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时代价值观改变 新加坡年轻一代看淡‘努力成功学’
作者:蓝云舟
新加坡今天的经济成就,得益于前几代人刻苦耐劳、勤俭节约所积攒下来的财力基础。
这符合东方社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观念,强调要过上好日子,先决条件是努力奋斗。
但随着时代条件不同,社会价值观也出现变化,这些改变是否意味新加坡社会逐渐舍弃向来被奉为圭臬的重要素质?
本地社会是否不再以经济成就为主要追求?当“努力工作”这个经济引擎不再享有品牌保证,又该靠什么来保持新加坡的活力和影响力?
本期《实况报道》透过不同世代的不同价值观,寻找答案。
一项价值观研究发现,将工作列为个人优先关注事项的新加坡人逐年呈下降趋势。(档案照)
“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这样的观点在朝新经济时代迈进的新加坡社会逐渐被淘汰。一项价值观研究发现,将工作列为个人优先关注事项的新加坡人逐年呈下降趋势,年轻一代也不如年长新加坡人般笃信努力必然带来成功的信条。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IPS Social Lab)上月就最新的202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发表对本地的研究结果。研究显示,在个人优先关注事项上,认为工作占据重要位置的人达82.6%,相比2002年(90.8%)和2012年(84.9%)呈下跌趋势。
被问及努力工作与人脉和机遇之间,何者是更具决定性的人生成功要素,近半数新加坡人选择前者,不持立场的约占三成,余下两成选择后者。
学者:解读努力及回报与薪酬模式有关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世代对于努力能否决定成功看法不一。年满65岁受访者中,每五人就有三人认为努力才能过好日子,但21岁至35岁受访者中,每五人只有约两人持相同看法。
这是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次展开全球研究,我国也曾在2002年和2012年参与第四和第六次研究。去年再次参与并有2012名来自不同年龄层、教育背景和收入阶层的新加坡人接受访问。
曾参与2002年世界价值观研究调研工作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受访时指出,不同世代对努力及努力的必然回报有不同解读,与不同时代背景的薪酬模式有关。
陈恩赐指出,过去的劳动阶层按工时获得酬劳,耕耘越多,收获也就越大。白领工人中一般按资历获得擢升,因此越勤奋就越可能在“适合升职”时获得提拔。“不过近年来,擢升条件更多是工作上懂得动脑筋、对机构有贡献,以及被置于能发光发亮的岗位上。因此,单凭努力工作可能无法获得高层管理肯定,或是较不受重视。”
陈恩赐也认为,当今社会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此不如过去那么重视劳作。工作上过于卖命,甚至可能会被视为牺牲了家庭生活质量。“随着经济转型,认为努力必然带来成功的人会继续减少。不过,除非所有工作都能由机器代劳,否则还是会有一些人必须努力拚搏才能过上好日子。”
新加坡以先辈刻苦耐劳精神立国。受访学者认为,虽然代际价值观出现变化、新加坡人较不看重工作,但不代表国人不追求卓越。唯才是用的价值观也仍对新加坡人有着指导作用。
国人追求经济成就也看重社会人性发展
领导此次研究的社会研究室主管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指出,更多新加坡人意识到,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努力,还包括人脉、兴趣、热忱等不同因素。相比过去“努力用功取得学业成就,就意味事业成功”的思维,新加坡人较看重合适的工作配对,对所从事工作也要感兴趣。“新加坡人仍非常重视自己的表现能受到赏识,也对竞争保持开放态度,因此我们还是相信唯才是用,只不过我们寻求提高工作与生活和谐。”
研究也探讨新加坡人在国家层面上,会如何在不同优先关注事项之间作取舍。本地受访者在经济稳定、更富人性社会、重视想法多于金钱,以及打击犯罪四个选项之间选择他们心目中的两项优先事项时,62.7%将经济稳定列为第一选择,显示本地社会很大程度上仍以经济挂帅。
以“朝较不冷漠、更富人性社会前进”作为第一选择的受访者虽只占22%,但有40.8%受访者以此作为第二选择,高于其他选项,说明新加坡人追求经济成就之余,看重社会人性发展的一面。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1月举办了新加坡透视论坛。在一场关于领导力价值观与素质的研讨会上,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海峡时报》特别任务总编辑韩福光提出,建国元勋“先有价值观,后有政策”,当时的领导人之所以受尊敬,是因人们更能理解政策背后的价值观。当今世界因社交媒体而变得嘈杂,领导人以价值观而非政策建立与人民的联系,显得更重要。
在价值观出现变化、民众不只从工作上追求满足的当今社会,领导人要激发新加坡人继续靠自己的一双手成就非凡、在世界舞台上占一席之地,也必须将人民的诉求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动纳入考量。
陈恩赐说:“这意味领导人应激发人民过上成功、全方面的生活,而不是狭隘地专注于只有一个维度、以物质成就为中心的生活。但这意味我们须确保每个公民都能有得体的生活质量。”
大部分人赞同孩童须品行良好
新加坡人认为良好品行、有责任感和尊重他人,对孩童来说是最重要的品格(qualities),但对努力用功、节俭和听话等品格的重视则式微。
近八成受访者在本轮研究中,将良好品行列为孩童应具备的品格。这是调研团队首次将它列入选项清单。
新加坡人也继续视责任感为孩童重要品格。选择此选项的受访者在2002年占85.4%、2012年占约七成,本轮研究则占72.7%。
认为孩童应学会“容忍与尊重他人”的受访者比率同样居多,达64.4%。
排在第四和第五位的品质分别为独立(55.7%)和努力用功(48.5%)。值得注意的是,在2002年和2012年研究中,选择独立的受访者皆在七成以上,显示本地社会对孩子独立的重视呈下跌趋势。
同样的,过去两轮中认为努力用功是孩童重要品格的受访者多达六至七成,本轮研究却减少至一半以下。
研究也发现,本地社会越来越不认为孩童必须具备勤俭品格。选择此选项的受访者从过去两轮的约47%骤降15个百分点。
此外,认为孩童必须听话的群众也从约20年前的46.9%,一路减少至如今的16.9%。
报告指出,不同年龄层一致选出良好品行、责任感和尊重他人作为孩童最重要的三大品格。不过在其他品格选项中,较年长受访者比起较年轻受访者更倾向于视努力用功、勤俭和听话为孩童的重要品格。
51岁至65岁和65岁以上两个年龄层中,将努力用功选为重要品格的受访者比率分别是51.2%和55.9%。选择此选项的21岁至35岁和36岁至50岁受访者则分别仅占49.3%和42.2%。相比下,较年轻世代更重视独立。上述两个较年轻群组中,认为独立重要的约占六成,在51岁至65岁和65岁以上群体中则分别占52.8%和47.7%。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管马修博士解释,这些价值观的变化指出,更多新加坡人认为新经济形势所需的品格与旧有的经济环境不同。
“现今社会把听话视为遵从,这看起来与新经济中受高度赏识的创意背道而驰。更何况努力用功与节俭虽然对很多人仍旧重要,但被视为过上充实生活的绊脚石。”
本地社会更能接受女性当领导
本地社会支持性别平等,也比大多亚洲社会更接受女性担任政治和商业领导职务。
受访者在研究中就一系列性别特权课题发表看法。研究显示,每三人中有超过两人不认同“男性担任政治领导比女性出色”的说法,同意的则占31%。
调研团队指出,比起2002年(56.3%)和2012年(46.5%),认同男性更能胜任政治领导职务的比率减少,显示本地社会越来越能接受女性担任政治家。
相比马来西亚(58.2%)、韩国(52%)、中国大陆(50.4%)等亚洲社会,我国对女性政治家的接受程度也较高。我国也比上述社会更正面看待女性担任企业主管。被问及是否同意男性担任企业主管比女性出色时,不到四分之一的本地受访者表示同意,多达76.6%不同意。
另外,认同大学教育对男生比对女生重要的受访者仅达17.6%,不同意的占八成以上。这显示本地越来越少人认同特定性别享有更高权益的观点。
被问及“当家庭主妇是否与有薪工作一样让人有满足感”时,每三人中就有两人同意。这与2012年的66.4%大致相同,但比2002年的75.3%来得低。这也与受访者对在职母亲是否影响孩子福祉的观点上相似。对于问卷提出“母亲如果入职受薪,孩子会因此而受苦”,表示不同意的受访者多达64.4%。
过半(52.2%)民众也不认为工作短缺时,男性比女性更有受雇的权利。这比其他参与研究的亚洲社会来得高。同样的,过半(52.1%)民众不同意“女性比丈夫挣更多钱会引发问题”,不持立场的达26.4%,同意的则占21.5%。比起2012年的研究,当时表示不同意的仅达34.8%,约四成民众对此不持立场,同意的则占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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