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亚洲经济应该何去何从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KYSPP)助理院长吴木銮副教授主持了Global-is-Asian亚洲思想者系列（后疫情时代）会议，在会议中，亚洲开发银行经济调查与区域合作局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负责人朴信永(Cyn-Young Park)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实践教授郝福满(Bert Hofman)和何伟伦(Terence Ho)副教授讨论了亚洲在接种疫苗后可能需要面临的挑战、风险、机遇以及经济前景。

从左上图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吴木銮副教授、朴信永博士、郝福满教授和何伟伦副教授。

实现经济复苏需要面临的挑战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调查与区域合作局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负责人朴信永博士表示，虽然东盟地区约有60% 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但该地区的经济依然处于下滑趋势。

她认为：“接连不断的新冠疫情威胁到了该地区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甚至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恢复。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强行推广疫苗接种，重新开放口岸，会对许多国家造成不利影响。”

“新冠病毒在短期内不能被根除，疫苗研发的时间相对缓慢，疫苗效力也逐渐在减弱，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经济的复苏，我们在过去一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LKYSPP的郝福满教授（他同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负责人）表示，中国从新冠病毒的打击中恢复得非常快，事实上，它是2020年全球唯一一个经济实现增长的大国。要实现经济复苏，就需要出口和投资来拉动，但最近这两架推动经济的“马车”却出现了停滞，一部分原因是全球供应链短缺阻碍了出口的发展，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针对新冠疫情采取的严格措施抑制了国内消费。

中国发生的变化

郝福满教授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近年来该国又推出了新的经济策略，因此变化的速度也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影响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

他表示，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核心经济战略—双循环战略，将进一步加速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的变革。

在双循环战略中，中国将更加依赖内需和国内供应链，但同时也会继续发展国际贸易，这一点从中国加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便可看出。

2000 年代中期，进出口贸易在中国的GDP中占60% ，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30%，由此可见，中国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度已经大大降低。此外，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中间产品（没有成为最终产品之前处于加工过程中的产品）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在不断增长。

中国的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因此减少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注重国内市场流通来应对全球供应链短缺可能带来的风险，似乎是一个明智之举。

“中国提交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举措表明中国将继续进行改革。CPTPP的‘黄金标准’要求中国对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补贴政策进行改革。”

郝福满教授补充说，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改革趋势应该会在2022年底召开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逐渐显露出来。

就今年而言，一开始在出口、制造业和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恢复速度非常快，但现在却又逐渐开始放缓，因为房地产和消费并没有完全恢复，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卷土重来的新冠疫情。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仍需要应对新一轮的疫情，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控制疫情，停止某些商业项目。

其他潜在的风险

在这点上，LKYSPP的何伟伦副教授和郝福满教授看法一致。他强调，影响亚洲经济复苏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新冠病毒，德尔塔等新型变异毒株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除了朴信永博士提出的“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何伟伦教授还认为亚洲需要应对的其他挑战，如贸易竞争以及如何适应气候的变化。

他说：“人们尚未考虑减缓气候变化以及适应气候变化需要花费的成本。”此外，他认为亚洲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挑战。

他说：“通货膨胀越来越令人担忧，首先，从 2020 年中期开始，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物价开始飙升，包括房地产和股票，这令亚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加悬殊。经济逐渐恢复后，全球各地的需求也开始增长，但由于工厂关闭、劳动力短缺、能源管制和港口运输问题导致供应中断，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运输费用、半导体芯片和能源价格也因此飙升，反过来又增加了制成品的成本。”

“通货膨胀究竟只是暂时存在，还是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货币政策一时之间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现在推出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可能对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但如果放任不管，通货膨胀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迫使政府采取紧缩性政策，一些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士也指出了通胀带来的风险。”他强调，此外，还有很多国家还需应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表示：“疫情前期，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采取积极抗击病毒的态度，如今又无奈地选择与病毒共存，并开始开放口岸，人们的生命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始变得更加尖锐。当然，这也是新加坡需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不平等的现象也在世界各国和各国内部愈演愈烈。

在国家内部，新冠疫情对每个行业和职业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工作因为疫情变得不稳定，收入也大大减少，同时，随着物价的上涨，国内的财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有人将这种经济恢复称为“K型复苏”。此外，如果一直让孩子进行居家学习，可能会对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带来不利影响，也会长期影响中层阶级的社会流动性。

尽管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措施来保障社会稳定，但这些措施是否能一直进行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持续不断的疫情已经令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如果未来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复苏并提高偿债成本。

何伟伦教授表示：“世界本就相互关联，其他地区发生的事必定会影响亚洲的经济复苏。”

全球化只是权宜之计？

朴信永博士认为，国际合作对亚洲来说可能是个好出路。

她说：“国际之间的合作对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各国在控制病毒，研究、生产、运输疫苗上的合作。”

她认为，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区域价值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和复苏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加强互联互通，促进贸易便利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价值链的活力，从全球供应链中断中恢复过来。区域合作还需要调动资金，为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再次关注到中长期内面临的挑战，例如不断增加的债务、不平等现象加剧、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极端天气。”

关于以上这一观点，三人都达成了一致意见。

朴信永博士还推断这是60多年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预计增长最缓慢的时期。

“从长远来看，新冠疫情很可能减缓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且严峻的疫情和经济倒退往往会导致更多的残疾，引发健康和教育问题，进一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数字科技是否能带来一丝希望？

朴信永博士指出，虽然新冠疫情确实给亚洲造成了重大冲击，但也推动了数字科技的发展。

她说：“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将生活和工作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越来越多的事例也都在表明，网络能够维持社会的正常化生活。”

数字平台带来的新商机和经济价值也为数字经济带来了福音。

同时，她还提醒我们：“发展数字经济还必须注重数字安全，否则也会对亚洲经济的复苏带来潜在隐患，我们需要大力投资数字连接、人力资本和数字技能，尤其需要开展数字扫盲活动，加强数字意识，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此外，我们还必须制定相关规定和条例打造数字框架，改善数字生态系统，促进数字产业的发展，从而使数字经济获得最大化收益。”

此外，郝福满教授还表示，某些时候我们还需要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十多年来，高额债务和生产力、创新精神之间总是乏善可陈，从结构上来讲，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是供应，而是需求。

“我们很难评估这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尽管过去发生了高通胀，但我们必须端正心态来关注这一点。”

对此，LKYSPP的吴木銮教授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会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何伟伦教授还认为，新加坡和世界各地政策制定者们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他如此说道：“如何让经济变得更稳定、具备更强的复原力，如何令社会变得更加包容，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各国科学的治理，以及有效的区域与多边合作。”

文章来源：Global-is-Asian，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

作者：Global-is-Asian 智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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