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医闹”还想全身而退？新加坡可不惯这毛病

医生，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他们行医问诊、救死扶伤，是众人眼中的白衣天使。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规模爆发，更有无数的医护人员奔走在抗疫工作的第一线，奉献自己的力量，甚至不惜为此牺牲生命。提起医生，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感激和尊重。

然而谁能想到，新加坡就有这样一位奇男子，在疫情期间，以一己之力，为新加坡“医闹史”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然地，他也没讨到什么好果子吃。

01. 新加坡“医闹”事件回顾

中国向来被认为是“医闹”事件的高发地。

2017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中国30个省份的2800多名医生中，有83.4%的医生经历过医疗场所暴力行为，24.1%曾遭受过身体攻击。

反观新加坡，医患关系在这座城市似乎相当和谐，也很少有医患纠纷见诸报端。但其实，“医闹”现象在新加坡也是存在的。

最近的“医闹”事件发生在2020年7月4日。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49岁的哈默诺尔摔倒后表示呼吸困难，被送进中央医院的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病房接受治疗。

哈默诺尔入院后，发现病房里没有其他病患，没人陪他聊天，一个人非常无聊。再加上插了导尿管，他的下身也不是很舒服。心理上的寂寞和生理上的不适共同作用之下，他按捺不住开始大发雷霆，吵着要出院，把尿袋丢在地上，还破口大骂医生和护士。

实际上，因为哈默诺尔出现了呼吸不适的症状，医院为他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医院自然不能放任他出院。

一名男医生随即上前解释他得留院观察的原因，但他充耳不闻，并在医生走出病房时，向医生吐口水，口水都落在医生的头部及右手臂上。

医护人员一看控制不住，就找来保安人员协助。一名男护士在保安人员协助之下，又上前劝说哈默诺尔，说明他的新冠检测结果还未出报告，暂时不能出院，他听后又向医护人员爆粗口。

医院于是决定报警。

警方抵达后，哈默诺尔要求取下尿袋，护士向警员解释说，尿袋必须等医生来处理。警察在向他转达了护士的回复后，他彻底失去了耐心，在病房里大喊大叫，还两度向警察吐口水。

事后，哈默诺尔面对六项控状，包括两项蓄意伤害公务员罪、两项抵触防止骚扰法令罪、一项刑事武力妨碍公务员执行任务和一项刑事暴力罪。主控官以其中四项提控，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

哈默诺尔于今年1月29日认罪，被判坐牢九个月。

更令人跌掉眼镜的是，他在2020年7月进行"医闹"时还处于假释期间，因此他还得额外坐牢61天。

再往前翻，新加坡的上次“医闹”事件都是在2014年了。

2014年9月，新加坡一安哥住院后无礼闹事，经常找医护人员的麻烦。

出院时，医生在总结上如实填写了其不太配合治疗的情况。这位安哥很生气，要求医生将这段评语删除，否则就让医生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麻烦。 医生坚持立场，拒绝删除，岂料安哥到附近的茶水间拿一壶热牛奶直接泼向医生脸部和胸部。

被泼医生虽马上用凉水冲洗被烫部位，身上的红肿部位仍在一天后才慢慢恢复。

之后他在庭上承认对医生动手，最终被判罚款1500新币。

再向前追溯，2012年10月的一起医患纠纷也算一场“医闹”。

2007年，时年46岁的蔡先生因急性椎间盘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突出接受了手术，当时的手术医生是YueWai Mun医生。术后，蔡先生认为他的情况没有好转，手术中存在医疗疏失，就在2012年10月将手术医生及中央医院告上了法庭。

经过调查，罪状不成立，瘫痪是因为病症本身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做手术的话很可能都无法恢复到现在的状况。结果蔡先生败诉，并且还需要支付医院以及YueWai Mun医生高达54万新币的诉讼和律师费用。

…… 老实说，以上任意一种情况，跟中国的那些大型医闹事件相比，都排不上号。但在新加坡，哪怕是辱骂、污蔑医生，罚款与赔偿也都是基本操作，敢动手，就更要做好坐牢的心理准备。

可以说，敢在新加坡“医闹”，就别想全身而退。

02. 鲜有“医闹”，原因何在？

不只在中国，医患纠纷其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据统计，美国每年的医患纠纷大约是每100个医生中就有15起，概率并不低。

相比之下，人口稠密的新加坡却鲜少出现医患纠纷，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新加坡的患者对医生的态度大多非常尊重和信任。

在新加坡，成为一名医生的门槛很高。

新加坡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是所有专业中最高的，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有可能进入医学院。新加坡有句谚语，“全国最聪明的大脑都在医学院”，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医生转型来的，比如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同时，新加坡还对医学专业的学生采取“严进严出”的培养考核模式，优秀的毕业生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储备，还要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所以新加坡医学院毕业生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美誉度，社会地位很高，普遍受到尊重。新加坡政府也在全社会营造医生职业的荣耀感。

在新加坡和人闲聊，如果提到职业是医生，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竖起大拇指称赞。

除了尊重，新加坡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也较高。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患者就医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医生之间的信任感，缺乏信任感必然导致医患对立情绪。

新加坡医学院毕业生在各专业毕业生中薪资水平一直稳居排行榜前三名。较高的薪资水平使得医生有足够经济实力，不被“潜规则”诱惑，大多数医生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患者，严格按照医学操作流程医治病人。

同时，新加坡与医疗相关的一切都有明确的标准，卫生部对手术费用、手术的具体方式和用药规范都实行严格监管，在医疗用药、医疗设备、法医鉴定和防辐射保护等方面也都有相关条例。

这样就很大程度遏制了医疗行业权力寻租，医院腐败，医生回扣这些问题，保证了病人的利益和安全。

而且新加坡的医院非常重视医生的服务态度，年轻医生会接受专门的和患者沟通交流的培训。来自患者的评价是医生奖金高低的衡量指标。得到一定数量好评的医生，能佩戴名字镀金的胸卡。

几方面共同作用下，新加坡医生据在民众心目中建立起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口碑，信任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次，新加坡通过普及医学常识提高全民医学素养，患者严格遵循医嘱。

医疗行为由于专业性强，不充足的沟通非常容易导致医患之间的误解，如果因事小而不重视，逐渐就会升级为不信任和敌对。

新加坡在公众基础医学常识教育方面走在前列，普及医学常识主要由医院通过媒体来负责。

在新加坡，患者必须听从医嘱，否则一旦导致不良后果，可能面临严重的责罚。这和新加坡出了名的“管教严格”一脉相承。而医生因担心被牵连，也会谨慎行事。

2015年6月26日，在新加坡中央医院一名58岁的女性患者在切除脑膜瘤手术后3日，因大出血病逝于家中。患者家属将中央医院告上法庭，经独立医学专家调查后认为，患者在术前一周饮用冬虫夏草是导致大出血的主要原因。

新加坡中央医院并不是简单地以胜诉了事，而是在媒体采访中详细向民众普及医学常识，冬虫夏草并非保健品，而是一味中药，如若要进行医疗手术须提前一周停用，并要具实告知医生。

再次，新加坡通过合理的医疗制度，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

和谐的医患关系，不仅是患者对医生单方面的尊重和听从，也是医患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新加坡，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充分保障患者的合法权利，尊重病人。

为缓解医患间的供需矛盾，新加坡严格实行分级问诊制度、加大引进医疗人才的同时，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制度。

举个例子，患者在进入医院进行相关医学检查时，若涉及隐私性疾病检查，医生必须要取得患者的授权，否则将面临侵犯患者隐私权的控告。

新加坡人以爱投诉著称，因此投诉特别多，而且还有而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不可理喻的要求。

但新加坡医院对入院患者的投诉高度重视，各级医院都设有专门的纪律和投诉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患者的投诉，对医生的违纪行为进行惩处。在新加坡，医院只要接到投诉，就会给予全力调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充分尊重患者意见的同时，新加坡也通过严格执法，给医生营造安全的接诊环境。

在新加坡医院的很多病房中都能看到这样一条提醒：

大红字醒目地指出：辱骂医护人员是违法的行为。

根据新加坡《防骚扰法案》规定，辱医者最高可被处以罚款5000新币，或监禁长达12个月，或两者兼施。

这就在法律上，为医生的安全加了一道保险。

在执行上，新加坡对于辱医和伤医事件更是零容忍。

上文中提到的几个辱医者最低也被处以1500新币的罚款，严重的还被送去坐牢，这就体现了新加坡严格执法、保护医生的决心。

最后，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医患双方秉承的原则都是走法律途径、依法裁决。

新加坡法律严格、细致，法治精神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旦出现医患纠纷，患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一方面，患者在提出法律诉讼后，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一旦在法律诉讼中败诉，患者不仅要承担高额的律师费用，更不会从医院获得任何出于人道主义的救济，从而有力遏制了医闹现象的出现。

另一方面，为了节约法律资源，维系和谐的就医环境，法院设立纠纷解决中心，鼓励医患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调解，达成仲裁协议。

医患纠纷调解制度的推行得到了医患双方的支持，不仅为双方节约了高额的诉讼费用，更节约了大量宝贵时间，避免陷入冗长的司法诉讼程序中。协商一致的调解原则能使双方在调解过程中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更有助于维持甚至巩固医患之间的关系。

总结一下，新加坡之所以鲜少有医闹事件发生，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五点：

全民医学素养较高；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尊重程度高；

医疗制度合理，患者权益得到保障；

法规保障，医生接诊环境安全；

医患纠纷走法律渠道解决。

这背后，都是新加坡政府在致力于解决医患纠纷问题方面不断做出的调整和努力，很多内容对中国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近几年，中国各地时有医闹现象发生，屡禁不止。因医闹事件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情况都出现过，多次将医患矛盾尖锐化的问题推到舆论关注的风口浪尖。直到今天，呼吁“医闹入刑”的说法还是到处都有。

其实，中国于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已经新增了医闹入刑条款，其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但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其对于减少医闹事件的作用依然有限。

据统计，自2019年至2020年4月，中国人民法院共计一审审结杀医、伤医、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等涉医犯罪案件159件，判决生效189人。

医闹入刑固然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医闹只是恶果之一，要从源头上解决医患纠纷的“病因”，还需要在许多方面共同发力。

借鉴新加坡的医患纠纷解决之道，中国未来可以着重提升社会对医生职业的认可和尊重、公平合理地处理医患纠纷、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度、提高全民医学素养等等。

只能说，中国想要达成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路还有很长。

资料来源：

1. 联合早报：验冠病报告未出 没得出院吐口水 大闹病房 蛮汉监9月

2. 21世纪经济报道：新加坡智库如何看待中国医闹

3. 出国看病那点事儿：医闹何时了？新加坡医生的看法是这样——

4. 保和海外：新加坡的医患关系紧张吗？

5. 新加坡圈：为什么新加坡鲜有“医闹”？和谐医患关系原来因为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