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新马分家的历史迷雾(八)：终局谈判

五、终局谈判

（一）你害怕么

8月6日下午4点，吴庆瑞和巴克准时来到了拉萨所在的副总理官邸。这里面积很大，大门由马来裔警卫把守，安保森严。

“艾迪，你害怕么？”

在紧张的气氛中，吴庆瑞突然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

“你要知道我们手上拿着的，是可以分裂马来西亚联邦的法案，已经违反了联邦宪法。只要他们愿意，屋子里的人随时可以以叛国罪的名义将我们投入监狱。”

巴克的回答却是如此平稳和自信：

“我知道危险，但无所畏惧。我毫无保留的相信他们，知道他们不会那样对我。”

"I am award of the danger, but had no fears. I trusted them completely, I knew that they would not do that to us."

巴克的解释虽然略显单纯，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是无懈可击：

“这些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永远不会在朋友背后捅刀，我相信朋友们也不会。”

"There were my old friends. I would never stab them in the back and I knew that they would not stab me in the back."

在这一瞬间，吴庆瑞不由得甚至有些羡慕。

为了推动新马分家，吴庆瑞殚精竭虑，如履薄冰一般处理缓和李光耀、东姑和拉萨之间的分歧。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能够把李光耀的命令当耳边风而自作主张；

为了自保，他也留有心计，向李光耀申请正式书面授权。

但闪闪发光的艾迪巴克而言，这一切似乎都如此的着相。这个年轻人从未质疑自己的朋友，他以赤心相信着李光耀和拉萨等人，也坚信朋友会赤心回报。

“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你和我所做的事情，是把我们自己的脖子伸出去。（We got to be careful, you and I were putting our necks out）”

吴庆瑞依然喋喋不休警告巴克。

警卫们打开副总理官邸厚重的大门，吴庆瑞和巴克进入最后谈判的会场。

这次马来一方迎接他们的阵容比前几次要强大的多。除了老对手拉萨，还有内政部长伊斯迈以及总检查长尤索夫（Inche kadir Yusoff）。

大家在会议室内热情寒暄沟通。

现在，马来西亚副总理官邸内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的终局谈判，居然变成了莱佛士学院的同窗聚会。

这里聚集了原讲师、校友、运动队的队友，在短时间内大家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原本使命，互相开始了热情的交流问候。

吴庆瑞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的秘密武器终于起效了。

（二）分家设计师

七月份时，吴庆瑞为了自保，向李光耀申请了与马来西亚谈判的全部授权。但相对而言，拿到授权书的那一刻，他也必须担负起谈判的全部责任。

权利和责任总是相辅相成的，授权越充分，责任也就越大。

吴庆瑞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每次与拉萨的谈判，他都会精心准备，提前设置话题和目标。

巴克对吴庆瑞的这一点极为佩服，1982年他在口述历史时谈到吴的贡献，称他为分家设计师（Architect of Separetion）。

说到谈判策略，面对面时自然是以利益和实力为优先，但这两样东西往往不受谈判者的控制。

分家设计师吴庆瑞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个谈判中可控因素，那就是提前设置谈判的总体气氛。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谈判双方的总体氛围是友好且严肃认真的，能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比双方处于敌对状态要好得多。

吴庆瑞将巴克作为秘密武器带入终局谈判，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谈判氛围。

艾迪巴克为人正派且绅士，以真性情对待他的每一个朋友，对政治毫无野心。哪怕是目前新马双方所处立场不同，但谈判桌上的三位马来人，都对巴克喜爱有加。

尤其是敦拉萨对巴克的到来感到特别高兴，从大学时代起他就和巴克一起打曲棍球，交情匪浅。

检查长尤索夫也是，他在莱佛士学院比巴克高一年级。两人一起打过橄榄球，且同时参加了学院田径队，一起训练标枪。

至于内政部长伊斯迈，虽然不是同学，但也是巴克的朋友。他出生于柔佛新山，毕业于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政治观点属于巫统中的温和派。

在这种互相友好的气氛下，马来一方以总检察长尤索夫为首，仔细审查了更新后的分家协议，大家都觉得非常满意。

特别是拉萨，当他得知这些协议由偶像撰写时，甚至半开玩笑说只要巴克同意，任何时间他都能给巴克在吉隆坡找一个高薪顶级律师职位。

副总理都这么说话了，其他人也乐得轻松，双方简单商议强调了保密和如何让宪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上半场谈判就此结束，约定晚上7点在拉萨家中进行文件打印和签字。

这一切简直太顺利了，吴庆瑞和巴克满心欢喜回到新加坡大厦，向李光耀汇报进展，谈判前景一片大好。

（三）表兄弟之争Round 2

也许命运之神也觉得过于顺利，始终还是要为谈判增添些许波折。

当晚7点，吴庆瑞和巴克兴冲冲回到谈判桌前的时候，他们惊奇的发现，多了两位“老朋友”。

一个华人，一个印度人，分别是财政部长陈修信和交通部长Sambanthan。

这就是马来人希望的做事风格，马来人优先，马来人占据权力。分家这样的大事，一直到最后阶段，才让华人和印度人有参与的权力。

吴庆瑞很头疼，他和自己的表兄弟已势成水火，对方肯定会找茬。

果然，在审查了文档后，陈修信要求增加一个条款。分家之后，新加坡曾以马来西亚联邦名义对外签署的任何经济协议，例如来自吉隆坡的担保，都将自动作废。

吴庆瑞当然也不甘示弱，他要求增加关于新、马双方未来在经济领域互相合作的条款，而且就要求加在陈修信条款的后面。

已经到了签字的最后关口，这一对表兄弟依然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还好巴克是有十多年经验的剑桥大律师，他挥笔自如，一蹴而就完成了陈修信和吴庆瑞的条款，分别为分家法案中的第8条和第6条。

拉萨看过之后，率先带头表示无异议。陈修信唯马来人马首是瞻，领导既然已经表态，也不好继续搅局。

新马分家法案，就此定稿。

（四）拉萨最后的疑虑

8月6日晚9点左右，李光耀依然在新加坡大厦等待消息。

从下午吴庆瑞向他汇报的情况来看，应该只剩签字而已。但最得力信任的两位下属几个小时还没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这让他感到如坐针毡。

此时的副总理官邸，吴庆瑞正在以回新加坡大厦吃晚饭为名义，向拉萨告辞，借口是自己正遵医嘱只能吃特殊食谱。

但拉萨一把拉住了吴庆瑞，让他和巴克就在自己家里吃饭，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到：

“你想吃什么，我这里都能提供。况且我已经通知门口警卫，没有招待好，不会让你出门。”

吴庆瑞和巴克无奈的对视一眼，看来在协议签署之前是暂时回不去了。

于是在秘书打印文稿期间，谈判变成了饭局，拉萨甚至拿出了私藏好酒让大家尽欢。

酒意正浓时，拉萨避开吴庆瑞，偷偷拉住巴克，问出了他心中困扰已久的问题：

“艾迪，作为一个老朋友，你能向我保证哈利会签字吗？

（Eddie, as an old friend, can you assure me that harry will sign?）”

拉萨视李光耀为政治对手，他了解自己这位老同学“终极目标”是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

虽然曾得到过吴庆瑞的答案，但拉萨并不全信，他更愿意相信老队长艾迪巴克。

巴克毫不犹豫向拉萨保证，李光耀肯定会签署分家协议，这才打消了拉萨最后一丝疑虑。

（五）不流血的政变（Bloodless Coup）

1960年代还没有方便的电脑打印，文件还需要靠人在打字机上一个一个字母的敲出来。类似于分家法案这样重要的宪制文件，如果哪怕有一个字母错误，整篇文档就需要重打。

马来打字员很少打印这样的法律文档，以至于错误百出，进度极慢。巴克不得不给新加坡大厦打电话，请来了新加坡内阁秘书黄水生和李光耀的个人助理张万福来打字。

一直等到午夜后，新马分家法案终于准备好了。

这时双方的酒局居然还在继续，除巴克之外所有人都喝多了。

拉萨看都没看就直接签字，他成为第一个在分家法案上签名的政治家，紧接着是伊斯迈、陈修信和Sambanthan。

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向谨慎，且叫嚣自己正在遵医嘱进行特殊饮食的吴庆瑞也喝多了。他也没看内容，大笔一挥成为新加坡方第一个签署人。

只有巴克的律师职业习惯发作，作为在场唯一还算清醒的他，想最后再检查一遍文字。

这时候，老朋友拉萨发话了：

“艾迪，这是你拟的稿子，也是你们的人打的字，还有什么好读的？”

“Eddie，it’s your draft, it’s your chap who typed the final document, so what are you reading it for?”

于是巴克也没读最后的稿子就瞎签（马来语：sign buta）了。

这时已是8月7日凌晨，酒终人散，吴庆瑞与巴克与马来一方互道晚安，终于回到新加坡大厦。

巴克向李光耀递上那份尚带酒气的分家协议，李光耀爽快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自己前半生的努力即将化为乌有，但也能从此摆脱巫统的困扰，李光耀不禁感慨万千：

“谢谢你艾迪，这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Thank you Eddie. This is a bloodless coup.”

从政仅九个月的巴克，以其扎实的法律功底、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高超的沟通技巧，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分家协议的撰写和签署，促成了这个不流血的政变。

至此艾迪巴克的工作完结，他即将乘坐早晨第一班飞机回到新加坡。

（六）法案上的空缺签名

艾迪巴克从大舞台中央退下，现在轮到李光耀来劝说他所有的内阁成员来签署这份法案了。

很快，长途电话打到了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和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家中，要求他们连夜出发，尽快开车来吉隆坡。

李光耀知道他的内阁中，这两个人是对分家持否定态度的。为了不让杜进才和拉惹勒南在旅途中交流从而坚定反对分家的决心，李光耀在电话中打了一个时间差，让两位阁员分头前来。

8月7日清晨，杜进才开车先到新加坡大厦。不久之后，社会事务部长部长鄂图曼渥开车送拉惹勒南也到了。

看到会导致马来西亚联邦分裂的法案，杜进才和拉惹勒南非常痛苦，他们思前想后，折磨了几个小时，不愿意签字。

杜进才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太平市出生和长大，他的家庭长辈都留在了太平。

拉惹勒南是出生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却在马来西亚的芙蓉长大，对马来西亚感情深厚。

此外，杜进才和拉惹勒南两人均在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由人民行动党牵头成立的反对党联盟，详见第二集）中担任要职，正准备一起为了1969年大选努力。

如果就此签字同意新马分家，他们深感自己背叛了总机构的其他政党领袖们。

对面这种情况，李光耀也有些懊恼，他决心最后再去见一次东姑，也尝试为马来西亚联邦做最后的努力。

8月7日中午，李光耀来到首相官邸和东姑会面。

不知是故意还是真忙，东姑让李光耀在会客室等了四十分钟，才结束会议出来会面。

这是自从5月27日李光耀在马来西亚国会用马来语发表演讲后，两个人的第一次会面。

两位前朋友，现政敌在这个场合见面，分外唏嘘。他们也曾经是至交好友，一起为了向殖民者争取各自国家的独立而并肩奋斗过，一起打击共同的敌人、合作组建联邦，也一起在金马伦高原上切磋过高尔夫球技。

今夕何夕，时移事易，物是人非。

李光耀先打破沉默：

“我们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成立马来西亚。从1954年到1963年，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岁月都是用来争取马来西亚成立的，至今还不到两年，你真的想让他分裂？难道不认为恢复松散联邦制更明智？”

但东姑用坚定的眼神和肢体语言，摧毁了李光耀最后的努力：

“不，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

只要你们在任何方面和我们挂钩，我们都难以成为朋友。因为我们会介入你们的事务，你们会介入我们的事务。

明天当你们离开马来西亚，我们不再在国会或者选区争吵后，会再度成为朋友。我们彼此需要，会再次互相合作。”

李光耀原本就保留联邦这个话题准备了很多说辞，但他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一旦发现东姑态度坚决，就转而进入第二个话题。

他告诉东姑，现在杜进才和拉惹勒南，可能还有其他几位新加坡部长对马来西亚有感情。希望东姑能面见这些部长，帮忙说服。

东姑没有同意与这些部长们面谈，但在李光耀的一再恳求下，他写下了一封亲笔信送给杜进才等人。

信写得很仓促，没有封口，李光耀拿起来浏览，内容如下：

亲爱的进才：

写这封信告诉你，我非常认真考虑过同新加坡分家的事。发觉为了我们的友谊以及马来西亚总体的安全与和平，绝对没有其他出路。

如果我的影响力足够大，能完全控制住局面的话，也许可能延迟采取行动。但我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在还在劝人们容忍和忍耐的时候，以这样的友善方式结局彼此的歧见，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我最诚挚的要求你同意。

东姑阿都拉曼（签名）谨启

李光耀拿着东姑的亲笔信回到新加坡大厦，他的几位部长们还在苦苦纠结。杜进才甚至开始了Pros & Cons分析，在一张纸上中间画一条线，把赞成分家的好处和坏处分别写在左右两边。

东姑的信最终结束了他们的痛苦，分家已经无可挽回，杜进才先签，拉惹勒南随后也签了。

就在杜进才和拉惹勒南犹豫未签字的这段时间内，有人将这份尚未完成签字的新马分家法案进行了复印，并带回了新加坡进行存档，最终被收藏在最高法院二楼的陈列室内。

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文件上空缺的签名，敏锐感觉到这份宪制文件的背后，可能存在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经过多方查阅资料，才有了各位读者看到的，这近10万字的新马分家系列。

至于把文件带回新加坡的人是谁？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但从各位当事人的行动时间上看，只能是在8月7日早晨乘坐飞机离开吉隆坡的艾迪巴克。

作为在本系列中本人最偏爱的角色，我查阅了艾迪巴克的口述历史档案、阅读了他的传记。我专门为这位在中文网络籍籍无名的法律部长撰写了番外，目前在各平台的阅读量已上百万。

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再回到8月7日，李光耀当天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加坡的部长们一个个召唤到吉隆坡，然后说服每一个人在分家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大名。

整个新加坡大厦热闹非凡。

当时年仅13岁的李显龙与母亲一起从金马伦高原来到吉隆坡与李光耀会合，晚上就居住在新加坡大厦。

他在2015年新加坡成立50周年的电视访谈中谈到：

我记得那天晚上孩子们睡在吉隆坡淡马锡大厦我父母卧室的地板上，因为大厦里全是从新加坡赶来的部长。每隔一段时间，我父亲都会从床上站起来做一些事的笔记，然后躺下休息。但显然他没睡觉。那天是1965年8月7日，即新马分家前两天。

I remember the night the children slept on the floor in my parents’ bedroom at Temasek House in Kuala Lumpur, because the house was full of ministers who had come up from Singapore. Every so often, my father would get up from the bed to make a note about something, before lying down to rest again. But obviously he wasn’t sleep. The date was 7 August 1965, two daysbefore Sepa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