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员工是否有抢走新加坡人饭碗？　人力部长用数据告诉你

人力部长陈诗龙。（通讯及新闻部国会视频截图）

作者 张丽苹

新加坡国会议事殿堂今天异常热闹。

执政党与反对党议员就“外籍员工是否有抢走新加坡员工饭碗”这个议题展开热烈辩论。

事情起源

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早前提呈了就业和外来人力政策的个别议员动议，呼吁政府针对这个议题采取行动，缓解民众不安情绪。

他一再声称，人力部不愿公布关于外籍员工的数据，没有提供数据清楚说明外国人究竟抢走多少新加坡人的饭碗。

议员们就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右）和财政部长黄循财（左）提出的两个动议展开辩论。（海峡时报）

财政部长黄循财后来也提呈了“新加坡人的工作与生计”动议，前天（9月14日）议员们就这两个动议在国会上展开辩论。

这场辩论非常冗长（超过9个小时），偶尔有一些火花四射的场面。感兴趣且有耐心的蚁粉可以找出视频来回看。

争辩什么？

梁文辉认为，大量的外籍员工抢走了大批新加坡人的饭碗。他说，在新加坡—印度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CA）下，印度籍白领人员可以自由进入新加坡甚至成为永久居民，损害了本地白领员工的利益，也让新加坡人感到焦虑和不安，于是向政府提出三大建议：

在接下来三年内将就业准证的最低工资门槛，从目前的4500新元提升至1万元。将S准证的最低工资门槛从2500新元提升至4500元；

规定企业若聘请外籍员工，就必须为每名外籍员工缴付每月1200新元的人头税；

规定每家外企聘请的永久居民不能超过25%，聘请的工作证件持有者不能超过30%，而且单一国籍的员工不能超过10%。

黄循财指出，政府无法接受梁文辉的观点。梁文辉所提议的“只要赶走数以万计工作证件持有者，就可以让新加坡人来填补这些职位空缺”的想法，有致命的缺陷。梁文辉实际上再度错误地将人们面对的就业挑战，归咎于自由贸易协定和外来人才。

针对梁文辉所说的人力部没有给出数据，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和人力部长陈诗龙在发言时，都援引了一系列数据来说明新加坡过去10年就业市场的情况，用数据直接反驳梁文辉的说法与建议。

红蚂蚁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今天这场辩论让我们听到了一些新数据，得以从大局上去审视外籍员工与本地员工的竞争情况。

指责一：外籍员工很容易就取得永久居民资格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发言时透露，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人口过去五年（2016年至2020年）一直维持在52万人，并没有显著增长。即使在五年前，这个PR人口数据已经停留在52万人左右。

指责二：本地资讯通信科技业涌入大量印度籍员工

（人力部）

人力部长陈诗龙在分享本地资讯通信科技（ICT）行业过去5年的外籍员工增长数据时说，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并没有出现前进党所说的外籍员工，尤其是印度籍员工大量涌入新加坡的情况。

指责三：外籍PMET员工近年快速增长，取代许多新加坡人

（人力部）

过去10年，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员与技师，简称“白领人士”）的就业准证持有者与S准证持有者的人数，一共增加了11万人，但在同期，本地的白领人士一共增加了30万人，多出约两倍。

在外籍员工居多的行业，例如：金融、资讯通信科技和专业服务领域，过去10年，就业准证持有者与S准证持有者共增加了4万人，但这些行业所聘请的本地白领人士却增加了15万5000人，是外籍员工的4倍。

陈诗龙指出，这说明外籍员工的到来，并非一场零和游戏。

指责四：本地PMET很难找到工作

过去5年，本地的PMET白领人士空缺一直维持在超过2万5000个，分布在不同领域。

资讯通信科技业有4300个职缺，金融业有4100个职缺，专业服务领域有2700个职缺。这些都是面向新加坡人的岗位，但五年来却一直找不到人。对此，陈诗龙说：

“如果多聘请一名外国人意味着国人会失去一个职缺，为何目前还有那么多本地PMET空缺？”

陈诗龙：如果多聘请一名外国人意味着国人会失去一个职缺，为何目前还有那么多本地PMET空缺？（国会视频截图）

指责五：本地PMET白领人士薪金输给外籍员工

陈诗龙说，本地PMET白领人士的薪金中位数，已从2010年的4600新元增至2020年的6300新元，10年来的增幅为38%，实际调整后的增幅为21%。

陈诗龙也举例说明梁文辉所提出的三点建议是行不通的。

首先，就业准证目前的4500新元工资门槛是最低门槛，适用于最年轻的员工。对于40岁以上的外籍员工，人力部已将这个工资门槛提高一倍，达9000新元左右。如果将所有外籍员工的最低工资门槛都一刀切提至1万新元，外企会被吓跑，不会再来新加坡投资。

“由此可见，新加坡的外籍员工政策并非像前进党所说，是一个快速引进移民和廉价劳工的渠道。” 目前，以新加坡为基地的十大跨国企业，一共聘请了3万名本地白领人士。如果他们都抽离新加坡，对我国员工将是巨大损失，弊大于利。

第二，陈诗龙说，将外籍员工的每月人头税调高至1200新元，同样会吓走外企。我国需要吸引的是高质量的外企和高质量的外籍员工，而不是让外企无法在预算内聘请到所需的高质量员工。两者之间必须取得平衡。

第三，将外企聘请的工作证件持有者收紧在30%、规定单一国籍员工不能超过10%，并不会让本地员工受益。

陈诗龙举例说，2003年，日本瑞穗银行在本地成立项目融资团队时，团队里有40%是新加坡员工，60%为外籍员工。

如今，该银行团队扩大了，新加坡员工占了70%的岗位。如果当年一开始就收紧外籍员工比例，本地员工如今就不会享有上述空缺。

陈诗龙：在这场本地与外籍员工的竞争中真正处于劣势的，是50岁以上的本地年长白领人士。（国会视频截图）

陈诗龙补充说，其实在这场本地与外籍员工的竞争中真正处于劣势的，是50岁以上的本地年长白领人士。

他们在全球经济结构性的转变中首当其冲，面对的激烈竞争主要来自数码科技的发展，以及那些比他们更具备相关技能的年轻员工（包括外籍员工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员工）。除了年长白领人士，本地自雇人士也同样面临了严峻挑战。

陈诗龙在总结发言时引用许冠杰的歌曲，鼓励这两组国人应具备能屈能伸的精神，抓紧机会自我提升应对挑战。

“香港乐坛知名歌手许冠杰有一首金曲叫《世事如棋》，有一段歌词我一直难以忘怀：张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的确，人生如棋，面对多变的棋局，一旦举棋不定，就会错失良机。针对经济与就业，政府也正积极推动企业创新转型，打造更多吸引国人的工作，确保国人能在‘与病毒共存’的阶段里越战越勇。要成为赢家， 关键在于大家齐心协力、奠定基础、把握时机，方能旗开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