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顺：宗教信仰与价值观扩散：以新加坡华人和其他族群为例
作者简介
王嘉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实验中心主任、华侨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与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人口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项目评估、华侨华人等。
作者：王嘉顺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来源：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8
摘要：新加坡虽是一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但是它社会安定、宗教和谐，研究新加坡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使用新加坡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特别是最新一期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新加坡种族和宗教人口的结构及其变迁，同时使用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新加坡不同种族、不同宗教间的基本价值观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实证分析发现，新加坡各宗教信众间的价值观有趋同态势，出现的原因在于新加坡华人通过宗教信仰传播其价值观，同时新加坡政府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内核的国家治理理念也是其背后推手。
关键词： 新加坡 价值观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特征之一，也是人类社会价值观及其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宗教信仰在传播的同时也在扩散它所蕴含的价值观，可以说宗教信仰与价值观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具宗教多样性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宗教信仰星罗棋布，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也能见到诸多的宗教派别，其中尤属新加坡最为典型。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国家，人口构成以华人为主，但是它的宗教信仰组成又是复杂的，除了常见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外，还有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甚至还能见到稀有的天理教和答亥教[1]。但是众多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使信众之间产生隔阂和冲突，反而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众间保持和谐共生的局面，这种美好的场景不是自发出现的，它与新加坡政府的积极引导分不开。通过颁布旨在维护宗教和谐的法律，制定保持多元但不失整体性的种族政策等措施[2]，特别是新加坡政府于2003年面向全体新加坡人发布的《宗教和谐声明》，并鼓励他们在每年的种族和谐日朗读该声明，以这种颇具仪式感的方式来培养和巩固新加坡人的宗教和谐意识[3]。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给其他同样面临种族和宗教多样性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树立了一个典范，这种典范不仅体现在对多种族和多宗教人口的管理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不同种族和宗教间的文化交流互鉴方面。宗教信仰作为人类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的传播与发展对价值观的扩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价值观的扩散也是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方式和表现。因此，新加坡的宗教和谐现象值得我们从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关系角度加以研究，本文试图比较包括华人在内的新加坡不同种族在宗教信仰、基本价值观上的异同，并对这种异同和各种族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由此探讨宗教信仰对价值观扩散的作用。
宗教信仰与价值观的关系概述
（一）价值观的概念及其作用
价值观是一个受到众多学科关注的概念，这些学科从哲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延伸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4]，由于这些学科在基本观点、方法论以及研究范式上的差异，它们对价值观的着眼点并不相同[5]，由此导致它们对价值观的界定也莫衷一是。本文则将价值观视为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因此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介绍该学科对价值观的认识。最早对价值观进行界定并获得相当共识的要数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克拉克洪（C.Kluckhohn），他认为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而且它还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6]。到20世纪70年代，波兰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罗克奇（M. Rokeach）深化了人们对价值观的认识，他认为价值观是“一个持久的信念，认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对个人或社会而言，比与之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更可取”[7]。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价值观不仅对个人具有重要作用，对一个社会也是如此。著名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T.Parsons）就曾经指出，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8]。如此一来，价值观就具有了群体或曰社会属性，但是这又生发出两种看似有所联系但又有所差异的价值观，即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9]。文化价值观则是指，一个文化中的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教导的一套价值，而该套价值在文化成员中是普遍存在的[8]。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虽然都是指群体成员共有且需遵守的价值，但两者又有所差异。一方面，前者强调面向社会所有成员的价值观，而后者只强调是针对一种文化中所有成员的价值观。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单一文化，那么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较为接近；如果一个社会包含多种文化，如由种族、宗教分化导致的多个文化群体，那么社会价值观要辐射到可能的多种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一般通过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强力手段实现价值观的社会化，施加这些强力手段的往往是国家，而文化价值观的强力性稍弱，施加手段的是非国家主体，如家庭、社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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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层次的价值观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它们对社会成员的作用比较接近。比如，罗克奇认为价值观具有规范性和禁止性的特征，它是社会成员的行动和态度的指导[10]。在具体社会中，国家或社区、种族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实现价值观的社会化，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比如，新加坡政府对其国家的大学生进行共享价值观的培育，他们将中国儒家的“八德”作为培育的内容之一，尤其突出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认同，并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11]。新加坡的做法凸显了大多数国民持有共享价值观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共享价值观同国家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一种能让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观非常重要，它可以减少社会发生冲突的风险，更可以促进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均衡、协调发展[12]。
（二）新加坡宗教信仰概况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新加坡也概莫能外。作为一个建国时间不长、种族构成复杂的城市国家，多元的宗教信仰是政府和执政党需要谨慎处理的国家治理课题。新加坡作为一个东南亚国家，它的宗教信仰基本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出现的宗教在全世界来看是最多最复杂的；第二，宗教具有多变性；第三，宗教带有神秘性；第四，宗教具有明显的混合性[13]。上述特征是围绕宗教信仰本身的发展和变化来总结的，但不同宗教信仰人口的变迁也能反映新加坡宗教信仰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征。张禹东在国内较早使用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对其宗教信仰进行分析，使我们得以从社会人口结构角度来把握新加坡的宗教信仰状况，他发现新加坡的宗教信仰体现为：第一，多元宗教信仰与其多元种族相关联；第二，宗教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相互作用；第三，各种宗教信仰间缺乏深层互动和沟通；第四，华人由于其人口规模的绝对优势使其宗教信仰占据了新加坡宗教的主流[14]。
由于华人在新加坡的种族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对新加坡宗教信仰概况的把握尤其要关注华人的宗教信仰。整体而言，新加坡华人宗教有以下特点：第一，主要来自于祖籍国中国，但在移入国获得发展；第二，所供奉的神明趋于多元化；第三，各种神明掺杂，不加区分地崇拜[15]。如果仍以社会人口结构角度观之，特别是从华人宗教信仰基本构成的变化来看，其特征主要有三：第一，华人宗教信仰类别基本不变，但构成比例出现明显变化；第二，华人传统宗教信奉者的年龄构成趋于老化，而无宗教信仰者和基督教徒的年龄则趋于年轻化；第三，华人各主要宗教信仰的信奉者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但各类别的教育构成比例发生较大变化[16]。除了上述人口结构的变迁特征之外，近些年来，华人宗教信仰还呈现世俗化的特征，其主要表现有：第一，华人对传统宗教的信仰逐步淡化；第二，宗教崇拜仪式等礼仪活动逐步简化宽松；第三，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伦理化和当地化现象明显[17]。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新加坡宗教信仰概况主要基于20世纪末人口普查资料的梳理，时至今日，一些新现象、新状况、新特征已经出现，需要我们基于最新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新加坡宗教信仰与价值观的关系概述
宗教信仰是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些关于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的意念大部分来自于各种宗教信仰的教义。由于不同宗教信仰通过各种教义或者戒律要求自己的信众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宗教信仰几乎就是价值观。对于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民族与宗教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尽管两者有时互相渗透，但有时也呈现不同的价值诉求[18]。对于这种状况，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是宗教宽容或曰宗教和谐策略，对新加坡宗教信仰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不会否认的一点就是各宗教间虽然有所差异，但求同存异是主流，标新立异则不被肯定和支持。一方面，新加坡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人口结构，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包容和开放，那种孤立极端的宗教信仰不被整个新加坡社会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政治人物认识到宗教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因此制定了适合新加坡的宗教政策[19]。
说到新加坡的宗教政策，就不得不说新加坡政府对共同价值观的重视，因为所谓宗教和谐其实就是种族和谐，也就是价值观和谐。早在1991年新加坡政府就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而所谓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20]。这些价值观在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中得到广泛认可，所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新加坡这样，能够做到不同宗教信仰信众间的价值观趋同，由于宗教差异而导致的基本价值观差异甚至背离得到较好解决。
新加坡种族和宗教人口结构分析
（一）数据和方法
对种族和宗教进行社会人口结构分析是进一步分析宗教与价值观关系的基础，在本文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新加坡人口普查资料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并得到了重要发现。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使用2010年甚至是2000年和1990年的人口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反映的状况在这几十年间可能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本文主要使用2015年新加坡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最新的种族和宗教的社会人口结构进行分析。该数据资料来源于新加坡综合住户调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该调查是在两次人口普查中期进行的抽样调查，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小普查，而一般的人口普查是每十年进行一次，这也就意味着新加坡2015年的小普查数据能够反映目前最新最全面的种族和宗教状况。本文搜集到的数据不是小普查的原始资料，而是经过加工处理的汇总性数据，因此我们将主要采用描述统计方法来分析当前新加坡种族和宗教人口的状况。除此之外，为分析人口的变迁趋势，本文也将结合2000年、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新加坡统计年鉴（2017）》登载的数据一并进行分析。
（二）各种族人口结构分析
以种族分布来看，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以华人为主的多种族国家，这样的种族构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新加坡建国伊始。华人占总人口的绝对优势无论是从公民人口数来看，还是从常住人口数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表1是2015年新加坡0岁及以上按种族、年龄组和性别分的公民人口数，由该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各种族人口数占总体的比重，其中华人占比76.2%、马来人占比15.0%、印度人占比7.4%、其他种族占比1.4%。需要说明的是，表1中的公民人口只包括新加坡的正式公民，不包括持永久居住许可证的人口。从该表中还可以看出，华人男性的数量在60岁以前均超过华人女性的数量，但是从60岁开始，华人女性数量反超华人男性数量，至于马来人和印度人分性别的人口数量演化趋势基本也是如此，这可能主要同男女人均寿命的差异相关。
除了公民人口数体现华人占新加坡公民总体比重的绝对优势外，常住人口的种族构成也很明显地表现出上述优势。表2是2015年新加坡0岁及以上按种族、年龄组和性别分的常住人口数，由该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各种族人口数占总体的比重，其中华人占比74.3%、马来人占比13.3%、印度人占比9.1%、其他种族占比3.3%。从构成比重来看，华人仍然具有人数上的优势，同时印度人的比重略有上升；从绝对数量来看，华人增加的数量最多，印度人次之；从男女构成来看，华人、马来人均从20～44岁年龄段开始女性的数量超过男性，由此可以推测大部分永久居民可能为女性。
从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来看，新加坡的种族构成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都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表3是使用新加坡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15年小普查等资料计算得到的各种族人口构成，其中2000年由于资料可得性原因，只统计了15岁及以上人口数目，而其他年份则是0岁及以上人口数目，2000年的比重结果或许可以说明华人中的少年儿童比重相对其他种族的较少。
（三）各宗教人口结构分析
1.不同居民身份和性别的宗教人口分析
依照新加坡官方确定的宗教类别，新加坡15岁及以上各宗教人口的比重依居民身份有所差异，而且不同宗教人口的性别结构也呈现一定特点。我们从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常住人口三个统计口径来分析新加坡宗教人口结构。首先，从新加坡公民来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伊斯兰教、其他基督教、道教、天主教，但如果将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并计算，这两者的比重可以达到18.25%，则将超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规模，其比重可以排在第2位。其次，从永久居民来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印度教、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同样，我们还可以将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并为一类，但是它们的比重位次没有变化。最后，从常住人口来看，宗教人口比重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佛教、伊斯兰教、其他基督教、道教和天主教，若再将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合并计算，则其比重位次将上升至第2位（见表4）。
从表4还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永久居民，他们当中有宗教信仰的比例都较高，两类人群中无宗教信仰的比例分别只有18.24%和19.77%。表4中以性别比作为性别结构的指标，从各宗教人口的性别结构来看，女性比重整体上更高。首先，从新加坡公民来看，所有的宗教类别中均是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人口，其中道教和伊斯兰教信众的男女比重极为接近，佛教和印度教信众的男女比重较为接近，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信众的男女比重则差异较大。但是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中，男性比重大大超过女性。其次，从永久居民来看，各宗教人口整体上仍然是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但是有两个变化。一个是信奉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男性人口要多于女性人口；另一个是除上述两个类别之外，宗教信众中女性仍然要比男性人口多，而且差距相较于新加坡公民更大。最后，从常住人口来看，除了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信众中男女人口基本持平以外，其余宗教信众中的女性要比男性多，但相差不会太大，只有锡克教、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信众中的男女比重差异较大。
2.不同年龄组的宗教人口分析
我们使用2015年新加坡综合住户调查数据计算了1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不同年龄段的宗教信仰状况，这里将年龄划分成15～19岁、20～44岁、45～64岁和65岁及以上4个年龄段，然后计算不同年龄段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比例，并相应计算了按年龄段和按宗教类别的合计百分比，具体分布情况见表5。首先，按照不同年龄段的宗教人口结构来分析，在15～19岁、20～44岁和45～64岁年龄组中，都是佛教、无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教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在65岁及以上年龄组中，则是佛教、道教和无宗教信仰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如果排除无宗教信仰情况，15～19岁组则是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21]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20～44岁组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45～64岁组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65岁及以上是佛教、基督教和道教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其次，从不同宗教中各年龄段人口比重来看，在各宗教信仰中，基本都是20～44岁和45～64岁组的人口比重最大，其次是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最后是15～19岁组。这种情况同新加坡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同时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随年龄而发展，年少时接触宗教，受到宗教社会化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宗教信仰越发牢固，一般较难改变。
3.不同种族的宗教人口分析
基于不同种族人口结构分析和不同年龄组的宗教人口分析发现，宗教似乎同种族之间存在关联，为进一步验证这种关系，下文将对不同种族的宗教人口分布进行分析。表6是使用2015年新加坡综合住户调查数据来计算15岁及以上不同种族常住居民的各主要宗教比重情况，从该表中可以看出各种族主要的宗教信仰，如华人中有42.29%的人信奉佛教，马来人中有高达99.20%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印度人中有59.86%的人信奉印度教，其他种族中则有55.98%的人信奉基督教，因此可以说宗教确实同种族存在关联。为进一步确证这个关系，我们对相关汇总数据进行了列联表分析[22]，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统计检验达到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而且两者间的克莱姆V系数（Cramer’s V）的数值达到了0.71，这说明宗教和种族之间高度相关。
新加坡种族和宗教群体的价值观分析
（一）问题、数据和方法
1.研究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宗教受到种族的影响，也即一个种族有其特别的宗教信仰及其特征，或者像新加坡华人那样以佛教为主，辅之以道教和天主教；或者像马来人那样几乎只信仰伊斯兰教，但这都是以种族内部而论。我们已经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但同时保持宗教宽容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但种族和宗教的差别会否导致不同种族、不同宗教间的价值观差异？既然新加坡政府已经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它的效果到底如何，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众间是否会出现价值观趋同现象？无论是价值观趋同还是价值观保持显著的多元化态势，宗教在其中的作用如何？上述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新加坡宗教和谐时感兴趣的内容，本文试图能够从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关系角度获得答案。
2.数据来源
已经有研究尝试寻找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或共享价值观[23]，此类研究从描述统计的角度而言，确实发现国家或社会间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在国家或社会内部，这些共同价值观是否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作是国家或社会间是否存在共同价值观的前提。种族和宗教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人口分化和社会文化分化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同价值观以及共同价值观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对此，本部分将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的新加坡样本，对新加坡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价值观进行比较研究。WVS是一个连续的专题调查，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第七轮调查，其中新加坡最新的数据是2012年开展第六轮调查时搜集的，关于该调查的基本介绍可以参看笔者的一个相关研究[24]，也可以访问该调查项目的官方网页[25]。
3.分析方法
作为一项量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使用列联表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在不同种族和不同宗教间进行价值观比较分析。这里使用的主要数据是对价值观的测量结果，测量方法是通过陈述人生目标或者期望来建立一个人物肖像，并让调查对象评价自己与肖像间的相似程度，测量的结果分别是完全不像我、不像我、有一点像我、有点像我、像我、非常像我，上述结果对应1～6分来计分。价值观的维度则包括自我导向、权力、安全、享乐主义、仁慈、成就、刺激、服从、普遍主义、传统10个方面。
4.样本概况
在正式分析之前，我们就样本的人口特征作一简单描述。首先，样本中包含1972名受访者，其中男性有889人，占45.08%；女性有1083人，占54.92%。其次，平均年龄为41.9岁[26]，样本中的最小年龄者为18岁，最大年龄者为89岁。再次，样本的种族构成为：华人1440人，占73.02%；马来人289人，占14.66%；南亚人[27]214人，占10.85%；欧亚（混血）人有9人，占0.46%；白种人3人，占0.15%；其他种族17人，占0.86%。最后，样本的宗教构成为：佛教532人，占26.98%；道教154人，占7.81%；伊斯兰教324人，占16.43%；印度教143人，占7.25%；天主教133人，占6.74%；其他基督教214人，占10.85%；犹太教3人，占0.15%；其他宗教有90人，占4.56%；还有375人没有宗教信仰，占19.02%。将该样本的人口特征分布同新加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较，可以发现WVS的2012年样本中华人比例稍低一点，而马来人和南亚人的比例稍高一点，从种族构成来看，2012年样本同2010年人口普查的情况差别不大。但是由于华人的比重略低，宗教构成中佛教和道教的比例稍低一些，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比例稍高一些。
（二）不同种族的价值观分析
1.信度检验
施瓦茨价值观量表在全球不同地区的研究中已被发现具有较好的测量信度，此处我们通过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来评判其对新加坡样本的适用性，针对所有样本的信度分析表明其信度较高，克朗巴哈系数值达到0.77。不同种族的子样本的信度水平略有差异，其中华人、马来人和其他种族的信度水平整体较高，南亚人的信度水平稍低，但整体都达到了0.7及以上。我们同时计算了价值观量表中分项条目的克朗巴哈系数值，结果显示华人和马来人在各项陈述中的测量信度都较高，但南亚人在所有陈述中的克朗巴哈系数则刚刚达到0.7的水平，说明其信度水平一般，但该量表仍可使用，而其他种族中有若干陈述的测量信度也是如此。不同种族样本的分项克朗巴哈系数值分别见表7、表8、表9和表10。
2.描述统计
我们分别计算了华人、马来人、南亚人和其他种族在施瓦茨价值观量表上的逐项得分情况，通过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和标准差等指标来分析不同种族最认同和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对于华人样本来说，最认同的价值观依次是安全、仁慈和服从，而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则依次是刺激、权力和享乐主义。对于马来人样本来说，最认同的价值观依次是安全、传统和仁慈，而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则依次是权力、享乐主义和刺激。对于南亚人样本来说，最认同的价值观依次是安全、仁慈和传统，而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则依次是权力、享乐主义和刺激。对于其他种族样本来说，最认同的价值观依次是自我导向、成就和普遍主义，而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则依次是权力、享乐主义和刺激。
3.价值观得分的秩和检验
通过对新加坡3个主要种族及其他种族的施瓦茨价值观量表得分进行描述统计，我们初步发现华人、马来人和南亚人最认同的价值观非常接近，虽然在若干价值观量表项目上略有差异，如马来人和南亚人都是安全、传统和仁慈，而华人在安全和仁慈之外还多了服从。但是3个主要种族是否在所有价值观量表项目上得分都倾向一致，还需要统计检验来加以确认，所以接下来我们在3个主要种族中分别进行检验。在正式检验之前，我们首先检验了不同种族样本在各量表得分的分布形态，其中华人样本在几乎所有条目中的得分都不服从正态分布，而其余种族的样本在有些条目中的得分分布是正态的，有些则不是，因此我们统一使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来分析各样本得分的差异。
在自我导向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华人与南亚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有显著差异。在权力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南亚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华人与马来人、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有显著差异。在安全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华人与南亚人以及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在享乐主义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华人与南亚人以及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在仁慈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华人与南亚人、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有显著差异。在成就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华人与南亚人、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有显著差异。在刺激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华人与南亚人之间有显著差异。在服从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华人与南亚人以及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在普遍主义倾向的得分上，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华人与南亚人、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有显著差异。在传统倾向的得分上，马来人与南亚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华人与马来人、华人与南亚人之间有显著差异（见表11）。
（三）不同宗教群体的价值观分析
1.信度检验
不同种族的施瓦茨价值观量表得分不尽相同，通过秩和检验发现，安全、服从和享乐主义在3个主要种族的得分均没有显著差异，结合之前的描述统计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全和服从是3个主要种族都认同的价值观，而享乐主义则是他们都不认同的价值观。另外，虽然之前的分析显示宗教同种族的关联很紧密，但不同种族在施瓦茨价值观量表上的差异是否可以套用到宗教信仰方面，这还有待检验。因此，接下来我们转而分析不同宗教群体在施瓦茨价值观量表上的得分表现，我们首先判断该量表对不同宗教群体的适用性，克朗巴哈系数依然被用来作为评价信度水平的指标值。从表12可以看出，除了印度教信众样本在量表每项价值观倾向上的克朗巴哈系数值几乎都小于0.7之外，该量表对其他宗教群体样本的测量信度都是比较高的，如果只看该量表整体对印度教信众的测量信度，其克朗巴哈系数值也能达到0.703，说明尚具有一定的信度水平。
2.描述统计
受篇幅限制，本部分将不报告各宗教群体样本在每项价值观倾向上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只报告其平均值及标准差，由此我们也能了解各宗教群体样本最认同的价值观和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对佛教信众来说，安全、仁慈和服从是其最认同的价值观，而刺激、权力和享乐主义是其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对道教信众来说，安全、仁慈和服从是其最认同的价值观，而权力、刺激和自我导向是其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对伊斯兰教信众来说，传统、安全和仁慈是其最认同的价值观，而权力、享乐主义和刺激是其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对印度教信众来说，安全、仁慈和自我导向是其最认同的价值观，而享乐主义、权力和刺激是其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对天主教信众来说，仁慈、自我导向和安全是其最认同的价值观，而权力、刺激和享乐主义是其最不认同的价值观。对其他基督教信众来说，仁慈、安全和普遍主义是其最认同的价值观，而刺激、权力和享乐主义是其最不认同的价值观（见表13）。
上述统计描述还进一步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对于分析对象6个主要宗教信众样本来说，他们比较认同的价值观非常接近，基本上都包括仁慈和安全，但这可能不完全是由其宗教背景所导致的。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对仁慈和安全两项价值观的测量分别是“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以及“注重安全的环境，避免任何危险”。就安全价值观的描述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这是任何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需要；而就仁慈价值观而言，现代社会要求其成员成为一个对所属社会有所裨益的人。所以这两项价值观可能不仅仅反映各种宗教信仰的影响，而更可能是反映了对现代人的规范要求。其次，佛教和道教共有的另一项最认同价值观是服从，这或许同其信众以华人为主有联系，而对于华人的行为和心态的解释，可能只用宗教信仰还不够，儒家学说的影响可能更重要，而且在许多人眼里，儒家学说已然是具有教化作用的准宗教了[28]。伊斯兰教一项最认同的价值观是传统，该项价值观还排在第一位，这说明没有哪个宗教的信众像伊斯兰教徒一样对宗教习俗如此看重了。对印度教和天主教信徒来说，他们都认同的价值观还有自我导向，而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自我导向被描述为“具有新思想和创造力，按自己方式行事”，这一点同其他宗教非常不同。最后，从最不认同的价值观来看，刺激、权力和享乐主义几乎是所有宗教信众选择的前三位，但是对于道教信众来说，他们除了权力和刺激之外，排在最不认同价值观第三位的是自我导向，这一选择可能同新加坡官方对道教的认定有关，这里的道教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道教教派之外，还包括其他中华民间信仰，特别是源于广东、福建和海南等地的民间信仰[29]，而这些信仰可能以一种更具约束性的规范形式作用于这些华人移民的后代。
除了从不同宗教信仰角度来分析其最认同和最不认同的价值观之外，表13还可以从价值观角度来分析最认同和最不认同该项价值观的宗教信仰，如此分析的结果同第一个角度的分析虽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宗教信仰在各价值观上的细微差异。以自我导向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道教信徒。以权力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其他基督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伊斯兰教信徒。以安全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没有特别突出的宗教信仰。以享乐主义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其他基督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印度教信徒。以仁慈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佛教信徒。以成就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道教信徒。以刺激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道教信徒。以服从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道教信徒。以普遍主义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佛教信徒。以传统价值观来看，最认同它的是伊斯兰教信徒，最不认同它的则是道教信徒。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在上面的表述中使用了“最不认同”的说法，但这并不表示某些宗教信仰毫不认同这些价值观，而是表示他们在某项价值观上的得分存在相对差异而已，而“最认同”的说法也是同样的情况。
结语：宗教信仰与价值观扩散
（一）研究总结
通过对新加坡种族和宗教人口结构、种族和宗教群体的价值观分析，我们对相关问题有了基本认识。宗教往往和种族紧密相连，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能够反映特定社会的种族形态和结构，新加坡也不例外。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种族移民国家，其宗教信仰形态也受到其种族结构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人为主，马来人、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和其他种族为辅的人口种族结构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意味着各种族特有的宗教信仰也共存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这种共存又是和谐的，其中的缘由需要我们从新加坡官方的宗教政策中寻找，也需要从价值观的角度加以分析。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新加坡各种族之间几乎都认同安全和服从这两项价值观，而都不认同享乐主义价值观，种族和价值观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关联。种族的影响只是表面的，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影响不同种族的价值观，而宗教信仰则是最主要的。因此我们又分析了不同宗教信众的价值观，发现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安全和仁慈是每个宗教信众都会认同和持有的价值观，但是诸如服从、传统和自我导向等价值观又分别体现了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天主教的细微差异。除此之外，新加坡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众都不认同刺激、权力和享乐主义价值观，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这些宗教信众在价值观方面的另一种共同点。
（二）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与价值观扩散
新加坡不同种族混居、不同宗教信仰共存的局面是历史现实造就的，同时也是新加坡历届政府有意为之的结果，而这恰好为不同宗教信仰的价值观的趋同提供了可能性。这里所说的价值观趋同并不是指主要宗教的教义所透出的价值观的趋于一致，而是特指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城市社会的不同宗教信众的价值观趋于一致，这种趋于一致的价值观既来自相关的宗教信仰，也来自政府的引导和强力约束。
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超过73%，这种人口优势也会体现在宗教信仰的传播方面。早期来自中国广东、福建和海南等沿海地区的移民们，在来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将他们故乡的各种宗教和信仰带到了这片土地上，他们通过举行宗教信仰仪式等活动给其他种族的人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形态，更重要的是，他们日常的言行举止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风貌。随着历史变迁，今日的新加坡华人已经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人，这当然不是指国籍身份意义上的，而是指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式上所说，新加坡的华人“已经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自身的文化身份，具有本身的独特面貌”[30]。李显龙所说的独特面貌也表现在新加坡华人的宗教信仰方面，因为这些宗教信仰也已经不能等同于今日中国的宗教信仰，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在扩散自身和吸收外来的基础上生成的。
特别重要的是，这种价值观扩散基础上的趋同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管束，为了社会安定与和谐所采取的国家管理举措，不仅仅是治理理性的需要，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更加深邃的人类智慧。新加坡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倡“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本身就反映了种族和谐与宗教和谐政策的背后有着深厚的价值观基础，而且这种基础源于东方智慧，源于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中“和”的价值观，可以看作是《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灵魂。新加坡这种基于中华文化精髓所作出的治国之策，其本身就是价值观的力量体现，可以说它是作为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代表者即新加坡华人在宗教信仰上最集中和最广泛的价值观展示和扩散，并进而影响到新加坡其他种族和宗教群体。而当说到华人的宗教信仰时，需要注意，我们所说的不仅仅包括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还有更加重要的儒家学说，因为后者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对浸淫其中的人发挥着教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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