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2日 星期五

二战时的英国为什么屡次失败?丘吉尔口述英国战时决策

第四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每日例会——建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英国军队——重炮——9月10日致首相的信——9月10日给军需大臣的信及回信——需要组建海运部——9月15日致首相的信——9月16日首相的回信——与军火和人力有关的其他信件——9月24日我给财政大臣的信——节约运动——对海军攻势的一种探索——波罗的海——“凯瑟琳女皇”计划——强行将进入波罗的海的航道打通的计划——有关技术和战术的各种问题——战利品——第一海务大臣的意见——任命科克勋爵——计划进展——空军的否决——新的造舰计划——巡洋舰——驱逐舰——数量和体积——短期与长期的政策——加速计划的实施——需要防空战斗舰分队——被浪费的“皇家君主”号级的军舰——我自己的统计处成立了

9月4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战时内阁阁员及其他阁员、海陆空三军参谋长和一些秘书都参加了。从此以后,我们每天都开一次或者两次会议。我里面穿了一件亚麻布的衬衫,外面套上黑色羊驼毛上衣,天气真热,我记不得比这更热的时候了。这种天气正适合希特勒进军波兰。波兰竟然指望几条在任何地方都能到达对岸的大河进行防御,而且坦克和各种车辆都可以从波兰坚硬的地面上通过。艾恩赛德将军是帝国的总参谋长,他每天早上都要在地图前面做报告,那些报告非常长,还附带着评价。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知道德国一定会迅速粉碎波兰的抵御。每天早上,内阁都要听取我对海军部情况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英国商船的名单。空军部认为不能对德国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英国远征军有四个师,已经开始向法国移动。此外,国内防务问题也是要处理的工作,还要花很长时间讨论外交问题,尤其是苏联和意大利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以及对巴尔干半岛采取何种对策。

设立地面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主席是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向内阁提出建立军队的规模和组织的意见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这个小型机构的委员也包括我,我们需要在内政部开会。这天下午非常闷热,将领们发表完他们的意见以后,我们就达成了一致,即需要建立一支包括五十五个师的军队,由于各种供应战争的军需用品需要生产,因此还需要建立军火制造厂和其他各种工厂。我们当时希望三分之二的计划能在一年半以后完成,希望那时候已经将一支规模较大的军队派往法国了,或者至少已经能适应作战。塞缪尔·霍尔爵士在这方面很有见识,他一直在积极行动,我对他的支持始终不变。另外,空军部有这样一种担忧,我们的人力和技术工人可能被这支庞大的军队占用很大一部分。那么他们想在两三年内建立起一支空军,而且是一支强有力的、优势明显的空军,这个计划就很可能会受到建立陆军的影响。金斯利·伍德爵士的论证对首相的影响很大,毕竟我们需要很多条件才能建立起这种规模巨大的军队,首相的犹豫是在所难免的。战时内阁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分歧,最终的决定是在一星期以后做出的。地面委员会提出的建立一支包括五十五个师的军队的意见被采纳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认可了这个目标。

我认为海军部的需求应该服从全局计划,作为战时内阁的成员,就应该从大局着想。我一直用书信的方式给首相提意见,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争执发生在内阁会议上。我希望我和首相能够立场一致,希望我们能建立起这种基础。我有一些曾经在这个领域中切身体会到的经验,希望能为他所用。首相给了我很多友好的鼓励,所以有问题时,我经常给他写信。很多时候,我们都能有一致的想法。虽然在刚开始时,他给我一种他在防备我的印象,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他逐渐增加了对我的信任和善意,这一点让我非常高兴。他的传记作者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我还给其他人写了信,包括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在其他方面与我有联系的大臣。战时内阁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它单独开会的次数不多,而且一般来说,秘书和军事专家也要出席。战时内阁成员的目标一致,大家团结互助,自由发言,没有限定讨论的形式,不需记录,因此这个机构是十分有效率的。这是战时内阁的优点。所有的事务都在正式会议上处理,并且需要记录以作为行动的指导,战时内阁的非正式会议起着配合正式会议的作用。在一些困难事务的处理方面,这两种程序我们都离不开。

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担任军需大臣一职。很多重炮都是那个时候制造的,我非常关心它们现在的下落。我们得用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制成这种武器。不管是出于进攻还是防守的目的,如果大量的重炮能被军队所用,军队将从中受益很多。我记得在1915年,一场争执发生在陆军部与劳合·乔治之间。当时需要建立一个重炮队,还要求这个炮队要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当时有很多政治骚动被引发,我记得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被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八个月以后,也就是1940年,陆地战的重要性得以证实。这与1914至1918年间的陆地战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在防御本土方面,这些大炮能满足很大的需求,这一点可以在以后被验证。此时,我才想起来有一个宝库埋藏着这么多宝贝。如果我把这件事忘记,那实在是太笨了。

我给首相写了一封信,目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希望您不要介意我私下里向您提出的这几点意见:

(1)我还是认为,我们不应该首先发起轰炸。但是由于我们需要援助和鼓励法国军队,所以临近法国军队作战区的地方除外。我认为将比较人道的观念使用在战争中比较符合我们的利益。当然我们不能避免激烈的作战方法,进行残酷的战争,但我认为我们要等着德国先这样做,我们才能跟着做。伦敦和其他城市的居民可以隐蔽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多。如果再过两个星期,我们一定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更安全的躲避场所。

(2)有人批评了我们的小型远征军,认为坦克和训练有素的堑壕炮支队是他们所缺乏的,尤其是重炮队,更为短缺。这种批评您应该已经知道了。如果我们的重炮队确实十分缺乏,那么这就是一种正确的批评……1919年战争结束以后,我担任过陆军大臣,我当时下了一项命令,将大量的重炮涂上油以后稳妥地收了起来。我还记得在1918年,总司令提出一项要求,建造十二英寸口径的榴弹炮两尊,目的是支援1919年进入德国的军队,我当时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两尊榴弹炮在当时属于上好的武器,直到现在都没有用过。我们不能随意地将它们丢掉……我认为有两件事比较重要,一是看看我们的仓库中有什么东西;二是立刻修理这些东西,而且新式炮弹也需要着手制造。海军部可能还需要使用这种笨重的武器,因为海军能够驾驭一切笨重的东西……

(3)我打算重新修订海军新造舰计划,我想这个修订原则应该是您想知道的。我的计划是,停止所有造舰工作,当然最初的三四艘新造的战列舰除外。如果正在建造的战舰不能在1943年以前服役,那就都应该暂时叫停。六个月以后可以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支援陆军。此外,建造小型反潜艇舰队的工作应该大力提倡。这种舰只的数量非常重要。在1940年年内,许多舰艇都可以建造完成。但如果有两三百艘潜艇在1940年夏天袭击我们,那么我们的舰艇数量是绝对不够的……

(4)我可以提供给您一些军队供给以及军队与空军关系的经验,这些经验都不是老师教给我的,而是我用了很大代价学习到的。军需大臣制定计划的根据是五十五个师,空军和海军都不可能因为这个计划而受到损失,原因有两点:

①技术工人不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处理地基和建筑工厂的准备工作;普通的建筑工人就可以完成挖掘地基、铺上混凝土、砌砖墙、抹泥灰、铺设阴沟等工作;

②如果您因为其他原因而使建立一支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这项计划不能在两年内实现,您要考虑,军队的规模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您只能延长至三年或者更长。另外,如果一项庞大的计划没有被军需大臣在最开始的时候考虑到,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要因为现有的工厂不得不扩大规模而烦心。将一项庞大的计划考虑在内是最好的方法,为了保证空军和陆军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您可以使用灵活改变时间的方式来应对。对于一个已经建好的工厂,如果我们暂时不需要它,就可以搁置不用。但如果我们没有工厂,又想实施下一步计划,那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工厂的效果只有在它们开工以后才能被感受到。

(5)直到今天中午,潜艇袭击船舶的新报告还没有交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损失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十六个小时。可能我们等着潜艇袭击,但潜艇都去过周末了。我相信,形势一定会变好的。

我给伯金博士也写了一封信:

海军大臣致军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还在陆军部,我记得我当时曾经明确地命令,将油涂在重炮上,并将重炮封存起来。当时有很多重炮都是这样处理的。现在貌似已经到了寻找这些重炮的时候了。我认为,盘点我们拥有的物资并进行一定的修理和制造重炮弹是你现在首先应该做的事。海军部可以在重炮弹方面帮上忙。如果您需要我,请随时告知。

我很满意他的回信:

军需大臣致海军大臣

1939年9月11日

1938年9月开始发生了危机,从那以后,您信中提到的超级重炮一直是陆军部关注的对象,我们准备利用这些重炮。我们在1月份就已经开始修理九点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和十二英寸口径的榴弹炮的炮身和炮座。

它们都是1919年封存的,封存工作非常仔细,总体上都被保存得很好。不过有一些配件已经损坏了,我们必须要使用新的,今年就会进行这项工作。一部分重炮可以在本月就修理好。我当然会优先处理这项工作……

我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您一定非常高兴,我们已经完成了您建议的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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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所有人都认为需要建立海运部。在今天我和船主们的会议上,船舶会长提到,他极力支持建立一个海运部。贸易大臣为了让自己的任务轻一些,想和我联名提出申请。我猜测这种要求在议会中也会被强烈地提出。我本身也认同这个非常有用的方案,以下三方面都是它的作用:

(1)如果海运能按照内阁在战争时期的政策和战争的紧迫形势进行管理,那么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同时还能节省一些资源。

(2)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将得以展开。潜艇袭击可能在1940年夏季发生,我们很多吨位的船只将受到损失,因此我们必须提前预防,开始大规模造船计划。混凝土船只建造的研究也应该提上日程,万一以后出现钢铁缺乏的情况,我们的钢铁需求量也可以减少一些。

(3)商船船员可以得到我们的慰问、关照和激励。鱼雷轰炸以后,得救的船员仍然需要出海工作。商船船员在战争中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对我们非常有用的助力。

建立海运部可能需要从贸易部抽出一些机构,这项工作需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完成,我想贸易大臣已经将这些告诉您了。我认为存在这个过渡期是非常必要的。在选定和公布新的大臣人选以后,他需要组建自己的工作团队,贸易部的一些机构也需要逐步接管。此外,组建海运部的工作应该早一些,应该在议会和航运界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前,在现行的制度在还没有被人们批评的时候就开始。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

讨论了一个月以后,海运部成立了。10月13日公布了这个消息。吉尔摩爵士被张伯伦先生认定为首任部长。有一种批评的声音说这是一种不恰当的选择。吉尔摩爵士是个苏格兰人,非常和蔼,也是议员中非常出名的一个。他曾经是鲍德温先生和张伯伦先生政府的阁员。他身体不太好,而且越来越衰弱,任职以后没几个月就与世长辞了。继任者是罗纳德·克罗斯先生。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现在因为有事情要出去,下星期一才能回来。我把我对时局的看法写给您,希望能给您提供参考。

我觉得德国不可能在这个季节或再晚一点的时候,发动西线的攻势……进攻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直至黑海才应该是他真实的计划。希特勒可能与苏联达成了协议,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可能要划分给苏联,同时苏联还可能收复比萨拉比亚……

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希特勒与东部地区的邻居交善,他的供给就会比较充足。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断胜利的假象,可能还会对我们的封锁削弱了这一点深信不疑。德国从东线得到一些好处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西线的战争是不会被发动的,至少要等到东部的利益被它侵占完毕以后才可能发动。虽然存在这种考虑,但我仍然认为要在西线做好自卫的准备。我们应该想办法让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同英国军队一起采取防御措施。另外,法国的一部分边境在比利时后面,这是需要昼夜赶工、充分利用所有可能的资源修建防御工事的地方。这个防御体系是纵深的,防御坦克的障碍物尤为重要,例如:要将铁轨竖起来,要开挖比较深的沟壕,要将混凝土桩竖起来。在一些地方可以准备洪水,以备淹死敌人,或者埋设地雷,等等。从波兰的战争中可以发现,德国三四个装甲师可以将非常强大的威力发挥出来。我们一定要设置障碍物阻挡这种攻势。此外还需要强大的炮队防卫和能够冷静对敌的部队。如果不设置障碍物,那么我们很难有效抵挡装甲车的进攻。

我们在1919年铸造了大量的大炮,它们后来都被我贮藏起来了。我很高兴这些大炮现在可以派上用场。这其中包括十二英寸口径的大炮三十二门、九英寸口径的大炮一百四十五门、六英寸口径的榴弹炮二百多门,另外还有很多八英寸口径的大炮和其他军火。实际上,这些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小远征军的需求了,而且满足一支规模巨大的军队的需求也足够了。我们应该尽快将一部分重炮运往前线,这样做的好处是,无论我们的军队缺少哪种军火,但至少不会缺少重炮……

我希望您能慎重考虑我说的这些内容。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帮助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履行自己的责任。

首相在16日给了我回信,他说:

我已经阅读了您的来信,并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考虑。因为我们每天都见面,而且我感觉我们有非常一致的看法,所以我一直没有给您回信。……从波兰的战争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空军力量方面的经验。如果控制权掌握在空军手中,那么空军就可以摧毁所有的地面活动……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增加空军力量的计划。另外,我认为扩充空军后剩余的资源,可用于建设地面军队,地面军队能分配到的资源由空军决定。不过,最后的决定还没有下来,要等到地面委员会将报告提交上来以后才能定。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我非常赞同您优先考虑空军需求的想法,我还认为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与此同时,我正在研究空军部的报告,我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些比较高的要求,但却不一定是有用的,没有必要一一满足。我们为了作战而需要做出的其他努力可能因为优先满足空军的需求而受到影响。针对这个报告,我正在准备提出意见。我现在需要向您说一组让我感到震惊的数字。

我们的航空业现有三十六万人,每个月可以生产一千架飞机。但报告中说,每个月使用一百零五万人才能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不符合常情。在大规模生产以后,人力资源的投入应该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我不相信,德国为了每个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而投入一百万人力。但每个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个目标是我能接受的。我不能接受报告中所说的用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达到这个目标。

分工作战的想法,即我们负责海上作战和空中作战,而牺牲最多的陆上作战由法国承担,我相信法国人不会同意。虽然我们很喜欢这种分工,但我不赞同我们只进行海上和空中作战的设想。因此,尽快组建一支由五十或者五十五个师组成的军队是我迫切希望做到的事。

不管给哪个部门优先权,我们都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在我们的海军力量非常强大,并且有美国海军参战的最后一年,海军部就利用了这种特权,当时的海军部是利己而又强横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于现在来说,我在极力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这是出于对我们共同利益的考虑。

关于炸药和钢铁的供应以及建设制造炮弹、枪炮和充填火药等工厂的计划等内容,我已经在给您的第一封信中说过了。虽然我们建设这些工厂需要使用劳动力,但飞机工业使用的劳动力完全与之不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有冲突。巧妙的配合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此外,我们还需要调整与机械车辆供应的矛盾。我们最好先建设好陆军军火工厂,然后根据战争的需要和资源许可的情况,适时让它们开工。时间是一项可以调整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把工厂建设好,到时候就没得选择了。

关于我们想要建设拥有五十或者五十五个师的军队这件事,我觉得最好告诉法国。但我们可以灵活一些,为此我们需要的时间是二十四个月,或者三十个月甚至四十个月。

在上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有九十多个师在世界的各个战场上,我们每个月可以生产两千架飞机。海军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海军当时的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需要,甚至已经超出我们现在的计划了。所以,我认为每个月生产两千架飞机与建立五十或者五十五个师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虽然现代的飞机工业和现代化的军队要比以前复杂,比以前的要求高,但只要配合得当,这两个目标一定都能完成。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1日

我想您可以考虑这样一件事,在没有秘书和军事专家参加的情况下,内阁成员们偶尔开一次会。虽然我们的重要问题可以在正式的会议中得到充分的讨论,但我并不满意这个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负责处理作战相关事宜的阁员们经常以一个整体的身份举行会议,那也是符合民众的利益的。三军参谋长现在要负责本来不属于他们职务范围内的任务。我们已经采用了他们提出的有意义的、有创见性的报告。我的这个想法可能有些大胆,但我仍然向您提出来,对于一般的局势,我们应该单独讨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把问题的本质看清楚。

我并没有向其他同僚们提过这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为了履行我的职责,我才向您提出这个意见。

***

9月24日,我给财政大臣写了一封信:

我以前在财政部的时候体会到了财政部的各种艰难,所以你和你要解决的问题,我总是能想起来。我猜想,广大的富有阶级可能是我们今后预算的基础,这是一件很严峻的事情。我认为你发起一个与之相配合的有力的反浪费运动是有用的。我们现在开支庞大,但收到的效果却很小,我觉得现在的“金钱价值”已经到了最小的时候了。在1918年,我们实行了很多避免浪费的限制,其中有些内容让人感觉不愉快,不过多少都对获胜起到了有利的作用。我认为你在周三将要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着重强调这一点。对于哪些事应该尽量不要做,你应该极力地告诉广大民众。这样做不是为了禁止支出,当我们不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时,我们应该尽量将消耗降低,这其中也包括奢侈品。比如,各个部门都应该限制文具支出。我们可以多次利用重新粘过的信封。每一位官员都应该注意到这件小事,这样我们的几百万名官员都能想到节约。在1918年,前线的人员反复被我唠叨着实行“节约运动”,民众也认为节约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这已经是他们能为战争尽自己力量的一部分了。我们的英国远征军还没有开始到各个地区作战,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们呢?

我正在想办法将海军部一些比较大的改革计划删去,我要删去在1941年以前,甚至1940年以前不能实现的计划。不过你要注意,有些本位主义者和负责防御的人总是注重长期发展计划,这只能消耗我们的能力,这一点你一定要避免,因为当这些计划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时,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刻早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严格控制各个部门的经济了,但浪费的现象仍然存在。我帮你想个办法,你和你的同僚们再看到浪费现象的时候应该用批评者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使用拖延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现在的时代充满着危机,各个部门的活动不应该受到妨碍,责任是他们自己的,但如果他们不知道节约,你就可以申诉他们。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信中给你写了这么多问题。

因为战争中不能缺少节约,所以我对节约财力的重视,和我对战争的重视一样。在一些事情上,您可以选择相信我。但我的部门花钱也比较多,如果您需要审查,我一定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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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哪次战争中,皇家海军为了得到制海权就要付出在敌人面前将庞大的自己暴露的代价。我们的贸易和粮食供应因为敌人的私掠船、利用巡洋舰和潜艇实行海上袭击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尤其是潜艇带来的损失最大。所以,我的主要任务是防御,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因为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故,所以我们总是被逼迫着选择使用防御性的战略,这已经成为我们面对危险的一种习惯了。这种倾向因为现代的各种发展而增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担任海军部大臣期间,为了将这种防御性的思想破除,我经常想办法让我们的海军进行反击。如果下一次袭击在什么地方是敌人无法猜测到的,那么我们引导几百个商船队和几千艘商船安全驶入港口的工作将会变得更加容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国的海军比较软弱,我希望它不要插手我们的问题,只关注它自己的问题,为了再次获得主动权,我让我们的海军进攻博尔库姆和其他费里希恩岛屿。我在1939年再次得到了海军部的大权,当比较急切和危险的事务处理好了以后,“护航和封锁”的政策已经不能达到我的要求了。我要让我们的海军进攻德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在想各种办法。

首先被我看到的是波罗的海。如果波罗的海能被英国海军控制,那么我们能得到的好处是有决定意义的。德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威胁被解除以后,即使斯堪的纳维亚没有成为我们这一方的力量参加战争,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我们作战力量的一部分了。如果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被英国海军控制,那么苏联将受到我们的援助。整个苏联政策与战略可能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负责人和情报人员对此没有疑问。不仅英国海军,整个英国都会因为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而受益。那么这个好处能不能被我们得到呢?德国海军不会成为这场新战争的阻碍。我们非常希望有和他们交战的机会,不管时间和地点,因为我们在重型军舰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海军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可以清理水雷区,而在被高效能的驱逐舰队保护的舰队面前,潜艇也是束手无策的。从目前的局势看,德国的海军没有1914年和1915年的那样强大,但是空军的力量是无法预测的,而且空军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要。

如果我们在两三年前和苏俄建立起联盟关系,如果我们派一个英国战斗分舰队,苏联同时也派出军队,两方联合之后以克琅斯塔德作为基地,那么控制波罗的海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这个方案当时经常被我在朋友们中提起。但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多大可能被实践。这个方法的目的是抑制德国,此外,虽然我们有更容易的方法,但是没有被采用。现在已经是1939年的秋天了,苏联是一个中立国,但却是敌对的,它正在徘徊于敌对与作战之间。瑞典的几个良好的港湾可以作为英国的舰队基地。但我们不希望瑞典主动招惹德国。如果波罗的海不能被我们控制,那么瑞典的港口就不能被我们控制。同理,如果瑞典的港口不能被我们使用,那么控制波罗的海也无从谈起。在战略上,这种局面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怎样打破这种僵局呢?想个解决的办法总是没错的。在后来的战争中可以看到,我经常让参谋部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各种作战计划,最后的结论是最好还是不要实施这些无法配合整体战局的作战计划了。控制波罗的海就是这些计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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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海军部的第四天,我就让参谋部对打开波罗的海通道这项行动拟定一个计划。计划处的回复非常迅速,内容是只有让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这个计划才能成功;如果发生了空袭,那么这个计划就不太可能实现。此外,如果想要实行这个计划,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假如这个计划是可行的,那么执行的日期最好应该在1940年3月以前。海军建设局长斯坦利·古多尔爵士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是在1911—1912年间认识的,我和他就这个计划进行了深入的详谈,他很快就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了。因为我想着苏联隐藏在后面,所以我用原俄国女皇凯瑟琳的名字作为这个计划的名称,即“凯瑟琳计划”。我在9月12日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备忘录,然后抄送给各个部门。[1]

庞德海军上将在20日给了我答复,他认为一些因素将影响这个计划是否成功,例如苏联是否成为德国的一方,瑞典和挪威是否会合作等。此外,他还说,不管派出哪一方力量进入波罗的海,我们要想取得成功,都需要与几个国家的联合军队作战。他非常赞同这个冒险的行动。海军元帅科克-奥里伯爵,是一个既有成就又有名望的将领。9月21日,庞德海军上将同意他到海军部工作,为此我们准备了办公室和部分精挑细选的参谋人员,此外我们也将讨论进攻波罗的海计划所需要的各种情报准备好了。在上次世界大战中也有过类似的先例。当时威尔逊海军上将的外号是“拖船”,费希尔勋爵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将他调回海军部负责与之相关的特殊任务。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讨论这些重大问题时,使用了友好的无拘无束的交谈方式,参谋长们并没有对此产生反感。

我和科克勋爵的想法一样,希望建造一些主力舰,这些主力舰要特别善于抵抗鱼雷和飞机的进攻。我在附录中已经说到了,我希望改造两三艘“皇家君主”号级的船只,为了能派它们去沿海和海峡中作战,要给它们安装能抵抗炸弹的坚固铁甲板和抵抗鱼雷的超级舰胴。为此我要付出牺牲一个或两个炮塔和七八海里的速度的代价。我们不仅可以将这样的船只用于波罗的海,而且在北海附近的海面攻击敌人,或者在地中海作战,都能享受到它们提供的便利条件。但这项工作不能在1940年暮春以前完成,即使我们对海军建造和船舶方面的最早设想在预期的时间内实现。所以我们的工作要以这个事实为根据进行。

科克勋爵在26日提出了他的初步计划,他的计划完全是从纯军事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认为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行的,将来也一定由他来指挥。他认为为了打开这个通道,必然会受到一些损失。他要求我们多余的舰只数一定要超过德国的30%。如果我们打算在1940年发动这项行动,那么在2月中旬就应该完成舰队的集合和其他训练工作。

所以我认为在“皇家君主”号级舰只的甲板上加装铁甲板和船舷加装护壳的计划,根本没有时间完成。这又是两难境地。如果能让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在一年以后,我们可能按照计划开始行动。但战争和生活一样,所有的事情都在发展变化。如果我们有一两年的时间,那么各项工作都能从容不迫地进行安排,更好的解决之道也能想出来。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1940年,“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没,他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是副参谋长,弗雷泽海军上将是海军部军需署长兼第三海务大臣,他们都支持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弗雷泽海军上将还建议进攻的舰队还应该包括格伦轮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实际上在后来的其他事件中,这些船只也非常有用。

***

审查现有的建造计划和战争中扩充的建造计划是我在海军部最初处理的事务之一。无论何时,至少要有四个连续的每年造舰计划同时进行。已经有五艘战列舰在1936和1937年间着手建造了,预计它们的服役时间大约是1940年和1941年。有四艘战列舰建造计划在1938年和1939年被议会核准,不过从订造日起,等到建成还需要五六年时间。另外正处于不同建造阶段的巡洋舰还有十九艘。皇家海军有一些建筑天才,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本来值得敬佩的名誉受到了束缚。被当时的条约和“君子协议”限制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巡洋舰。在和平时期,政治局面比较困难,为了维持海军的力量,只能按照这种标准一年一年地建造船只。现在是战争阶段,我们需要在明确的战术目的的指导下建造各种船只。我希望能建造出若干艘一万四千吨级的巡洋舰,这些巡洋舰应该装有九点二英寸口径的大炮;为了能抵御八英寸口径的大炮,要装上坚固的甲板;持久的续航能力也是非常需要的;在速度上,一定要超过目前所有的“德意志”号或其他德国巡洋舰。在这以前,如果我们想要采用这样的计划,会违反限制条约。现在我们已经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了,但我们要优先处理战争时期最为急切的事务,所以仍然无法实行这种长期计划。

驱逐舰是我们力量非常薄弱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现在急切需要的舰只。驱逐舰并没有在1938年舰只建造计划的名单中,不过有十六艘驱逐舰于1939年订制了。海军绝对不能没有这种舰只,当时只有三十二艘在造船厂中,不过只有九艘能在1940年年底以前交货。建造的时间延长了两三年,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想让新建造的舰只比上次建造的好一些。能让我们的舰只在大西洋上任意航行是海军部非常愿意看见的事,海军部希望舰只能容纳炮击设备,尤其是防空的现代化设备。很明显,如果舰只建造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我们就建不成驱逐舰了,而是小型巡洋舰。如果这些舰只的排水量在没有装甲的情况下接近甚至超过两千吨,同时能容纳两百名海军士兵,那么正规的巡洋舰一定会消灭它了。驱逐舰本身的用途是反潜艇,但是它的体积越来越大,这让它自身成为敌人有价值的攻击目标了。它原本应该是像猎人那样打猎的,但貌似正在成为猎物。驱逐舰的数量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我们造船厂的容量因为要改造和扩大驱逐舰的规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驱逐舰的完成时间被推迟了。

现在有超过两千艘英国商船在海洋上航行。每周有几百艘远洋轮船进出英国国内的港口,有几千艘商船在英国的沿海。增加小型武装舰只的数量是必须要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护航制度更有效地实行,为了让舰只在英吉利海峡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峡进行巡逻,为了将英伦三岛的几百个海口纳入保护圈,为了让不停执行任务的鱼雷艇得到保护,为了我们遍及世界的基地有充足的供应。因此,舰只的数量和建造速度这两点非常重要。

造舰计划需要调整,使之与我们当时的需要相适应,尽可能地增加反潜艇舰艇的数量,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为了让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我制定了两项原则:首先,我们第一年或者一年半能够建成的舰只需要使用大量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因此我们需要完全停止或者严格推迟长期的造舰计划;新式的反潜艇舰只必须设计出来,它们应该可以在我们国家的海面附近活动,这样较大型的驱逐舰就可以抽身到远处的海洋执行任务了。

我给海军部的同僚们写了几篇小短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2]

我们需要建造驱逐舰,因为在1940年将有更大规模的潜艇威胁袭来。驱逐舰的大小和威力不是最重要的,建造的数量和速度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我们需要设计一种驱逐舰,其建造可以在一年内完成,而且可以立即开始建造的数量应该不少于五十艘。我知道小舰队领队舰只和能进行远洋任务的大型驱逐舰必须要达到相当的数量,虽然我能理解这一点,但我计划建造五十艘中型紧急式的驱逐舰,如果我们有了这些驱逐舰,那么所有的大型舰只都可以抽身进行远洋活动或者作战了。

长短期政策的冲突非常普遍,有时甚至非常剧烈,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规定停止与重要的建造计划相冲突的在1940年底不能建成的大型舰只的建造。为了增加我们的反潜艇舰队数量,我们必须尽快建成新的舰只,能在十二个月内甚至八个月内完成最好。我们恢复了驱逐快艇的称呼,用来描述这类舰只的第一种型式。我们已经在战争爆发前订造了五十八艘这样的舰只,但没有一艘的建造工作开始。在1940年,我们订造了一种与之类似的改进的舰只,名字叫做快速巡洋舰。另外我们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快速改装一些各种各样的小舰艇,尤其是脱网船,大炮、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等设备的增加也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制造大量的海军部新设计的汽艇,用来执行沿海任务。我们发出的订单已经达到了建造的极限,这其中包括加拿大的建造规模。即使这样,我们希望完成的一切也并没有满足。在当时的形势下,各种耽搁是避免不了的,造船厂的交货与我们的预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3]

***

经过长期对波罗的海战略以及战列舰的改造方面的讨论,我们的意见胜出了。现在已经完成了设计工作,并且发出了订单。但人们为了阻止这项工作,找出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的封锁线被德国的袖珍型战列舰或者有八英寸口径的巡洋舰冲破,我们护航所使用的舰只就必须是“皇家君主”号级的。还有人认为,如果我们执行这项计划,那么将阻碍其他重要的工作。人们似乎相信我提出的其他方面优先使用劳动力与装甲的理由。我有一种分舰队建设的构想,但始终没有实现,这个想法是:这支分舰队的速度在十五海里以内,但有比较厚的铁甲装在甲板上,同时拥有大量的高射炮,而且它的抵御空袭和水下袭击的能力是其他舰只所没有的。不过很遗憾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马耳他岛的保卫和救援在1941年和1942年变得非常急迫,我们急需对意大利的港口进行轰炸,尤其是的黎波里,那个时候我们都感到上面提到的舰只非常有用,不过却已经来不及了。

“皇家君主”号级舰只在战争中一直都是一种浪费,也让人感觉很担忧。“伊丽莎白”号是它的姊妹舰,已经经过了改装,但“皇家君主”号却不能。日本舰队在1942年4月开始侵入印度洋,我们想让“皇家君主”号作战。不过庞德海军上将、国防大臣、驻在当地的海军上将都希望使它们和敌人的距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越远越好,相隔几千英里也不算远,这在当时是他们唯一的想法了。

***

在我接任海军大臣并且成为战时内阁的阁员以后,建立一个自己的统计处就已经成为我最初的工作之一了。林德曼教授是我的亲信,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请他帮我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在一起畅谈对战局的看法。我让他与六个统计专家和经济学家在海军部工作。这些专家不会关注他人,而只承认现实,这一点我非常相信。他们的工作能力很强,林德曼教授是总指挥。他们将可用的官方情报利用起来,将一个个图表和图解展示给我们看,并且给我们解说他们知道的全部战局。他们认真审核了各个部门送给战时内阁的文件,同时还研究了我希望进行的各种调查。

我们当时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统计机构统领统计工作。每个部门发表的看法都是根据各自的数字和结论作出的。空军部的统计是一个样,陆军部的统计又是一个样。供应部和贸易部在说一件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内阁对某些问题发生了分歧,就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同时还可能出现误解的局面。从一开始,我的情报来源就是可靠而稳定的,各个部分之间都有联系。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有情报领域的一部分被包括进去,然而我们要面对的事实和数字是非常多的,而且一直在不断增多,对于我们形成准确的和综合性的见解,这些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 见附录(2)。——原注

[2] 参见附录(3)。——原注

[3] 参见附录(3)。——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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