个小时；此外每个星期休息一天，比之前只有农历新年休假好多了。薪酬方面以收入对分来取代月薪制，考虑到老板必须包房租、水电和理发工具，老板与员工以三七对分，设备差的理发店二八对分，老板提供伙食则五五分帐。

1948年新马实行紧急法令，工友与雇主的联合公会被令解散。廖清醒参加的福建理发公会改为纯雇主的新加坡理发业公会，他担任领导的时候经常“不务正业”，开会，为业者订立行规，解决劳资纠纷等的时间多过拿起剃头刀。

竞争手法出奇制胜

激烈竞争下，一些业主通过少女理发师来吸引顾客，廖元虎的姐姐十五六岁的时候，手上的利剪已挥洒自如，成为好些熟客的指定理发师。根据1949年《海峡时报》报道，新加坡约2000名理发师中，年轻女性占三分一。话说回来，二战改变许多旧观念，女性开始迈入职场，美发、化妆、裁缝、警队、学校、办公楼、树胶厂等都吸引不少新时代女性。

上世纪50年代劳资对抗时期，理发师跟老板的协议谈不拢时，最常采用怠工策略，八方工友鼎力支援，轮流挤在店里抽烟聊天。老板做不成生意，只好回到谈判桌。

有些会员违反行规，自行减价来吸引顾客，公会屡劝不听后聘请私会党代劳，马上立竿见影。

理发师与舞女联手筹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