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对新移民爱恨交织的反应，与全球移民浪潮缩紧是不谋而合的”

编者按：新加坡外来人才竞争课题一直广受关注。时任总理吴作栋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新加坡外来人才政策的“主谋”，而他也心甘情愿地在这项政策上具名。这么说没错，却也不尽然。

一起回顾事件和听听吴总理的自述。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原文标题《第二次长征：“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本书入选在大众书局读者票选好书名单中。

2011年，本地一份报章在谈到邻里纠纷课题时，引述了一个案例：来自中国的一户新移民家庭与新加坡本地印族邻居因为咖喱气味呛鼻而引发纷争。

这起事件在新加坡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整个社会早已因为移民大量涌入而民怨四起；在这种氛围之下，这起单一事件隐隐透露著弦外之音——外来移民对新加坡在地文化难以包容。而才在几个月前，新加坡人民在全国大选中也狠狠地给了人民行动党一记无比沉重的当头棒喝，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针对政府的移民政策而作出反击。

然而，新加坡人其实大多还是意识到，这个国家不能没有外籍移民和外来劳动力。外来人力资源扩大了劳动力基础，以支撑一个日益老化的人口；也壮大了企业和社会劳动队伍，让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竞争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2018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介于19岁至30岁之间的受访者当中，有62.5%相信外籍熟练员工的确对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外来人才所带来的专门技能有助于启动生物医学科学或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进而为本地人才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也帮助新加坡本地人在这些领域积累知识与经验。

只是，逻辑思考和理性思维往往经不起情绪的挑衅。2013年初，新加坡政府发表了人口白皮书，详细叙述国家人口很有可能从540万人增至690万人。白皮书立刻引起了新加坡人民极大的反弹。政府在国会辩论白皮书时澄清，690万人口只是预想、而非目标，仅仅是为了方便政府展开规划所制定的一个指标。可是这个说法仍是难以平息众怒。

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这种爱恨交织的反应，与全球移民浪潮缩紧是不谋而合的。舆论开始追溯新加坡移民政策的由来，以及始作俑者究竟是谁。2011年雅虎新闻网站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公开质问：“是谁对外来移民潮打开了闸门？”作者在文中提供了答案：正是吴作栋。

这么说没错，却也不尽然。新加坡的亲移民政策早在李光耀主政时期就已经制定推行了，至今已贯彻所有三代总理任期。一个影响如此深远的重大政策，必定也是内阁的集体决定。只是，吴作栋却乐得负起全责。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视为新加坡外来人才政策的“主谋”，而他也心甘情愿地在这项政策上具名。

他透露，内阁早在1980年代就为如何吸引外来人才与新加坡旅外人才回流而草拟了第一分内阁文件，当时负责此事的部长就是他。“要是没有这项政策，我想新加坡早在多年以前就会失去竞争优势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地方也绝对不会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级发达城市。”

他的外来人才主张，其最重要的出发点其实并不在于外来人才，而是攸关人口、攸关人力资源；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攸关新加坡人民和民生。就这一点，吴作栋已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不下30年。虽说他与这项政策关系最为紧密的时候，也就是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却很少有人记得，他与外来人才政策的渊源其实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1986年8月，在他还是第一副总理的年代，他在一场对当年南洋理工学院学生的演讲中，第一次针对这个课题做了阐述。他把演说主题定为“第二次长征”。

他进而解释说，他语境中的“第一次长征”，指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的万里长征，而是新加坡建国元勋如何凭著坚定的信念与决心，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于1965年建立了新加坡共和国。而新加坡眼下面临的新挑战就犹如 “第二次长征”，需要兼备1965年建国元勋与1930年代中共长征战士的精神才可能克服。

而新加坡在1980年代以后这条全新征途上所需要攀越的最高峰，正是人口问题。或者正如他所说，用一个比较符合职场语境的用词，就是“人力资源问题”。简而言之，新加坡面对的是人口不足的困境。他当时说：“人，就是新加坡的核心，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我认为我们眼下最严峻挑战就是，要如何应付人口性质的持续变化——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年龄分布。我知道这会是长久以后的问题，但是如果不现在寻找对策，将来只会变得更严重。”

新加坡当时的人口达270万人，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了2020年，新加坡会进入人口萎缩阶段。生育率此前已持续下滑，于1985年还降至1.61，比更替水平低了23个百分点。李光耀倡导的“两个就够了”限制生育政策过于成功，成效甚至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期目标。这项政策在吴作栋手上反转了。

他在1987年3月宣布新人口政策：“三个好，养得起，多生更好。”李光耀事后对吴作栋所作出的改变赞赏有加，承认生育政策是个“极其棘手、敏感且不利于选票的课题”，而吴作栋和他的团队毫不回避、正面迎击，凸显了“过人胆识”；他的反应充分证明了人民行动党的政策绝对是务实大于个人。吴作栋深知生儿育女不只攸关人生大事，也关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他在1986年南洋理工学院的那一场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国人生育的趋势和模式，因为这将影响我国的繁荣与安全，实际上就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只是，在一个急速发展且日益富裕的社会里，要让生育率持续上升是不太可能的。吴作栋很清楚，许多人即使养得起也未必要生三个或更多子女。要缓解新加坡社会老龄化和人口下降问题，唯一方案就是引进外来移民。

吴作栋在发表“第二次长征”演说一个月后，即宣布政府将放宽条例吸引更多外国人来新工作、投资，最终落地生根。1989年，规则制度化并明确列出引进对象:技师、工匠、白领员工、自雇人士和专业人士。

吴作栋深知开放门户、引人入闸，必须谨慎处理。早在2000年代末新加坡人的怨气开始浮现以前，他就意识到，人口相关政策需要的是细腻、精准，还有人性。“这类问题需要我们去改变人们的心态，也会触及敏感神经，会直接引起国人关注。”他在1986年的同一场演说中如此说道。“我们在处理人事问题时，基本上应对的就是人们的情感，人们的期望与恐惧、自尊与偏见、欢乐与忧伤。所以处理人力资源问题不可能像处理非人事问题一样，以有效的电脑化方法来解决。若是处理不当，则任何解决问题的努力往往反而会弄巧成拙，引发更多难题。”后来证实，他确有先见之明。

让吴作栋庆幸的是，他新推出的外来人才政策在宣布之后峰回路转，形势突然变得不那么急迫了。1987年以后的10年里，新加坡居民新生宝宝每年平均达到4万7500个，相较于1976年至1985年间的上一个十年里每年平均4万零500个新生儿来说算是个跃进。

其中有几个原因。1985年至1986年间的经济衰退，相信让不少新加坡人将生育计划搁置挪后。鼓励生育的“三个或更多”政策在1987年初宣布后，便在隔年1988年喜迎龙年，这年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个吉祥大年，正好给了新政策一股强大的助力；那一年新生婴儿迎来大丰收，创下5万1500个的纪录。

人口统计学家叶镁盛当时在《印象》一书中撰文指出，年份“88”是“发发”的谐音，更让这一年锦上添花、吉星高照。她的研究还显示，有更多妇女在育有两个子女多年以后再次“意外”怀上第三胎，想必是拜生育政策急转弯所赐。

可惜，这股迷你婴儿潮没能持续太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生育率又急转直下。外来人才计划在这个时候非得加速推展不成了，姑且称之为政策进入“第二阶段”。1997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上，吴作栋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来谈论这个课题。他强调：“唯有从全球各地延揽最优秀人才，我们才能为新加坡人建设一个最美好的家园。”聘请外国人才来新工作的条例进一步放宽，大专学府向世界各地撒网招募顶尖的学生和教研人员，而迎娶新加坡妇女的外籍夫婿也更容易定居入籍。当时新加坡每年批准新增成为永久居民的外国人已从原有的2万5000人增至3万人，政府还想进一步扩大。

吴作栋心里明白，就像过去一样，向外来人才开放门户必定会让本地人感到不自在；而他也毫不避忌地谈及这种情绪。“新加坡人往往......都不是为了自己发声，更多是为了下一代。大家都想让子女继承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所建立起来的成果，担心外来人才会与自己的子女竞争。”他在1997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如此阐述。“可是恰恰也正是为了我们的子女，我们才必须采取开放的大都会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把一个充满活力与干劲的新加坡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哪怕我们再有才华，也不可能单凭300万新加坡人口的子女，就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出才能背景同样多元丰富的人才荟萃之都。‘新加坡梦’也将会随之烟消云散。”

在接下来三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上，直至2000年，他都反复阐述了相同的主张。新加坡昂首迈入千禧年之际，“外来人才”一词成了这个国家欲站上世界顶尖之列与全球竞争的口诀，而吴作栋则稳坐倡议首席位置。这番积极引进外来人才之举，让本地人的不满情绪开始浮现，民间甚至办起了极尽嘲讽的各种专题讨论会；而当外来球员披上新加坡战袍出征世界体育竞技舞台，更是让本地人鼓噪不安。所幸的是，社会当时的整体氛围还算稳妥，尚未升温至失控的局面。而到了吴作栋总理任期结束之时，新加坡总人口已从1990年的300万人攀升到2004年的420万人，扩大了37个百分点。从全局视角来看，他的确成功逆转了新加坡人口萎缩的潜在势头。吴作栋果然率领着全民，在第二次长征中，攀越了第一座山头。

然而，经验老道的攀登者都知道，巅峰临界点，往往也是最险峻之境。2004年以后，新加坡对外来人才的开放政策简直可说是门户全开了。到了2013年，人口较之2004年再膨胀了30个百分点，达到540万人。种种社会和民生问题相继浮现：就业市场竞争白热化，工资停滞不涨，房价节节攀升，房屋供不应求，公共运输系统拥挤不堪等等。本地人怨声四起，群起将矛头指向还在持续涌入的外来移民。

有些指责是公平的，有些则显得脱序离谱。可是国人的不满、怨气，以至近乎仇外的情绪，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2011年全国大选中，行动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交出了独立以来最糟糕的成绩单，全国总得票率只达60.1%，更是史上第一次输掉了一整个五人集选区。

那届大选过后，吴作栋和恩师李光耀连同其他三位部长，决定从内阁引退。吴作栋说：“我们意识到民意浮躁，但是民怨之深，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Q & A

问：您所有关于引进外来人才的演说，都在强调本地人才的重要性。您是不是一直都很清楚这个政策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答：是的，打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了。我们一直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无节制地引进外来人才。

以永久居民为例，2011年之前的那几年，人数增至每年5万人，之后是每年7万人。到了2008年几乎达到了8万人!我很震惊，也很生气。我也坦白对总理这么说。自那以后，我们每年批准的永久居民人数保持3万人。可是即使如此，一年一年加下来，对社会民生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不断累积的。政府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承诺将永久居民总人口稳定控制在50万人左右。

问：对不起，您说谁生气了?

答：我生气啊。李总理也很担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迅速回弹，我们因此引进了大量外籍客工，这尤其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作为政府，我们必须更加严密管控外籍客工和永久居民的涌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人民会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口规模大幅膨胀，基础设施却没有同步跟进;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公共运输过度拥挤现象与组屋供不应求等种种问题。

问：应该怪谁?

答：我们的政府采取的是集体治理的模式。不能怪罪于某一个人，更不能归咎于公务员。这不符合我们的作风。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意识到必须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各做各的。事态的发展一日千里，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忽略了制度中的某一个环节，压力就会迅速在其他方面显现出来。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政府才草拟了人口白皮书，以为规划制定参数。就像张志贤在2013年国会上总结时解释的，这是为了确保外籍劳动力及总人口的增加，能与基础设施及住屋扩建速度同步。那就不会因为过度拥挤而产生焦虑了。

问：我想当时的说法在于新加坡要让经济尽可能快速增长，所以就尽量引进外来人才。

答：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明白非得专注于经济增长不可。可是经济增长不是可以任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有条件发展时就要尽可能发展。不是说你今年想发展就可以发展，隔年想放慢就放慢。我们不可能如此。后来的几场大规模危机，如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2003年的沙斯疫情，就证实了这个增长策略基本上是对的。所以，我们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向。可是经济增长永远不会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增长是为了给新加坡人民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换来更好的工资待遇；增长是为了积累资源，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为未来增加储备；增长也是为了扩建地铁路线网络，辟设更多公路，兴建更多组屋。所以，如果能为新加坡引进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企业和优质就业机会，那就放手去做。

问：可是到头来却铸成大错。

答：不。我不认为是政策上的错误。我们的移民政策是健全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来回答为什么要引进外来劳动力以支撑并壮大我们的经济。遗憾的是，民间的负面情绪不仅出于生活环境的过度拥挤，还包含了对于外国人来抢饭碗、公司在招聘时偏向外国人而舍弃本地人等问题。这么说吧，再好的良药也会有副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及时应对。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我们很快就着手处理了。而今，政府在加紧管控雇主在招聘时偏向雇用外籍人士的做法。“公平考量框架”和人力部的严格执法是做对了。可是政府也得谨慎处理，避免向跨国公司发出错误信息，让他们误以为新加坡不再欢迎外来人才与技术。

问：李光耀曾经说过，他心目中新加坡人口的理想规模是550万人。您呢?

答：我不认为提出一个具体数据有任何意义。国会辩论人口白皮书时，我说过我并没有一个理想数据。当中牵涉到的因素太多了。除了住屋和基础建设要足够，另一个关键因素，对我来说，是社会的素养，是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优雅得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多为他人着想，无论对方是外地人或是本地人，那就容纳得下更多人口。相反的，如果大家都我行我素，不愿意去体谅别人，任意吵闹，大声说话，乱丢垃圾，急躁不耐烦，不懂得相互包容；那不管人数为何，在我看来都会显得太多。

我举个例子说明我的意思：好像行人和脚踏车的共享步道，这些共享步道和公园连道的空间是足够同时容纳行人和脚踏车骑士的；但前提是双方必须相互体谅包容，并遵守行为准则。也正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那么高，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基础建设做好之外，人口规模大小还得取决于人们的举止作风，大家是不是可以优雅地作为一个社群共同生活。

今天的新加坡比起三四十年前有太多地方可去了。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基础建设远没那么发达。新加坡感觉上很大，但是你能去哪儿玩？没几个地方可去。一到周末，我就是带着年幼子女到同样的那几家百货公司：伊势丹、八佰伴。就是这样了。为什么？因为也只有这几个地方能让你尽情享受冷气、逛逛橱窗。不然还能带孩子上哪儿呢？如今周末可让你全家出游的地方太多了，可以到滨海湾花园攀上擎天大树，可以到无数个大型购物商场逛街购物，可以上公园沿着连道散步，可以去走树冠吊桥、森林步道和木板道。更多去处可以让你休闲、健身、骑车、享受生活。人口规模必须与生活环境的整体发展和我们的社会行为素养相辅相成。所以，不能只看一个数据。是不可能有任何“神奇数字”的。

问：如果新加坡人持续不满，持续抗拒外来人才，导致人民行动党的得票持续下降，政府还吞得下多少代价?

答：我这样告诉你吧，我会吞下一切代价，以扭转新加坡的未来。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向国人解释我们必得引进外来人才，才可能让新加坡保持全球竞争力。如果你不吃我这一套，决定用选票把我轰下台，我也义无反顾，唯有认命。

可是我对新加坡人有信心。如果你开诚布公地向人民解释，告诉他们眼前的挑战和必须作出的一些权衡取舍，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未必喜欢这个做法，但最终，人们还是理性务实的。

我为什么会对新加坡人民有如此信心？李光耀受人民爱戴吗？如果看的是“爱”的指数，我认为不会太高。人们怕他吗?是的。大家相信他说的话吗？也会。他会直白地告诉人们许多硬道理，人们都愿意全盘接受吗？并不是。可是在他逝世之后，人们对他的悼念之情却是排山倒海的。大家敬重他，感激他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定，即便有些决定是非常痛苦的。

问：李光耀和老一辈新加坡人也许会这样。可是今天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呢?他们看看特朗普，看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他们会想，我们何不也来盖起围墙？

答：我们永远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向人民解释、游说。然而到头来，你知道的，如果社会最后落得如此地步，那就是领导层的失败了。

然后民粹主义分子就会趁虚而入组织政府。他们也许会逆转政策，大幅度缩减新加坡的外来居民人数。那之后会如何？本地人可能会感到开心，但能维持多久？五年？十年？那之后呢？五年十年以后，人们就会意识到目光短浅的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民主制度中，如果政府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公民，不愿意坦诚地为人民描绘出全局观，而人民又缺乏足够的洞察力；那政治就很容易往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一个民粹政府不会有长远的规划。这样的政府，眼光只止于下一届大选。我们如果也走上这条路，那新加坡就完蛋了。

问：这是您心中的隐忧吗?

答：是的，这是我内心的隐忧。

问：就这个问题来说，对于新加坡人如何面对外来人才议题，您感到乐观还是悲观?

答：对比其他国家，我还是乐观的。

问：即便在看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以及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之下?

答：我对全球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并不乐观，但对我们自己，我倒还是有信心，因为新加坡太小了。我们如果向新加坡人民清楚说明目前的处境，我相信最终会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其他国家都是大国，像美国。他们有那么多资源，有那么多选择。他们即使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也还是能生存。而我们不行。我们非得有个开放的经济不可。说实话，新加坡如果不能持续在全球舞台上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开放经济体，那这个国家就会轻易地崩溃消解。

多数国家都很大，倒不了。而新加坡就地理学上来说，则是小到不足以让世界在乎。

所以，新加坡必须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继续保持环球枢纽的地位。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到格局和影响力比实际土地面积还要大上无数倍。我们必须积极引进外来资金、外来技术和外来人才。我们必须与世界保持联系，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绿洲。那就意味着要在可控范围内敞开大门欢迎外来人才进来，也同时要确保本地人获得公平对待。

问：让我们谈谈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每当谈起外来人才，特别也与您有关的时候，人们总会重提“2010年宏愿”，作为政策失败的佐证。我们甚至连接近这个目标都谈不上。您当初怎么会相信新加坡足球队真能打进世界杯？

答：是的，我们失败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自己定下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来激励人民。马宝山是当年掌管足球运动的总舵手。他告诉我说，我们能打进世界杯正赛。我也感到很怀疑，还笑说这怎么可能。然后他很认真地向我分析了我们是有机会的。他说世界杯预选赛阶段是让各国先在区域内相互竞争，争取正赛资格。南美洲、欧洲，等等，分区比赛。就亚洲区比赛来说，只要我们找到对的教练、对的球员，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们最终也有可能在分区比赛中成为其中一支实力较强的队伍，也有机会在亚洲区比赛中突围，进军世界杯正赛。

我一直相信我们应该设法培养更多有实力站上国际舞台竞争的男女体育健将。对新兴国家如新加坡来讲，会需要诸如体育赛事的辉煌成绩来振奋民心、团结国民。

我也以为会有机会，以为我们大可招揽两三位外援明星球员，让他们入籍新加坡成为新公民。我始终相信新加坡人有一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搏精神，所以，这就成了我在《海峡时报》“运动健儿五十强”颁奖礼上致辞时为新加坡体坛定下的三大挑战：2008年帆船夺得奥运金牌、2010年踢进世界杯正赛、2012年打进汤姆斯杯羽毛球决赛。结果三项目标全部落空！谢天谢地，后来约瑟林总算为我们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笑)

而如今我们又再一次“傻乎乎地”为新加坡定下了2034年踢进世界杯正赛的宏愿！可是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我非常支持。即使不成功，至少要大胆尝试。我们定下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即使最终无法达成，水平也必然会有所提升。

问：可是大家把这个当成笑话，您有什么反应?

答：就跟大家一起笑啊。如果是那么敏感，为体坛定下的每一个目标都非得达成不可，做不到的话就担心别人会笑你。抱持那种态度的话，你就会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你根本不敢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或者只敢定下超低的目标！我当年愿意鼓励马宝山和新加坡足总。我不支持的话，政府就不会投资栽培足球员。人们在取笑2010年世界杯宏愿吗？可是那不正好印证了我所说的，无法吸引人才，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机会！对吧？

外来人才政策一直是个让吴作栋念兹在兹的课题。自2011年从内阁退下，直至2020年从政坛彻底退休不再参选国会议员为止，他只在国会上两次发言：一次是针对他的继任者所卷入的那场与弟妹的纷争，另一次就是在人口白皮书争议最火热的时候。

许多新加坡人都会同意，引进外来人才无论在过去或今天都是一项必须施行的政策，当初吴作栋首次提出时也并未遭遇多大阻挠。在吴作栋政府的推动下，外来人才政策不能说是被全然拥抱，但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到了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大行其道的后吴作栋时代里，这项政策无可幸免地被扭曲了，变形为一头凶猛的野兽，迫使吴作栋的继任者李显龙不得不正面回应这股因移民政策而激起的强烈民怨。这项政策发生了如此戏剧性逆转，在如今政策依然活跃却好坏尚难论断的年代里，也让人对吴作栋的功过更难以轻易判定

随着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一股反移民的怒火正笼罩着发达世界。新加坡也难以幸免于这一波全球化反移民浪潮的冲击。正如《今日报》在2018年所报道：“任何有关外来人士的讨论，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必会引来尖锐批评。”尽管近年来情况稍缓，仍改变不了整个大气候和氛围。

可是与此同时，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也有更多人意识到新加坡从此再也无法摆脱外来人才政策了，也更愿意接受它确实为新加坡人带来了好处。她在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人开始认识到外来人才在经济上的贡献，认可他们的确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可是调查结果也显示，人们仍不太确定外来移民是否真会直接为新加坡人带来更多工作与机会，也担心这项政策会削弱社会凝聚力。”

吴作栋始终清楚地意识到，开放门户政策提供的不会是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在2000年说过：“我从来不把引进外来人才或全球人才，视为应付本地劳动力短缺的权宜之计。这其实是一项长期战略，以让新加坡能保持活力、竞争力，持续繁荣兴盛。”对于吴作栋在新加坡外来人才政策中所留下的这笔政治遗产，貌似还难以做出总结。而他在主政年代里还将面对的下一个最大的政治挑战，也似乎有着同样的命运；那一场挑战，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遗憾。

本文收录于《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