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舞蹈在新加坡的发展相对缓慢，其20世纪对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

文|论法视点

编辑|论法视点

长期以来，社会学学者一直在哀叹，独立后的新加坡缺乏对艺术的支持，因为统治者重视的是实用性和经济增长，而不是艺术。

对于艺术学者陈静宁来说，国家大剧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大剧院是为纪念新加坡获得自治而建立的，可容纳3420人，是“国家的伟大象征”之一。

经过长达四年的募捐活动，特别是“每块砖一美元”的募捐活动，这个剧院在1963年向公众开放。尽管公众最终为剧院的建造费用捐赠了大约63.3万美元，但州政府还是在1986年将它拆除了。

官方给出的拆除理由是“这座建筑物的结构不稳定”，然而，社会学家坚持认为，拆除这座建筑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给额外的交通基础设施让路。

一、缺少政策支持

作为新加坡的先驱艺术家之一，刘康讽刺地指出，在二战后和独立后的岁月里，新加坡缺乏对艺术的支持:政府在中小学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对艺术学院却一文不名;政府斥巨资修建国家体育场等建筑，但在发展艺术方面却无所作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公众在1968年为建造新加坡艺术学院和国家博物馆捐赠了大约80万美元的惊人金额，但政府最终还是取消了建设该学院的计划。

这就引出了国家对舞蹈缺乏支持的问题，可以说，在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支持著名艺术家的赞助，与企业、基金会、政府对芭蕾舞和现代舞的资助，相去甚远。

在美国，文化资本等同于经济实力，反之亦然，在当今时代仍然有效。然而，新加坡的舞蹈却不属于这个范畴。

新加坡政府不愿组建专业的民族舞蹈公司，这是最令人不安的难题。正如这个精英国家的行为所证明的那样，国家舞蹈团的“价值”充满了悖论。

首先，虽然国家舞蹈团被堂皇地命名为“国家”舞蹈机构，但它是在业余业余的基础上运作的。

舞者们在全职工作中扮演教师、会计和家庭主妇，“纯粹是出于对舞蹈的热爱而来”，舞团的艺术总监弗朗西斯·杨之所以在1974年4月95日的报告中这样说，是因为国家剧院信托基金会每次排练只支付每位舞者3美元的交通费，每月最高30美元。

第二，国家舞蹈团缺乏固定的训练场地。舞者们一直抱怨，当他们从前维多利亚纪念堂(现维多利亚音乐厅)到音乐艺术中心，到市政厅，后来到戏剧中心排练时，他们“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即使是杨紫琼也曾抱怨:“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地方排练，我们就像游牧民族。”剧团经常演出的露天国家剧院也问题频出：基础设施、照明和音响效果都低于标准，过往车辆发出的噪音尤其让人分心。

前舞女罗美科也讲述了诸多舞池设施的不足，比如她们必须在水泥上跳舞，而不是在合适的弹簧木地板上跳舞。

二、投入资金少

在布迪厄看来，象征资本和真实资本一样，可以在各种群体争夺资源的努力“领域”中“花掉”并转化为对计划和政策的支持。

认可、名声和荣誉为艺术家个人和乐团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资本，使他们能够在艺术领域发挥影响力。

国家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其象征性地位低下，因此，国家舞蹈团几乎没有引起文化上的注意，也未能在舞蹈或表演艺术领域取得足够的成就。

该舞蹈团主要在海外演出，在新加坡，该公司专门为伊朗国王等私人客人演出，并在第五届亚太心脏病专家大会等会议上演出。

在该公司成立的12年里，他们只在新加坡为公众演出过4次，因为公众无法赋予该舞蹈团应有的任何象征性地位。

1978年，一位记者恰当地指出:“新加坡国家舞蹈团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即使它已经存在了八年，许多人也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它原来的名字是国家舞蹈和戏剧公司，这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并认为它属于国家剧院。”

1978年，当一名记者问为什么国家舞蹈团很少在新加坡演出时，一位文化部官员回答说:“为了让舞者在演出中表演，我们必须大量制作新节目，我们不会重复我们的曲目，但创造新的舞蹈并不容易，这需要一些时间。”

这位官员进一步辩称，在“维护”方面，国家剧院信托每年花费约3万美元，用于交通补贴、排练大厅租金，以及布景和服装的设计和执行，与1978年成立的专业新加坡交响乐团每年约74万美元的花费相比，这一数字相形见绌。

新加坡交响乐团的顾问委员会由新加坡名人组成，人民行动党国会文化秘书吴振福的声明清楚地表明“我不是一个音乐家，也不是一个音乐迷……但我支持‘拥有一个专业的西方音乐乐团这个想法’。”

三、关于舞蹈训练的争论

有趣的是，早在1972年，文化部长的高级国会秘书沙阿里·塔丁，就提议成立新加坡国家舞蹈剧团提交了一份文件，他强调了专业剧团在新加坡文化和经济收益方面的优势。

他认为，国家舞蹈剧团即使不能为舞者和他们的国家带来财富，也可以像在泰国、锡兰和柬埔寨那样，为舞者带来好的声誉。此外，舞蹈演员可以作为文化大使，展示新加坡作为一个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完美形象。

根据他的说法，首先“需要在政府层面提供坚实的支持”，他提议政府每年拨款约18.5万美元，并建议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可以与该舞蹈团的管理层“密切合作”，组织海外演出，以此作为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

此外，甚至在比这更早的时候，就曾出现过关于舞蹈训练重要性的争论。

在1971年的国会辩论中，国会议员郑文滔敦促采取措施加强新加坡的艺术学科:“国家剧院的各种管弦乐队，舞蹈团和合唱团应该被视为新加坡的文化军队代表。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地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训、鼓励和资助。”

国会议员康西卡奥认为，系统的培训对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为了对我们的文化做出丰富的贡献，我不是说钱，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业余人才的培养。我们必须努力培养足够的核心专业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和舞蹈艺术家。”

然而，一再请求支持是徒劳的。

舞蹈评论家维奥莱特·翁批评了“个人和机构”的冷漠，并将这一原因归咎于国家舞蹈团没有得到应有的“财政和道义支持”。考虑到在圣淘沙岛投资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开发旅游设施”，他建议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专业的民族舞蹈公司，以帮助“销售文化”。

杨紫琼重申了这一建议，呼吁从企业组织、政府或个人赞助人那里获得资助，以资助专业舞蹈团。杨紫琼认为，只有得到赞助，舞者才能获得专业费用，在适当的设施接受培训，提高技术，并能够全职表演。

从1972年剧团在阿德莱德的首演开始，来自评论家和观众的评论就一直很热烈。

例如，孟泰洲就这样赞扬了剧团的演出:“在阿德莱德的新加坡学生希望所有在国内的人都知道，新加坡舞蹈团对阿德莱德的访问是最成功的，这无疑提高了新加坡在许多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形象。不仅演出水准很高，台下的舞者也成为狮城优秀的形象大使。”

1976年，新加坡的舞蹈评论家伊尔莎·夏普最初对民族舞蹈的融合持怀疑态度，但在看了舞团的《舞蹈视角》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舞团无论是在多种族融合方面，还是在总体技术能力方面，都非常成熟。”

同样，1978年，舞蹈评论家陈冯富珍写道，“所有这些混合和搭配融合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比古典风格更受欢迎。该公司似乎真的在努力打造新加坡形象，尽管已经非常接近了，但他们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观众对舞蹈的热情就是有力的证据。”

艺术倡导者保罗·迪马乔和穆赫塔尔·托基尔的理论认为，被奉为高级艺术的任何艺术形式，必须被列入大学课程，由赞助人、政府机构或基金会资助，并能从商业制作中获得收入。

笔者观点

由于政治辞令和议程的复杂融合，以及优先考虑经济而不是文化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导致中国舞蹈在新加坡的艺术发展过程相对缓慢。

1979年，当记者就文化与经济的不对称增长提问时，新加坡时任文化政务司司长反驳道: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稳定是最重要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绝对不可能在发展文化方面投入任何重大努力，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和资源来发展文化!不幸的是，人民剧院所属的PA舞蹈团服务于政治目的，而国家剧院信托基金所属的国家舞蹈团似乎服务于经济目的。”

1982年，国家剧院信托基金在《海峡时报》上公开宣布了“文化演出租赁”计划。会议的组织者可以要求文化表演，“为忙碌一天后可能需要的代表们提供一些文化上的放松。”

例如，美国国家舞蹈团一个半小时的舞蹈节目需要花费620美元到1000美元，而90分钟的舞蹈节目需要花费2000美元到3000美元，表演者和信托基金将平分收入。

据当时的信托副主席说，这个计划有两个目的:为表演者提供更多的表演机会，并为新演出的新服装和动作创造收入。

在他的回忆录《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故事:1965-2000》中，现代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回应了国家对支持艺术的微弱热情:

“在物质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第三世界的贫穷问题。然而，我们的艺术、文化和社会标准要赶上我们已经建成的第一世界的基础设施，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这项政治辞令，概括了文化在新加坡这个社会分层的世界中的从属地位，新加坡的文化受到了经济发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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