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规划之父

“新加坡规划之父” 刘太格（Liu Thai Ker）在1965年以优等生成绩取得美国耶鲁大学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后，进入世界闻名的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工作，1969年应时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长郑章远之邀，返回百废待兴的新加坡，协助实践“居者有其屋”愿景。

他曾担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局长，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局长及总规划师，是新加坡保护历史建筑、“花园城市、”“居者有其屋”等治国理念的忠实推行者。在离开政府以后至今的27年里，他仍积极参与中国、俄罗斯、中东等地众多城市的规划设计，被公认为国际知名的城市规划大师。

走进刘太格的工作室，穿过横竖叠放的各类中英文书籍，最吸引记者目光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有父亲刘抗落款的大幅海港彩画，另一样是中国长征二号F火箭模型—16年前，中国曾用它首次将载人飞船送上太空，成就了千年飞天梦。刘太格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但后来在母亲和个人志向的指引下却逐渐走上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事业道路。而对于中国的感情，他这样描述：“我是新加坡人，但毕竟也是炎黄子孙。”

1938年，刘太格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坡的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著名的南洋画派先驱画家刘抗、舅父是书法家陈人浩，由于受父亲和舅父的熏陶，刘太格自幼培养出对书法的兴趣，并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上中小学的时候，由于当时受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他没有国籍。长久以来，刘太格一直把中国看作自己的祖国。

刘太格原计划去北京深造一直热爱的美术。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在母亲的影响下，他最终选择了去澳洲专修建筑，赚钱养家。在澳洲学习的起初几年，刘太格在学习建筑的同时，每周还要花半天时间画画，直到第五年，才把所有重心转到建筑设计上。

1962年，刘太格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后，继续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城市规划硕士。1969年，他加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1979年任建屋局局长，1989年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在刘太格的领导下，新加坡完成了组屋规划、历史建筑保护等一套整套具有前瞻性而且切实可行的发展指导蓝图。

虽然建筑设计一直是刘太格的梦想，但他花在城市规划方面的时间更多，他说：“设计好一座建筑，受益的是几百人、几千人，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能让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受益。”

在规划和历史建筑保护方面，刘太格认为新加坡的理念已领先世界。他在建屋局工作期间，曾有幸得到十多位女建筑师的支持，她们用了1-2年时间对新加坡的历史建筑进行排查和研究，提出有科学根据的保护措施。这让刘太格充满底气地向政府高层提出一次性保护4500栋建筑的设想，当时新加坡政府欣然采纳。

为了把保护建筑的政策落到实处，刘太格花了大量时间对比欧洲发达国家建筑保护的十大原则。然而，经过比较分析，他认为欧洲的政策过于严格，在新加坡很难推行。“比如，欧洲人规定，历史建筑修缮后的颜色要和过去的颜色一样，但是，由于一栋建筑的油漆图了好多层，很难恢复到初始。”

于是，刘太格和他的团队对欧洲保护条款采取了“取其精华”的方针，即在不影响总体效果的情况下，适当放宽政策，更有效地对历史建筑的外立面和内部的空间感进行保护。而对于莱福士酒店等历史价值特别高的建筑，则实行更严格的修复政策。

“在保护问题上，政府一定要强势，要依靠专业人士，这样才能确保政策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事实证明，由于我们每项保护政策都花了很多经历去推敲和咨询，当公布出来后，基本没有反对意见。”

刘太格认为，规划政策能否有效实施，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强势，土地国有，好的规划理念。在新加坡成功实施规划后，他还利用成功经验先后参与中国50来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为中国带去了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风格。目前，他被聘为云南省规划总顾问，且参与设计了山东省潍坊、蓬莱、烟台、曲阜等主要城市的规划方案。

“中国在三个条件里两个已经具备，所以我希望帮助中国提升规划理念这最后一点，帮助提升中华民族在全球的尊严。我一直想为新加坡人争一口气，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落后国家的人民争一口气，这是我的三个心愿。”

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是个系统工程，除了一些技术指标和建筑考量，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的运作模式和效率。他凭借他24年的政府工作经验，认为新加坡政府公务人员具有非常高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里，他尤其提到了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给予他工作上的支持。

在刘太格眼里，李光耀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甚至有些“吝啬”。但他十分好学，超度讲理，对待问题注重治本，并能预测社会将来的问题。

“以前，李光耀先生每年都要和我在总统府一对一面谈或者吃饭三、四次，我们吃的很简单，他是一个’吝啬鬼’，一分政府的钱都不浪费，” 刘太格说以前做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李光耀常会问他：“真的需要这笔钱投资吗？为什么？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 只有等到一切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他才同意批准预算。

在新加坡历史建筑保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因为一些老建筑的修复，首先要确保国人有地方住，因此，组屋规划功不可没。目前，80%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中，而刘太格便是组屋的早期规划设计师。他先后主导了20多个市镇规划，以及超过50万户住宅单位的发展工作。上世纪70年代初，他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打造大巴窑镇中心。在设计、规划25万至30万人规模的卫星镇组屋区方案时，他边工作边研究，不断吸取经验，解决问题。

为了设计出适宜居住的卫星镇，刘太格曾在70年代每年去英国、法国以及北欧的发达国家“取经”。他的出访不是“蜻蜓点水”，而是要呆上2-3个星期，期间，他一边实地观察，一边和当地议员商讨策略并听取专家意见，回国后，再结合新加坡的具体情况进行落实。刘太格也曾去过香港取经，但他认为现在新加坡的公屋制度已经更胜一筹，甚至超过了欧洲的水平。

刘太格表示，在当时做组屋规划的时候，要考量两大因素：第一，公共住宅的售价必须是国人承受得起的；第二，住宅必须确保质量，尤其是合适的建筑面积。为了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组屋的有些设计标准也是经过多次调整。例如，一房组屋的居住面积本来仅为24平米，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增加到36平米。为了在合理范围内节约建造成本，组屋是不做装修的“毛坯房”，但建筑的寿命都经过测试，达到几百年。“政府意识到，倘若因建筑质量不好而拆除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至于组屋的比例设计，刘太格幽默地说灵感来自于世界美女的和谐比例：“把立面的比例设计好非常重要，建筑的整体性的轮廓比装修更重要，如果比例不好，是不美的。一个人比例不好，穿得再好，也不会漂亮。”

虽然刘太格为新加坡的城市规划设计了蓝图，但新加坡城市人口的增长却远远超过他当初的预计。1991年，他做的人口规划是到2091年达到550万，可是这个数字却早早提前达到。虽然，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的受欢迎程度，但也着实要求新加坡对今后的规划和保护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加坡的历史建筑保护计划还需要在秉承刘太格的理念下继续往前推。

重建局旧屋保留高级署长符来叶（Teh Lai Yip）女士已从业38年，她说新加坡面临土地限制，所以建筑遗产的保护是作为综合城市规划过程的一部分，为了达到可持续发展，必须权衡取舍。

位于尼路157号（157 Neil Rd）的峇峇屋博物馆，是一栋具有100多年历史的三层排屋，重建局在1991将其列入保护建筑，并受产权方新加坡国大（NUS）委托对其进行了保护性修缮 图片：URA

她说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要做的是展示怎么样的保护才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以及如何恢复旧的店屋（shop house）并进行有意义的，适应性再利用。为了达到目的，我们推出试点项目以证明保护措施在操作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新加坡到1989年已经成功保留了3,200间店屋建筑。

2002年，市建局推出了地区特色规划（Identity Plan），确定了一批具有社会认同感的重点地区，并保护了一批反映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历史建筑，包括马里士他（Balestier），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惹兰勿刹(Jalan Besar)和如切（Joo Chiat）等。它们随后都被列入了新加坡2003年的总体规划（Master Plan）。

通过努力，迄今为止新加坡已保存了100多个保护区内的近7200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牛车水（China Town）整体区域，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和小印度地区(Little India)。这些建筑和区域是我们城市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不可能把每栋建筑物都保留下来，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采有兼顾选择性和实用性的原则。我们不仅重视建筑的自身特色、社会和历史意义、稀有性和对环境的贡献，还向建筑物产权所有者以及相关社区规划评审委员会（一个由社区各界人士组成的独立小组）征求意见。”

符署长表示，为了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政府有时采取“新旧结合方法”，即我们可以选择性地保留优秀历史建筑的主要结构以进行适应性再利用，同时允许其余部分根据土地优化原则进行开发，满足各种需求。例如，前新中国汽水公司主楼（National Aerated Water building ）以及从前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 ）在达哥打弯（Dakota Crescent）由六栋公寓楼组成的建筑群都以这样的方式被保留下来。政府通过与建筑业主和相关利益方的密切合作，让他们看到保留和重新利用这些遗产建筑的价值，从而使政策得以实施。

同时，为了认可那些在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国家标志建筑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业主，专业人士和承包商，重建局于1995年推出了URA建筑遗产奖。该项荣誉在表彰优秀历史建筑物的保留方案之外，还鼓励社会用更高质量的实践方法保留历史建筑。

由于重建局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不断努力，不断提升水平，最终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位于新加坡的机构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指南和保护建筑的最佳做法。公众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这些技术手册，提高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符署长表示，世界各地的城市在注重宜居的同时，还希望创造一个更具亲和力的城市居住空间。例如，甘榜格南的企业主和业主齐聚一堂，组建了One Kampong Gelam区域协会，通过“无车街道”（car-free streets）定期举行的社区活动，为该地区注入活力。该区域内的几条道路在周末禁止车辆通行，以便于行人集会和参加现场表演活动。这些活动通过展现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有效地增强了甘榜格南对当地人和游客的吸引力。由此可见，新加坡的保护建筑措施不仅体现在如何将历史建筑分类，而且可以让社区参与其中，在活跃的气氛中使保护建筑的理念代代相传。

对于新加坡城市的未来发展，刘太格在自信之余，也提醒人们不应忘记英国殖民者曾经对新加坡做出的贡献。他说，1827年，英国人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划，因为相当合理，所以很多部分一直沿用至今。譬如，新加坡在1968到1971年的规划方案是请联合国委托澳洲规划公司在做的，当时也是非常尊重1827年的英国方案；同样，1991年的规划也保留了之前的相当一部分。

永续的国家发展须要高瞻远瞩的谋篇布局，新加坡未来的城市发展若要能继续保留生态绿地、历史古迹和特色建筑等构建优美人文环境的宝贵元素，就得立足长远，以足够庞大的人口作为基准进行城市规划，才能有备无患。

政府2013年发表具争议的人口白皮书后，刘太格便多次在公开场合上呼吁新加坡要想得更远，以2100年有1000万人口作为基准进行城市规划。

刘太格受访时，仍坚持他七年来的立场，并再三强调1000万人口不是目标，而是最坏的打算。“万一达到1000万，我们是有准备的。”

他说，当年基于由远至近的城市规划原则抛出这提议，目的在于保存我国优美的城市环境，包括绿地和古建筑物等，否则万一发现1000万是个现实需要，那时候就太迟了。“如果你现在不做准备、不去规划，到那时候你需要更多快速公路、地铁线，土地哪里来？”　

刘太格回忆说，1991年规划新加坡发展总蓝图时，他推算100年后我国人口可达550万人，如今这个预估已提前70年成真。2020年我国总人口约568万人。他坚信人口是不可能完全掌控的，只要政府廉能有效、国家经济发展良好，就业岗位就势必增加。“除非问一下我们的市民，是不是为了不要人口增加，就请政府把经济搞坏？”

刘太格指出，要容纳1000万人口，意味着我国人口密度将增加30％。他说，如果现在着手规划，对人们现在的房子没有影响，不过未来人们的居住密度会比现在高。

然而，刘太格也明白，人们对我国基础设施如地铁能否应付庞大人口，以及人口增加是否得靠大量引进移民感到担忧。但在他看来，地铁服务是行政管理问题，无关人口；至于敏感的移民议题，他则呼吁国人不要只看负面，应该看移民带来的正面贡献。“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就有碰撞，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担心新加坡人的思维太单一化了。”

不过，当下的政治氛围似乎不利于人口规划的讨论，要如何碰触这个政治地雷，刘太格认为，主事者必须严肃、慎重地把道理讲得一清二楚，勿把人民“当成小孩子”。刘太格说：“反正我这个年纪看不到1000万人口……我担心的不是我，我担心的是你们年轻一代。”

“很多人问我，要怎样做好城市规划？”面对这个“指定动作”，刘太格侃侃而谈：“简单来说，政治领袖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不要只想着要赶快建几栋标志性建筑、搞形象工程，借此取得政绩；而规划师要有人文学者的心，科学家的脑和艺术家的眼。”

他提到，与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共事期间，李从不曾要求兴建任何标志性建筑，而是反复强调要怎样解决人民生活、土地的问题，“就是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找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找问题的形象来解决”。

他又解释，“城市规划”就是要把城市建设为最完善的生活机器，“你要设计机器，要用科学家的脑，你要知道这个机器需要什么零件、每个零件尺寸和数量是多少、要怎样配置在一起”。同时，“城市也是文化艺术品，你要有艺术家的眼光，把美丽的自然山水保留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刘太格开始参与中国内地城市规划项目，总会大声呼吁保留当地的文化特色，“因为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城市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紫禁城”。每次到内地做地貌、历史调查，刘太格总是像谈恋爱一样爱上极其丰富的自然美景。只可惜，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懂得珍惜，随意破坏河道、丘陵、老建筑，害得他总是“失恋”居多。

2019年发展总蓝图草案透露了新加坡政府为地下空间用途进行的规划。滨海湾、裕廊创新区和榜鹅数码园区的三维规划图被率先公布，共列出650公顷的地下空间。

这些地区的地下将配备交通枢纽、步行街、自行车道、公共设施、仓储和研究设施、工业应用、购物区和其他公共空间，分别位于裕廊、榜鹅和滨海湾的地下8米、15米和25米。

地下空间的用途各异。浅的地方可建设交通线，深的地方如裕廊岩洞可存储石油等战略物资。新加坡市建局总规划师兼副局长黄攸宁举例称，新加坡电力计划在前巴西班让发电厂一带兴建本地最大地下变电站，此举可腾出地表3公顷土地用于建新办公楼等用途。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先后建设地铁、地下商业街、地下停车场、地下管网系统、地下储存库、大型地下公共空间等一系列地下空间工程。2002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在地下再建立一个新加坡”，此后成立跨部门的地下空间总体规划负责小组。目前已公布的10个地下空间发展用途分别为发电厂、焚化厂、水供应回收厂、垃圾掩埋厂、蓄水池、仓库、港口和机场后勤设施、资料中心和晶圆厂。

目前，除了有约9公里的地下高速公路和约80公里的轨道交通线路，地下排水系统和综合管线在城市地下随处可见，新加坡还耗时15年打造了万礼地下军火库。目前新加坡名为“裕廊岩洞”的大型地下储油库工程已经上马，竣工后将能为地表腾出60公顷的土地，相当于6座化工厂的占地面积。另一个在规划中的项目是距地面30层楼“深”的地下科学城，它包括40个连通的岩洞，供生物医疗和生命科学产业的数据中心和研发实验室使用。

针对政府公开三区地下规划图的举措，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副校长杨国柔对《联合早报》表示，“长期看来，那些不需要日光、会污染环境及引发噪音的工业应该移到地底下。地面上的空间就能让人享受生活、住房、娱乐等设施。”杨国柔表示，最佳情况是把交通设施都建在地底下。

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取决于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寻求怎样的社会关系、珍惜与大自然的什么关系、渴望怎样的生活方式、持有怎样的美学价值。”——拥有568万人口、国土面积仅约719平方公里的新加坡，狭小而不拥挤，炎热而不局促，成为举世公认的宜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