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言论环境变迁：从管控到相对宽松的影响
回溯过去十余年，中国言论环境的演变令人感慨。2013年，中央发布9号文件，明确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整肃，高校被要求避免讨论包括‘司法独立’、‘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在内的七个敏感话题。这标志着对前总理温家宝所倡导的普世价值观点的全面否定。当时，《南方周末》因在新年献词中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而被迫撤稿，随后编辑团队被更换，整个南方报系的影响力逐渐式微。社交平台如微博和微信也弥漫着紧张氛围，人人自危。甚至连知名艺人赵本山也因不明原因受到冷遇，他曾困惑地表示愿意改正错误，甚至提出将个人财产全部上交国家。与此同时，天则经济研究所、《炎黄春秋》杂志等多个言论平台被关闭。最高法院还规定，网络谣言转发超过500次者需承担刑事责任。
相比之下，近些年的言论环境有了显著松动。网络上的声音变得多样化，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质疑，也有对时政的评论和对政策的不满。自由派学者如张维迎能够持续发表观点，而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官方媒体也减少了意识形态宣传，更多呈现事实性报道和深度分析内容。这似乎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允许人们表达意见，天并不会塌下来。
然而，这种变化在国际上并未得到广泛关注。外界仍普遍认为中国难以接受批评的声音。不久前，一位英国华人公开表示，中国只需要服从者而非人才，这一极端言论在国内引发了激烈反响，既有谴责的声音，也有引发自我反思的暗流。不少人认为，对批评的排斥反映出体制性的问题。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