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学生性工作者出书　揭露业内鲜为人知的秘密

本地性工作者Ashley为大众揭开新加坡性产业的神秘面纱。（新报示意图）

作者 郑智浩

24岁的你过着怎样的生活？对社会又有怎样的体悟？ 对看惯暗夜红尘，中学毕业后就在风月场所打滚的Ashley（化名，24岁）而言，两条社会法则最为受用：

做事要绝对小心谨慎。

绝不要轻易坠入爱河。

拥有五年“高级伴游女郎”（high-end escort）资历的Ashley，是本地一名半工半读的商学院大学生，白天与一般大学生无异。

夜幕低垂时，她才换上高级伴游女郎的身份，满足顾客们的需求，过着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她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沉着地说：

“称自己为妓女（Whore），我很自豪。”

Ashley的工作内容自然属于“不可描述的事”，她最近将自己的奇特经历撰写成回忆录《绯红妓女：我的双重人生》（Scarlet Harlot: My Double Life，简称《绯红》）。

书中以平铺直叙的写法，揭露了新加坡性产业鲜为人知的一面，揭示一个个男客户为何肯支付上千新元，换取性工作者的慰藉，以及在交易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行为与要求。

《绯红妓女：我的双重人生》（Scarlet Harlot: My Double Life）（Epigram Books）

作为一名专业的“派对女孩”，她曾被男客户要求用脚踢他们的生殖器、一名戴头套的客人要求她帮忙掐住颈项助兴、还有每夜吸食混搭的毒品，来换取相应的报酬。

在客人付费的两小时内，她可以让客人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Ashley在《绯红》写道，性工作者这个行业也分为三六九等，以工作层级、肤色和国籍来区分其商业价值。

在这个金字塔的最底端，是那些KTV小姐。最顶端的则是如同她一般的高级伴游女郎，有机会跟随非富即贵的顾客乘飞机环游世界。

Ashley毫不避忌地说： “越南与泰国籍的伴游女郎更漂亮，但她们在沟通方面并不聪明。她们很漂亮，称得上是‘花瓶老婆’（trophy wife）或‘妖娆女人’（bimbo），但语言障碍却让她们缺乏交流能力。”

如Ashley一般的新加坡华人的伴游女郎，价格会稍微昂贵一些，“因为我们更聪明一点”。

芽笼红灯区站在街边招揽顾客的流莺。（路透社）

性工作者能赚多少钱？

Ashley受访时拒绝透露具体金额，但记者从她的一身华丽的行头和大笔花费，大概可略知一二：各大名牌商品、价值1万2000新元的隆鼻与下巴整形，以及大学全额学费一次过付清。

冠病疫情的来袭让Ashley生意大受影响：

“冠病大流行导致我难以接客，收入减少了大约60%。值得庆幸的是，我有一群常客，仍愿意支持我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与其他人相比，我还算比较幸运的。”

Ashley：“我有一群常客，仍愿意支持我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示意图）

性工作是一门讲究的生意

就读商学院的Ashley颇有商业头脑，谈起事业来“头头是道”。

她自视为一名“企业家”，摆卖的商品就是“自己”。为此，她列出商业成本与管理费用等细则：

参加瑜伽课程，保持好身材；

购买名牌包包，或奢华的美容保养品，保持专业形象；

例常进行身体检查，确保健康安全，以便持续服务客户。

与其他合法行业一样，性产业也受到市场竞争与现代化的影响。

Ashley表示，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也严重打击了性产业原有的工作模式与商业价值。

针对日益受现代人喜爱的线上约会平台，Ashley指出：

“如今，新加入的伴游女郎越来越少，‘甜心宝贝’（sugar babies）反而越变越多。Ashley Madison（专门为已婚人士提供交友、约会服务的社交网站）让女孩们觉得赚大钱很容易，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性产业受到市场竞争与现代化的影响。（新报示意图）

一段血泪的过往：为升学而步入性行业

面对新血不断涌入的激烈竞争，Ashley不以为然地称：

“你无从得知这些女孩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也许她们不是为了购买奢侈品，也许她们是真的需要钱。”

Ashley就有一段悲惨的童年经历。

年幼时父母离异，双方都不愿照顾她，最后交由外婆抚养长大。

父亲若干年后在外重组新家庭，只供她完成中学学业，年仅16岁的Ashley生活顿时失去经济支柱。

为了争取更好的未来，她误打误撞应聘了一则招募，只因上面写着“每天可赚取300至400新元”。

就这样，她成了新加坡性产业的一员。

父亲断了经济来源，Ashley被迫出外谋生。（示意图）

问及父亲对她的影响，Ashley直言不讳地说： “基本上，是我的父亲让我成为了一名伴游女郎。如果他资助我完成学业，我现在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很多人都以为可以短时间从事性工作，赚到钱后就走人。没那么简单，出卖肉体怎么可能不改变你？”

相信不少人都以为陪游女郎的工作非常轻松，哪会有压力？

但Ashley透露说，男顾客在言语上的嘲讽轻蔑、让她很长时间深感自卑，认为自己是最低贱的人。这种无形且无所不在的压力，让她一度寻死但不成功。不过长期以来，却出现进食障碍和压力引起的偏头痛。

她在《绯红》一书透露， “在我19岁决定成为一名性工作者之前，确实有考虑其它选项。但我当时决定，最重要的是，我需要金钱来支付学业。我必须承认，我做陪游女郎不仅是为了钱，也是考虑到时间与生活方式的灵活性。”

只有这样的工作安排，Ashley才能兼顾学业与职场，于是就踏上这条不归路。

未放弃“新加坡梦”：一名丈夫、一套房子、两三个孩子

Ashley准备在大学毕业后“金盆洗手”，离开历经五年的性产业工作，成为一名专业的白领丽人。

她表示： “虽然伴游女郎的报酬不错，但我必须考虑到简历上要如何解释这段‘空白期’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从事正常工作的原因。如果简历上有‘空白期’，日后在应对未来雇主时肯定会出现问题。”

尽管Ashley一开始就立下flag说，“早已放弃爱情”，但她仍与普通新加坡人一样，拥有一个“新加坡梦”，即一名丈夫、一套房子与两三个孩子。

她坦然说： “我还是想要。我来自一个不那么好的家庭，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生长在一个好的家庭。”

新加坡芽笼红灯区几家营业的店面。（互联网）

在古代礼教根深蒂固的东方社会中，像Ashley这样的性工作者，往往都与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在某些人眼中，Ashley就是一名被标上“败坏纲纪、不知羞耻、投机取巧，与社会风气相悖的妓女”。

被问及选择这个行业可曾感到后悔或愧疚时，Ashley斩钉截铁地说：

“作为一名性工作者，双方互相交易，你情我愿，我为什么要感到愧疚？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内疚。不要因为你不喜欢性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就瞧不起她们，她们只是从事著性质不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