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余英时谈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渊源

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今年8月1日去世，享年91岁，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哀悼和缅怀。他一生致力于文化史研究，有“21世纪史学泰斗”之称。

1980年余英时先生与李光耀因儒家伦理的计划结缘。在李光耀逝世后发表了对其治国理念的看法和分析。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

李光耀逝世全世界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各国的重要领袖都去参加他的葬礼，新加坡也举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悼念，有四五十万人都去瞻仰他的遗体。

(图片源：Reuters）

所以这样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在当今是很少见的，当今恐怕没有这样的人。李光耀作为一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是世界公认的。我还记得多少年前看过尼克森的回忆录，讲世界领袖，其中有一章就是讲的李光耀，他对李光耀极为佩服。他说李光耀就像一个老虎在一个小笼子里面，跑来跑去一身的劲无处可使，非常可惜，这是因为新加坡当时只是200万人口左右的一个小城市，华人占70–80%，其他的是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其他小的民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最早马来西亚是跟新加坡连在一起的。

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但是在1965年他被马来西亚赶出外了，当时李光耀还在电视上痛哭，他认为失去了一个机会施展他的才能，所以他的精力只能用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是任何自然资源都没有的，包括水都要靠马来西亚那边运过来。他居然能够在十几二十年之内就把它变成一个第一流的国家，用他在自传里的说法就是把一个第三等国家变成第一流国家，教育程度都那么高，行政效率又那么好，又那么干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完全避免贪污这个问题。

1980年初他就有个计划，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儒家伦理的计划，这个儒家伦理计划他认为华人需要有社会支持他的政治。如果支持他的政治就需要现代化的儒家文化不是照原来的旧的儒家伦理，而是怎么样建立现代化的儒家文明，他就找了一些顾问，多数是美国来的，6、7个人到他那里访问，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留下来做他的长期顾问。

我为这件事情从1982到1986年，年年都有两三次去新加坡为他计划做讲演、计划各种各样的儒家伦理。我发现他的头脑极其灵敏。可是我跟他也有个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他把儒家伦理这些东西当作一个工程的样子来处理，如果用之有效我马上就用它，没有效就可以随时取消。所以换句话说，他讲伦理是没有文化的背景在后头，没有文化的意识在后面。这个原因就是等于他的宗教没有信仰一样，他对宗教不但没有信仰，对宗教本身也不看重。

他看重的主要是两种力量，一种是政治力量，组织社会。

社会怎么样控制得井井有条；第二个他要发展经济，让老百姓的生活提高，经济发展是相当自由的，可是政治控制他是要严格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两难。一方面要政治控制得井井有条，主要是不许反对派形成多党制，跟他为难，他的人民行动党建成唯一的大党。但是他采取的方式我们必须注意，不是用武力，而是靠组织。

这个组织结果使他的人民行动党确实得到了当初200多万人的支持，所以在社会各个角度都发生作用。有这样的党做基础，他几年一次的选举是照常举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虽然他反对民主，甚至是批评民主，事实上他是借了英国民主的形式建立他的国家。他不是靠武力打天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建国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他要建立一个组织，让社会上的人跟随他。

在1960年代初他进行这种活动的时候，新加坡是非常左倾的地方，是共产党遍布各地的，中国的共产党也拚命在新加坡发生作用。所以，他用的人最初是跟共产党合作的，在共产党的合作之下他才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建立他的政权。可是在政权建立之际，他忽然发现，他必须对共产党加以处理。

这件事情使他跟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僵，一直到1990年才建交。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经访问过新加坡，而且对新加坡表示很高的兴趣，所以李光耀也接待他。中国以其一党专政经济又能发展而作为楷模，邓小平甚至说中国应该仿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