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的明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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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4日，日本政府第一次召开了针对技能实习制度和特定技能制度改革的有识者会议。今年4月10日，由有识者会议制定的中间报告书公开发表，实行了30年的技能实习制度预计将被取消。报道一出，有人欢呼“压榨外国劳工30年的奴隶制度终于要被废止了”。但根据中间报告书的内容来看，日本外国劳工的劳动权益和就业制度将何去何从尚不明确，技能实习制度的改革也并非是外国劳工及相关支援团体的单方面胜利，在“现代人口迁移时代”，关于外国劳动者的制度整合始终受多方主体互动作用的牵制以及全球化的宏观影响，其现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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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什么是技能实习制度？

●技能实习制度的前身

“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于1993年创设，按照制度主旨，日本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接收并培养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技能实习人员”，以此向发展中国家传授专业技能，以达到国际贡献的目的。

若追根溯源的话，1960年以来日本企业的海外法人机构以公司员工培训为目的展开的研修制度则可算作技能实习制度的雏形。1960年代，日本正处于高度经济增长期，日本企业积极向海外投资、拓宽市场。这必然伴随着将日本的技术传授给当地产业社会的需要。于是，部分企业通过派遣、招聘，或者项目合作的形式展开技能研修培训。而其中的招聘型技能研修培训，可以说是和现行技能实习制度在形式上最为接近的一种（张・张 2020）。主要形式为：邀请海外支部的当地员工赴日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归国任职。

随着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衰退，企业单方面对技术研修的承担能力逐渐达到极限，请求政府或其他外部团体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90年代以来，日本中小企业面临日益严重的人才短缺的情况，对海外劳动力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技能实习制度被创设了。虽说其形式上是部分沿袭60年代以来的日本企业海外社员研修制度，但其性质已经截然不同，其制度上的不成熟更是在这三十年间带来了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

●技能实习制度的不合理性

按照1993年出台的技能实习制度，技能实习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修阶段），实习生将以“研修”为在留资格在日本接收部门进行为期1年的技能学习。由于在留资格为“研修”，这个时期的技能实习生也被称作“研修生”，不被当作劳动者，也不是相关劳动法规的保护对象。即使和日本人进行同样的劳动，研修阶段的外国人所获得的平均时薪也只有300日元左右（2006年），而当时日本最低薪资排行榜的最后一名--冲绳县的最低薪资也有610日元（2006年10月--2007年10月）。

研修阶段结束后，将进入第二阶段--实习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研修生们以“特定活动”的在留身份，通过一定的劳动将第一阶段所学到的技能进行巩固和提升。制度设定当初，实习阶段被限定为1年，1997年后被延长为2年。

研修生暧昧尴尬的身份让他们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以技能研修为名义进行劳作的他们所获得的薪资少而又少，而负担的劳动量却一点不比同行的日本人小；一旦发生劳动纠纷，不被劳动法保护的他们更是无处诉苦。

图|越南劳工在职场遭受暴言：“你们越南人都是笨蛋，这样干活别想领工资

”。图片源于日媒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批判：所谓的技能实习制度早已和初衷相去甚远，不过是顶着“技术输出”的美名变相压榨外国人劳动力罢了。随着舆论的发酵和社会运动的展开，日本国内外对技能实习制度的批判声愈演愈烈。

●技能实习者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性得到确认

终于在2010年，随着入管法的改订和实施，技能实习制度也获得了改革。以“技能实习”为名的在留资格被设立，而之前名为“研修”和“特定活动”的在留资格被统一到“技能实习”资格内。技能实习生来日第一年不必经由研修阶段，而是以技能实习1号的身份进行活动，如若通过技能检定基础2级测试的话，则可以在第2、3年以技能实习2号的身份进行活动。相比于研修生，技能实习资格者的身份更为明确，是名正言顺的劳动者，受劳动保护法的保护。

●技能实习期间的延长

2017年，“技能实习法”开始施行，技能实习3号的在留身份被设立。通过技能检定3级测试或同等级别测试的人员，在优良监管团体和实习实施机构的监管下，可从技能实习2号的身份顺利过渡到技能实习3号的身份，由此一来，在日实习期间又可被延长2年，前后加起来最长可在日实习5年。

●技能实习制度的姐妹制度--特定技能制度的创设

为了解决日本国内特定产业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日本政府于2019年创设了特定技能制度，并新增名为“特定技能1号”、“特定技能2号”的在留资格。该资格要求申请者已经掌握一定的技术能力和日语能力，并通过相关技术测试。该制度为接纳吸收海外熟练技术人才提供了便利，但更大的作用在于作为技能实习制度的缓冲带，吸收接纳经技能实习制度几年洗礼磨砺后成熟起来的技能实习人员。根据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9月末，申请成为特定技能资格的人群当中，有80%都是从技能实习资格转换过去的。

特定技能制度与技能实习制度最大则在于，特定技能制度更能保障外国劳工作为劳动者的权益，拥有该资格的外国劳工可在同行业内跳槽，这大大缓解了外国技术劳工在雇佣关系当中的弱势地位。“特定技能2号”人员还可带家属渡日，并享有无限次更新在留资格的权利。

特定技能制度的创设来自于日本中小企业和外国技能实习人员的双重需求。对日本中小企业来说，他们更需要一份稳定的劳动力，无论是从质量上讲，还是从数量上讲。企业主经常诉苦：花费大量精力时间好不容易培育出熟练的外国技术人员时，往往已经到了ta们该回国的年限。而对实习人员来说，无法自由更换工作的约束像紧箍咒一般将ta们焊死在了工作现场，ta们不仅在薪资、住宿条件上缺乏和雇主交涉的资本，即便是受到职场暴力、处于极端恶劣的劳动环境也没办法轻易摆脱。运气好的人能够碰到良心雇主，即便工作辛苦也能享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和精神上的安宁。运气不好的人只能终日浸泡在恶劣的环境中，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消磨，直到契约结束。

02技能实习制度的存废之争

回顾技能实习生相关制度的产生后发展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相关体系清晰地朝着将技能实习生“长期化”、“劳动者化”的方向发展--技能实习生的在日期限被不断延长，对其劳动者身份的保护也越来越鲜明。而这，自然而然的引出了关于技能实习制度最具争议的话题：“初衷与现实的严重背离。”

前面谈到，技能实习制度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将日本的技术带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然而现实当中技能实习生的“长期化”和“劳动者化”不得不说是与初衷背道而驰。

众多采访和调查也表明，能够将在日本学习到的技能成功带回母国并充分利用的实习生，绝对谈不上大多数。当然这也和在日本从事的工种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对牡蛎养殖产业的技能实习生的采访当中曾有位越南女性坦率地答道所学的技术回国后不会派上用场，因为越南没有这个产业。对建筑行业的技能实习生做了深入研究的惠羅さとみ也表示，在建筑业，外国劳动者经常会被当作用来快速填补劳动力缺口的临时劳动力，回国后能够继续从事建筑行业相关工作的实习生和其他行业相比要更少。

通过采访当中的人物画像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外国技能实习人员赴日的最直接动机往往不是技能学习，而是生活上的困窘。很多技能实习生在母国的生活濒临贫困线的边缘，又缺乏养家糊口的手段和资源，不得不投身异国，孤军奋战。而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实力落差下，一名技术实习人员在日本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往往能支撑起母国的数个家庭成员的生计。

既然将技能实习生等同于劳动力的现实已经坐实，彻底撕下那层用来粉饰的面具，重新定义技能实习制度的性质和方向并给予作为劳动者的技能实习人员公正的权利和保障，无疑是一份体面的选择。

关于技能实习制度的存废之争跨越数十年而无果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在全球人口流动时代谈论涉及多方主体的技能实习制度时，单从存与废的二元对立角度去讨论的话是行不通的，唯一能够让事态圆滑进展的方式只有--变。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听到很多媒体将近日日本政府的行动定义为“技能实习制度”的废除时会有违和感。旧制度的废除必然会伴随新制度的产生，即使是换了个名称换了个形式也必然会存在新旧制度之间的连续性。而旧制度在新制度当中所温存的部分和新制度当中的革新部分之间的张力和变奏，才是真正值得关注和分析的，因为这不单涉及外国劳动者在日本的权益问题，还会显示日本对朝着移民国家方向发展的态度和战略，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自身文化价值的确认和包装。所以相比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技能实习制度废除”的前奏，笔者更倾向将其定义为“技能实习制度改革”的蓝图。

03技能实习制度的改革将是谁的胜利？

●谁促成了技能实习制度的改革？

1.技能实习生的抵抗

首先，技能实习制度的改革绝不代表劳动者权益运动、人权运动等社会公平运动在对抗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所取得的单方面胜利,而是多方主体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下经过长年的拉锯战而共同促成的结果。

关于技能实习生的悲惨境况的报道，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技能实习生问题的关注，但同时，也有忽视技能实习生群体的多样性、过度固化技能实习生受害者形象的风险。实际上，技能实习制度的改革，也是技能实习生自行进行抵抗的结果。而这，还要从横跨两国的、技能实习生的派遣制度流程谈起。

首先，有用人需求的日本企业需要向监管团体提交招聘申请。之后，监管团体将联系有合作关系的实习生派出国的派出机关，发送招聘启事。派出机关按照启事募集、选拔人材，并对选拔好的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实习生渡日后，首先要在监管团体的讲习机构进行为期1个月的培训，之后被派分到各个工作现场进行技能实习。

在整个流程当中，最容易对实习生带来风险和伤害的机构是实习生母国的派出机关以及日本企业。

很多国家的派出机关在技能实习人员被派出之前会向实习人员索取保证金或介绍费等额外费用，目的是为了防止实习人员在雇佣契约有效期内擅自违约回国。这一社会惯例最为盛行的国家当属越南。而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2022年的调查，在技能实习生的派出母国当中，收取的保证金平均金额最高的国家也为越南，为65万6000日元。当然根据派出机关的不同，保证金的价格也会有变动，收取费用高达150万日元的机构也是有的。而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2年的调查，越南国民的平均年收入也只有39万6000日元，很多技能实习生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以支付保证金费用。

图|各国技能实习生向母国派出机关支付的费用的平均值；金额由高到低依次为：越南、中国、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图片源于：https://www.nippon.com/ja/japan-data/h01411/

图|实习生派出/接收流程结构图。图片源于日媒

而关于另一风险聚集地--日本企业的境况介绍，前文已经涉及了很多。“禁止自由更换职场”这一强硬条款将技能实习生约束在了极其被动的地位。很多技能实习生难以忍受职场“非人”的待遇和环境，但中途回国的话他们将面临偿还天价保证金的风险，这无疑会使他们原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更何况，很多实习生的渡日并不单纯是个体选择，而是家庭战略决策，他们肩负的是整个家庭共同体的命运和众多家庭成员的期待。最终，进退两难的技能实习生不得不采取一种消极的抵抗方式：“失踪”。

图|《海边的她们》剧照。讲述三名越南技能实习生在日本“失踪”后的生活轨迹。

“失踪”指的是技能实习生在技能实习期间突然离开职场，去向不明的现象。根据调查，近年来技能实习生的失踪率呈现持续上涨趋势，2020年的失踪者数已经达到了5885人。根据国别来看，在日本失踪人数最多的为越南实习生。这当然和近年来越南实习生大量进军日本有关，实际上，2016年开始，越南就追赶上中国，成为赴日技能实习生输出量最大的国家。此外，不光是日本，韩国、台湾的越南劳工失踪事件也是屡见不鲜。这也再次验证了越南派出机构的天价保证金和越南劳工失踪关联的可能性。失踪的劳工，多半会利用海外越南人社会网络来寻找新工作和居所，在技能实习契约结束之前靠“打黑工”的方式赚钱汇款给家里。虽然这种方式是违法的，但确实解决了劳工们的窘境，也符合劳工们想要在有限的在日期间内赚取更多工资的愿望。

技能实习生的失踪无疑给日本企业带来了极大困扰。首先，日本企业承担了实习生技能培训等方面的费用，这些费用需要靠实习生们长期的艰苦劳动来“偿还”。其次，实习生们的突然消失会让职场出现劳动力缺口导致整个体系没办法顺利运转，严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巨额亏损甚至给企业带来倒闭的风险。今年2月，《熊本日日新闻》就曾报道，熊本一农家曾经因2名技能实习生的突然失踪不得不废弃价值50万日元的菜苗。

技能实习生靠“失踪”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唤起了日本企业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给予技能实习生自由更换职场的权利，才是有效缓解技能实习生失踪事件的有效手段。

2.国际市场的竞争

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也唤起了日本国对劳动力资源丧失的危机感。全球化时代下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经济资源流动已成常态。而发达国家迅速的少子老龄化进程更是引发了各国对劳动力资源的争夺战。一部分国家逐渐由劳动力输出国转变为劳动力输入国。这不仅使日本失去了一部分劳动力供给源，还增加了很多竞争对手。接下来的几十年，如果东亚国家在少子老龄化方面取得不了突破性进展的话，日本就不得不和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共同竞争，争抢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日本有没有放弃海外劳动力资源的选项呢？从现状来看，这种希望已经十分渺茫。日本的农业、水产养殖业、渔业等产业已经出现了对技能实习生的严重依赖，有些企业甚至出现少了技能实习生就无法运转的情况。根据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2017年农林业从业人员的外国人占比为1/74，与2019年的1/266相比，增长了3.6倍。而在农业大县茨城县的农林业从业者当中，每21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外国人，如果把年龄限定在20-30岁之间的话，每2个人当中就有1个是外国人。

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技能实习人员当然会选择待遇更优越的国家前往。如果日本再不提高技能实习人员的工作待遇的话，很可能在这场劳动力争夺战当中败下阵来。

有人提出，各个企业酌情去提高实习生们的薪资不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在制度上兴师动众？实际上，日本也不乏一些对技能实习生怀抱感恩和同情之心的企业，但技能实习生的薪资本身就受技能实习制度框架的制约，擅自加薪的话还会引起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不满，有可能面临遭受整个行业打压的风险。所以即使是一些温情主义的雇主，也只能在改善住宿生活条件、提供人文主义关怀等细微之处下功夫，没办法更切实地解决技能实习生的经济需求。

综上所述，在各方主体的共同作用下，日本技能实习制度的改革已成当务之急。

●谁会是赢家？

关于技能实习制度的改革目前也只是处于蓝图阶段，改革后最大获益者将会是哪个群体还无从判断。

技能实习制度“废除”后，外国劳工将以怎样的方式被再度纳入日本的雇佣体系是今后要关注的重点。是被全部整合入特定技能制度？还是会创设出新的制度类型？除了与日本国民平等的劳动权需要被赋予之外，外国劳工及其家人是否能够享受与日本国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国家、市场、市民团体该如何划分责任，通过共同监督，实现一个对外国劳工来说更加公平的社会？

技能实习制度改革对外国劳工来说是福音还是障眼法取决于日本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上。

或许我们很难判断谁将是最终赢家。但在移民问题上，有关济价值与社会正义的天平，如何维持平衡，希望率先面临这个问题的日本能够给予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有效的经验和启示。

参考文献

張紀潯，張一成，2020《外国人技能実習制度とその課題》《The Josai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16: 1.

田村穂，2020《技能実習制度の変遷-これまでの課題とこれからの課題-》神戸大学大学院経済研究科ワーキング・ペーパー

惠羅さとみ（2018a）「建設産業構造と外国人労働者：外国人技能実習制度の拡大を事例に」津崎克彦；編『産業構造の変化と外国人労働者：労働現場の実態と歴史的視点』p.48-65惠羅さとみ（2018b）「ベトナムからの建設技能実習生の送り出しをめぐる実態：積極的勧誘期における中間組織の役割に着目し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43 号 p.11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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