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肯尼迪是如何击败尼克松。赢得美国大选的？

第二十七章美国的新一代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一周，天气奇冷无比。在1月19日星期四过后，便是肯尼迪的就职典礼，新年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黄昏时分，政府部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雪花铺满了大街小巷。雪花轻柔地滑过冬天微蓝的黄昏，飘洒到各处。晚上8点，当选总统肯尼迪和妻子到宪法大厅参加音乐会时，厚厚的积雪已将市区覆盖，连坚挺的“新边疆派”们也耷拉下了脑袋。雪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簌簌地落在士兵们冻得通红的脸上，他们正忙着用喷火器将风从波多马克河和潮汐湖一路呼啸而来，这凛冽的风卷来细密的雪粒。凌晨3点45分，当肯尼迪回到他在乔治敦的寓所不久后，雪渐渐停了，但市内依旧寒气逼人。雪堆积在华盛顿东北黑人街区的巷道里，克利夫兰公园区内的燃油锅炉也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不能正常工作。

星期五中午，气温约20华氏度（约零下六七摄氏度），寒风刺骨。冻得发抖的人群等待了20分钟才盼来了新一任总统，他们欢呼雀跃，想听听他即将发表的演讲。不过，还得多等一会儿。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的祝祷似乎没完没了，大家还要挨一阵子冻。像肯尼迪生命中的很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演讲也在一片混乱中拉开序幕。枢机主教祝祷刚结束，讲台下面的电线突然短路了，一股黑烟腾起。特工处长顿时满脸惊恐，以为整个演讲台要爆炸起火。他三次想让大家躲开，但都忍住了。最后不再冒烟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朗诵一首诗，感觉雪地的反光很刺眼，因此，他不得不脱稿，凭着记忆开始背诵。终于到了12点51分，首席大法官沃伦开始主持宣誓仪式。仪式开始后，现场的状况大为改观。宣誓时，总统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天气很冷，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但能立刻听出是波士顿口音。这位朝气蓬勃的总统为新政府定下了基调：

让誓言从此时此地起航，最终影响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火炬已传递给美国的新一代……历经战争、为了和平而受尽磨难的美国人，为我们的古老遗产而备感骄傲。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演说比林肯的更精彩。”但这多半只是夸张的场面话。若说艾森豪威尔统治时期是美国的休养生息阶段，那么现在就将进入一个继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之后的第二个革新时代了。同样的，年轻人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新的第一夫人恰逢股市大崩溃时出生，她有着惊世的美貌。她丈夫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时，她就陪在他身旁，温柔地拍着他的脸轻声说：“啊，多美好的一天啊，杰克！”

随后的几个星期同样是闪亮的。随后，琼·斯沃洛·赖特在描写摇滚世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写道：“他是‘我们的’总统，是出生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总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将是最好的一个。”对于“新边疆派”而言，这种信念坚不可摧：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被寄予厚望地当选和就任。

投票支持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有34 221 463人，占总投票者的49.7％。1963年11月他去世后，美国民意测验显示，被调查者中有65％的人回忆说当初选的是他。这就是说，有1 000多万选民的看法与其在选举那天的看法不同。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选民们就开始改变了。而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59％的人认为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一现象并非意外。肯尼迪就任之前，就下定决心要让更多人支持自己。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肯尼迪阅读了一部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作者在书中写道，行政首脑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取决于他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这不同于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肯尼迪决意一开始就给人民留下忠于职守，雷厉风行的良好印象。

在就职游行中，肯尼迪发现海岸警卫队中没有黑人士兵，当即下令展开官方调查。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很早就到了自己还空荡荡的办公室，见证自己的内阁宣誓就职。肯尼迪紧紧握住哈里·杜鲁门（这是杜鲁门自白宫离任后首次回来）的手，并下达了第一号行政命令，为400万贫困美国人供给了双倍的粮食。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任总统干劲儿不减。人们总能见到他一边在走廊快步通过，一边飞快地下达命令，一会儿站着阅读文件，一会儿又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跑出去散散步，随后又急忙飞奔回来，还不忘把指节弄出响声。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肯尼迪执政早期的典型状态：“除了没爬上华盛顿纪念碑外，他任何事都没落下。”

华盛顿的其他人只得拼命跟上他的步调。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肯尼迪在任期间，“截止日期永远都在前天”。查尔斯·e·波伦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事必躬亲的总统。”政府有些成员被这位新领导逼得太紧，以致都难以进行日常工作了。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抱怨道：“这位新领导人一天有26个小时，可是我却只有24个小时。”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和艾森豪威尔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超过10分钟，但是他和肯尼迪之间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就已有4次了，而谈话内容也绝非琐碎之事。一个参议员曾说：“与总统会面后，必须一溜烟跑上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回国会，你得抢先一步，要在他对你的汇报做出评论之前到达国会。”

有一天，在肯尼迪西翼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竟达到了100人。他曾在一次西翼会议中下达了17项指示。在宣誓就职后的两个月内，肯尼迪便发布了32项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就任的头两个月中仅发布了5项），还发表了12次演讲，签署了22项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政要寄送了28封信函，召开了7次记者招待会。记者被他吸引：参加肯尼迪记者会的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总统。华盛顿有位幽默的评论员发现，新总统看起来不光决意自己身兼国务卿一职，而且还要做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注重一切细节。在早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问题涉及美国从古巴进口1 200万美元糖浆的计划，他做了很专业的回答，而这个计划在4天前相关部门给出的报告中不过在结尾处一笔带过。他注意到陆军特种部队不再使用绿色贝雷帽，便下令恢复。他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不忘亲自测试将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任职后的第一个春天将要来临，他居然注意到白宫日渐变绿的草坪上冒出了杂草，于是让园丁马上除掉这些杂草。

他打算向外拓展自己首要的执政基础。他所需要的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他也想确保人民能够对他放心。不戴帽子、不穿大衣会显得充满活力，这种形象为他加分不少，美国人赞赏主动的人。记者在报道中称新总统很有掌控力，这也会大有裨益。有效的方式还有，比如总统限定迪安·艾奇逊用4天时间做一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当然，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头几次会见也很重要，其中第三次节目面向2 150万电视用户播出，约6 500万人观看，而此类节目均为现场直播。肯尼迪不仅得是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得充当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他确实如此。麦克卢汉称其为表演能手。诺伊施塔特对总统的评价很到位，这也在民意测验调查员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场就改变了许多选民的倾向。这些选民曾支持尼克松，如今却改变主意，反而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支持肯尼迪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治奇迹：这位新任总统牢固的民众基础能和艾克[1] 比肩了。

道格拉斯·卡特认为：“总统就如法国各有千秋的高级餐馆一般。”肯尼迪的形象融合了多重意味，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如山茶花般的美艳，有英国画家凯特·格里纳韦画布上3岁女孩卡罗琳的可爱，有总统演讲时的口若悬河，此外还有些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象征的活力，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说辞一去不复返——“花小钱而获大利”“起伏式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举国上下都意识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轮充满活力的施政行动，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劳工部长就职才24小时便平息了一场罢工运动。像那个备受煎熬的参议员一样，新内阁的成员都像患上了轻度“肯尼迪狂躁症”，每天都马不停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毋庸置疑，这些繁忙的景象大多只是幻觉，时间久了注定会破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忙碌给人印象极深。据说有位部长边标示邮件，边接听电话，还同时用简略的专用语给助手传达上级的指令。另一位部长一直训练自己每天只睡6小时。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内阁成员每天坚持7点半来上班，这让五角大楼的警卫们惊愕不已。

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重返营地，这反映出肯尼迪追求完美的执念。后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时说，他的下属“具有让人兴奋的美国精英主义的感觉”。“精英主义”在那时并非一个带贬损意味的词，而是形容“五湖四海最优秀的人才济济一堂，共同实现一种理想的感觉。这种理想就是建构新的美国民族主义，并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带来一种崭新有力且主动进取的精神”。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政府聘用大量著名学者，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时的流行语对“失败”的定义是：耶鲁大学毕业，开着一辆贴有“尼克松”标签的福特埃德塞尔汽车。有人问奥维尔·弗雷曼，他是如何被选为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搞不懂，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吧。”弗雷曼并非哈佛大学毕业生，但本届政府看中的是他以优异成绩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还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背景。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在莫尔丁的漫画中被描绘成开启首都之门的新钥匙。8年前华盛顿盛行的风气是轻视知识分子，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如今这种风气已荡然无存。为增强这种氛围，“新边疆派”尽量避免谈论一些不和谐的事儿，比如他们的总统喜欢打高尔夫以及他最钟情的那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之心》）也并非古典歌曲。然而，将其描绘为出身名门却是相当合适的。杜鲁门扶植将军，艾森豪威尔偏爱企业大亨，肯尼迪却对学者们青眼有加。肯尼迪的顾问里面，由国务卿领衔，有15位罗德奖学金得主、4位历史专家。国防部长、国税局局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执教。总统在黄金储备方面的顾问也是一名教授，就连其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也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更史无前例的是，白宫第一次聘请了文化顾问。

“出类拔萃之辈”是后来哈伯斯塔姆对这些学者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的苦涩嘲讽。他是11年后才做出这一评价的，主要谴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他们下的最烂的一盘棋，但他们的灾难不止于此。这也是回顾肯尼迪执政时期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事实。新政府很早就有失误了，而他们第一次关乎大局的失败却不能只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仅是上届政府所订计划的执行者。然而，他们原本应该带有批判性地看待这些计划的。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即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会犯错。他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想象与实际。在回顾新政府刚掌权的日子时，罗伯特·肯尼迪颇有洞察力地说：“那些日子里，我们总听到所有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因此我们还以为自己正朝着胜利前进。”对自身错误的察觉，不得不归功于美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冒险，即以古巴猪湾命名的猪湾事件。

哈伯斯塔姆后来这样描述那次惨败：“看似与时代如此相合的总统竟通过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在对当时情况一无所知的前提下提出的计划，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后来，肯尼迪亲自问特德·索伦森：“我那时怎么会如此草率呢？我一生从不盲从专家。我简直愚蠢到家了，怎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懊悔万分的总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频率反复提起猪湾事件，很难理解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为什么会卷入这次注定要失败的大冒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开始时，那个计划看来并不轻率。当选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听艾伦·杜勒斯说起这个计划。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做了汇报，即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及罗伯特·肯尼迪。1961年1月28日，总统召开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注意到肯尼迪是“谨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这位新总统无须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会万无一失，该注意的地方都已注意到了。

肯尼迪当时上任才一个星期。他需要更多时间仔细理清此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紧迫，对古巴旅来说，更是机不可失。卡斯特罗即将收到几箱从苏联发来的米格战斗机。6月1日，他们就能装配足够数量的战机编入现役战队，驾驶员都是古巴飞行员，他们都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过训练，将在海滩上歼灭古巴旅。并且，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说过，受训的人到4月后便不许留在当地了。因为那时将进入雨季，马德雷山脉会即刻变为一片沼泽，继续在那儿训练是不可能的。中央情报局报告称，古巴旅已一切就绪，力求一战。古巴的解放只等总统的一声令下了。

肯尼迪仍在犹豫，他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艾伦·杜勒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要么批准此计划，要么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便难以解放自己的祖国，这也就相当于鼓励古巴在拉丁美洲范围内破坏民主政府的根基，并会使其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陷入被动。因为被解散的、幻想破灭的古巴旅将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在全美游行，揭发肯尼迪是怎样背叛他们并放弃反共运动的。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好了要告诉那些“只想获得在自己的国家重建自由政府的机会”的“优秀年轻人”：你们“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肯尼迪问他，计划的成功概率有多大。杜勒斯提醒他，1954年6月，中央情报局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他说：“我当时就站在艾克的办公桌旁，对他说我确信危地马拉行动必定会成功。而此刻，总统阁下，眼前这一计划的前景比那个更加美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亦无异议。2月底，肯尼迪再一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征求大家的看法。他们向危地马拉基地派出了一个调查队。兰尼兹尔将军阅读了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再次夸下海口说此战必胜。海军作战处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对此也很赞同。肯尼迪又将一名军功卓著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往危地马拉，去做调查，广泛征询意见。以下便是这位上校的评估：

实地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相信这支部队不但能完成初期作战任务，还能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旅长和营长们对计划的各个细节均已了然于胸，他们斗志昂扬。这些年轻军官朝气蓬勃、睿智英勇，急切盼望有机会浴血奋战……

他们说自己了解民意，坚信只要重击对方部队，他们便会溃败并且马上背弃卡斯特罗。他们原本就没想过要支持卡斯特罗，他们表示古巴的传统是谁强便跟谁走。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无论卡斯特罗用什么策略，他们都能一一化解。

我亦有同样的信心。

就这样，肯尼迪应允了，他认为政府既然都准备让美国军队去世界另一端的老挝攻打共产党，怎么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2] 进击的共产党政权置若罔闻呢？但是，即便如此，他仍心存疑虑。后来施莱辛格认为，要是当时有某位高级参谋提出异议，这一计划可能就被否定了。而那时仅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反对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你如何看待此次糟透了的入侵计划？”肯尼迪无奈地回答道：“这个计划，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1961年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被卡车运送到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这儿是上船地点。星期四，所有人员登船就绪。星期五，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传达了此次行动的目标：在猪湾占领3个滩头阵地，古巴旅伞兵部队要夺取古巴本岛与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主要据点。星期日中午，远征队便只能背水一战了。这支队伍已投入战斗，他们的无敌舰队以及规模微乎其微的空军也参与其中。

实际上，本次战斗的真实性质与总统认为的自己批准的那项计划相差甚远。根据军方的保证，总统以为古巴旅是精锐部队，是由1 400名受过游击战训练的精英组成的。他与古巴旅的士兵都被告知这支部队在猪湾的目标是偏远的戈壁荒滩，在那里，唯一有人居住迹象的便是废弃的用以避暑的房子。汇报者解释说，如果部队在夜里登陆，卡斯特罗将无从知晓。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无力反击。即便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这位独裁者也会被搞得晕头转向。因为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登陆位于300多英里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以牵制他。

杜勒斯、理查德·比斯尔（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以及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的顾问们，都非常确信对卡斯特罗不抱希望的古巴人比比皆是，这就确保了此次登陆的万无一失。他们宣称有2 500名古巴人参与各种反抗组织，还有2万人对反抗活动表示同情和理解，而总人口里至少有25％的人准备积极支持登陆的起义军。有一个原则至关重要，也是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再三强调过的：美国军队坚决不可对卡斯特罗发起进攻，这一点是他不可动摇的原则。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强调：“无论如何，美国部队都坚决不可插足古巴事务。政府将全力以赴，我也相信政府能尽职尽责地确保一件事：任何美国人都不会干预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主要问题不是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内部的问题。”

有人告诉他，一旦这些流亡者无法在猪湾夺取并坚守滩头阵地，他们的行动将即刻结束，而后会“遁入山林”。这样一来，总统就认为没有任何顾虑了。他坚信通过这样一个分散敌方注意力的做法，就能让原本宏大的两栖作战计划变成低调的渗透活动了。所以他觉得任何危及美国信誉和威望的可能性已经统统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中央情报局的做法完全相反。自1960年11月4日后，由不到300人组成的古巴旅再没接受过游击战训练。绝大多数新兵根本不适应艰苦的丛林作战方式。全旅能称之为士兵的仅有135人，其余的则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内科医生、地质学家、教师、牧场主人、新闻记者、音乐家、绘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技工等，外加三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师。实际上，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部队才能称为精锐部队，而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有的已经年过六旬，最新加入的人连步枪都不会用。

这仅仅是肯尼迪错误的开始。实际上，叛军如何在山上行进的问题从未测试过，因为毫无疑问，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雷山区，而那里离海岸线约80英里，和猪湾中间隔着一片茫茫无际的沼泽。作为古巴人，这些流亡者可能之前就已指出过这一状况。问题是，部队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从未有人告诉过他们。中央情报局未征求总统同意，也未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便擅自隐瞒叛军的这一备选计划。其理由是，如果流亡者知道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可能会被削弱，在仍有取胜机会时就想要放弃沙滩阵地。

为了鼓舞叛军的士气，中央情报局的人绞尽脑汁，还许下根本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会很强大，将有更多的人与你们并肩作战 , 所以你们甚至不需要我们。你们将势如破竹，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入哈瓦那。”中央情报局还向流亡者保证，如果他们败退，美国人一定会赶去救援。事后很久，流亡者头目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获悉原来有一个备选计划，就是可以逃进山里，他不禁疾呼上当：“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个计划，我们只听到‘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赶过去’这样的话。”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以为，美国部队将紧随古巴旅登陆。他后来说：“我们事前被告知，此次登陆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欺骗我们，一支1万 ~1.5万人的部队已准备就绪。”

古巴旅的首次挫败来自空军，这是致命的一击。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空军表示轻蔑，估计其战斗力几乎“没有任何威胁”，臆想其飞机“大部分是老掉牙的，没用的”，而其总指挥部则是“一团糟”。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战斗机和4架T–33型快速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歼灭它们，中央情报局计划在4月15日（星期六），即登陆前两天，空袭古巴的各大机场。8名流亡者先驾驶“二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随后派8人中的两人在迈阿密宣称自己是古巴空军的叛军。但这一着棋没走好，毕竟卡斯特罗深知究竟是否有人叛逃。很不凑巧的是，一名真正的逃兵在杰克逊维尔登陆，这令美国人更慌乱了。笨拙的B–26轰炸机又慢又难操作，并深受引擎故障所累。星期六晚，弗兰克·本德给佩雷斯·圣罗曼送去消息，说轰炸任务取得成功，几乎卡斯特罗的所有飞机都被摧毁了，有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有6~8架在自由城，有8~10架是在圣安东尼奥。若此言为真，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这不是真的。古巴空军还有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压轴的要数那2架T–33喷气式飞机。不可思议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轻视了T–33，因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教练机。但它毕竟是喷气式飞机，能绕着叛军的B–26机飞行。再者，T–33还备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可以对B–26尾部进行扫射，而B–26轰炸机的软肋就在尾部。“二战”期间，B–26原本还配备了尾炮，但中央情报局却以备用油箱替换了尾炮，确保飞行员在古巴飞行的时间能够久一些。这为流亡者飞行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制空权因此便属于卡斯特罗了，而制空权在两栖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情报局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更加深了失败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没人做出解释，中央情报局为何竟下令将弹药、汽油、食物、医疗设备等这头10天战斗的供给统统装在同一艘船上。

这条笨重的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二战”时期的运兵船之一，这次共动用了5艘。和它们一起的还有两艘护航舰，为迷惑敌人，它们都被称为加西亚轮船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条船算得上是整个行动的象征：没有喷漆、锈迹斑斑、发动机总出故障，而底舱更是臭气冲天，与又破又旧的“非洲皇后”号不相上下。流亡者们对此感到十分惊恐。其中有位对航海常识知晓一二的迫击炮手，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更是被吓得不轻。据他回忆，当时真是“腿如灌铅”。而埃尔内多·奥利瓦“一到船上就觉得我们上当受骗了。太出乎意料了，这根本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荒唐透顶的是这样的船竟然被选中去执行偷袭任务。船上的起重机和绞盘一动便吱吱作响，噪音更大的是那些通体生锈的装卸机。“里奥”号的故障并非一天两天的事。在顺着密西西比河直下，抵达墨西哥湾时，有一片螺旋桨撞到了木头。潜水员检查了之后才发现这片螺旋桨整个被打弯了，所以它的运转受到影响，此后只好拖着摇摇晃晃的船身与敌方空军决一死战了。

按肯尼迪的想法，这群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荒凉的海岸上登陆，但曼哈顿的一家公关公司却让他吃惊不小。在对白宫和包括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在内的任何人都只字未提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便通过莱姆·琼斯联合公司发布了新闻，并打着“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中央情报局打电话到琼斯公司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 , 传达了新闻的内容，随后该公司又将新闻内容透漏给报社。一份“立等见报”的公报称：“古巴叛乱者反对卡斯特罗的战斗在几小时内将打响。今天采取的行动旨在提供援助和供给。”最后还呼吁：“共同打击，发起反抗。”

华盛顿政府的内部人员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乱，因为有关他们的事简直被弄得一团糟。他们分批用于袭击的登陆船只都是小船，长约14英尺[3] ，而且没有护甲。船上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没安装好，枪口的朝向也不对。这批船的动力来自外舷的发动机，在后来交战的高峰，有位入侵者从自己的船上往外跳，碰巧撞到了舵手，把他碰翻到水里，没了舵手的船便开始失去方向并摇晃起来。这样的小事故远不止这些：有三个人正在使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在“大西洋”号船上练习打靶，不料枪身忽然从座架上滑落，开始向四面扫射，导致一名同伴中弹身亡，还有两人被射伤。一个更不祥的兆头是：有支突击队原计划佯攻东方省，声东击西地转移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这支队伍却一直未能在海岸边露面。他们两次爬上登陆船，却两次都退回了“拉普拉亚”号。与他们一起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回报，佯攻计划“由于指挥不力，故以失败告终”。但那些指挥官却是中央情报局挑选出来的。

登陆东方省，让卡斯特罗顾此失彼，这本是他们计谋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发动的人民起义。肯尼迪总统获悉，地下组织的运动关系到整个任务的成败，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这样认为。然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让人啼笑皆非。地下运动属于总战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科尔索是地下运动中带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以“弗朗西斯科”这个代称享誉古巴。他和他的同伴们已准备妥当，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执行命令制造混乱；之后，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就会开始进行广播。天鹅电台通过广播告知大众怎样支援古巴旅、参加他们的队伍、炸毁发电站等。纸上谈兵容易做到，但实际操作上却涉及该计划各部分轻重缓急的基本问题。引发暴乱与打击卡斯特罗空军的空袭在时间上产生了冲突，无论先进行哪个，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在另一件事上的戒备。当时，制空权被认为更重要，所以他们先发动了空袭，但以失败告终。次日晚，天鹅电台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抒情散文作为命令，让地下组织发动起义：

警戒！警戒！好好看看彩虹，第一道彩虹马上显现。奇科在家里，去拜访他。天空湛蓝。把通知放在那树上。树是绿色与褐色相间的。信件已安全抵达，信的颜色是白色。鱼即将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匪夷所思的是，这条命令广播的频率好像没调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佛罗里达州的几个电台都接收到了，但没人明白它的意思。虽然广播一遍遍地重复，但是古巴旅、突击队、前方阵线、渗透小组以及古巴国内的破坏者等这些电台的真正目标听众都没听到。事实上没听到也并无大碍。卡斯特罗早已因为前一天的空袭而警醒，已下令在古巴全国搜捕所有对他不忠的可疑者。19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正在等待起义，但是突然间，用他的话说就是：“道路被封锁，房子被包围，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的眼泪直往下掉。”仅在哈瓦那一地就逮捕了20多万人，有男有女。他们被关进了垒球场中、公共建筑内、剧院和礼堂里。所以，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没来得及找到电台，就被用枪口顶着逮捕了。次日，即原定登陆日，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前一天晚上7点45分，流亡者的特遣部队——5艘锈迹斑斑的货船和两个流亡者的护航队——抵达猪湾并安顿下来。佯攻东方省、发起破坏活动、天鹅电台下达命令、发动地下组织暴乱等辅助任务接二连三地失败了，而这些原本都是为了支援岸上的叛军的。而如今，此次两栖作战行动无异于当年的安齐奥登陆[4] 那样收效甚微，但叛军一无所知。像在所有战争中一样，进攻部队总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们全副武装，在底舱等待，偶尔才能打个盹儿。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5] ·圣罗曼到甲板上透气，却看到了让他万分震惊的景象。之前听说海岸上没人，但眼前却灯火通明。原来，那个消息中说的是3年前卡斯特罗还未取得政权时的猪湾。在卡斯特罗当政后，政府决定把这片海滩改造成公园。如今，在中央情报局原以为无法跨越的沼泽地上，其实早已有了现代化的公路；3个旅游中心即将竣工，有一个就坐落在古巴旅的首个目标地吉隆滩；近200座建筑，包括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澡堂等都进入收尾阶段。这里可一次性容纳1 000人，初定在5月20日举行盛大的开幕式，离现在只有不到5周时间。自1月举办了三王节后，每到周末，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哈瓦那赶来这里观礼。这一天正是星期日，古巴旅的运兵船快登陆时，最后一批游客才刚离开没几个小时。海滩上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负责收尾工作的建筑工人与自己的家人一起住在吉隆滩。这真像是苏联阴谋家策划的一次敌前登陆，登陆地点就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或琼斯海滩。得知这一状况后，肯尼迪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记得，策划这一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惊呼：“天啊！我们留下来的这群顾问都是一帮什么人？这种人居然还能留在总统身边，太难以置信了！”

情况虽然已糟透了，但仍然没到最糟。如果说在过去20年里美国军队在战术上有什么绝招，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部队都能有条不紊地将士兵送至岸上。潮汐涨落、水下障碍、暗流、激浪、裂流交汇——所有艰难险阻，只要借助高明的航海术、特制的登陆艇及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都能迎刃而解。现任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那时历经两栖登陆作战的退伍军人。如果他们对那场战争还有记忆，他们一定会记得，之前所有战斗中的美国指挥官都不会轻率地在夜间登陆，因为这样只会增加失败的概率。然而，这次他们的确让古巴流亡者在夜间登陆了。同时，他们还忽视了猪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湾区的每个登陆点都被锋利的珊瑚礁包围着。

潜水员是先锋，成为第一批登陆者，这些潜水员曾是古巴海军军官，他们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应当是美国人做引导）。暗礁的出现让他们意识到需要标记出一条航道。午夜时分，潜水员安上了第一盏指示灯，这盏灯安在混凝土墩旁，用于指引即将上岸的部队登陆。但他们刚一打开指示灯，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前灯。吉普车上恰好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调过头停了下来，车灯一下就照亮了潜水员，潜水员在慌乱中朝车子开火。随后，一辆满载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赶来支援吉普车，好在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及时解除了危机。其实这绝非幸事。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未下船，构成突袭的要素——夜间登陆的唯一理由——就已消失了。

潜水员竭尽所能地想在珊瑚礁中开辟航道，以方便车辆人员登陆艇以及宽一些的登陆艇（装载坦克）通行，而某些地方是不可能通过的。士兵离开海岸150码[6] 后便无路可走了，于是不得不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蹚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被海水浸泡就报废了。暗礁还撞掉了部分船只的推进器。有些急躁的士兵往深水里径直一跳，但因为装备超重，人便如石块般直往下沉，同伴们还得将他们救上来。大家渴望着天明，甚至祈求天明，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天明只能让他们的处境更糟。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埃尔内多·奥利瓦指挥官。他后来做证称，他夜里两点半时上了岸。首先映入眼帘的建筑是一间小木屋，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迅速占领了小屋，但正像他后面说的：“能看出他们刚在那里发出了电报。”清晨6点，在吉隆滩上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还是热的。整个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事前对此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巨大的疏漏之一。通过这些电台，卡斯特罗得知他们到了这里。现在他就要行动了。

凌晨3点15分，哈瓦那的那位大胡子被叫醒并告知敌军已在吉隆滩登陆，逼近附近的长滩。为了提防其中有诈，他询问了具体的细节。微波电台的接线员报告称，那些地方遭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关炮、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袭击。随后电讯信号中断，很明显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建立起来了。临时政府随时可能上台，美国会承认这个政府，造成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决意要让叛军葬身大海。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部署的防御工程从这一区域的军事部署就可以得到反映，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发兵阻挡比现在登陆部队兵力还多的队伍登陆。兵源包括他的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装备有3个迫击炮连的一个营、一个步兵营、3个用于守护通往沼泽带的道路的后备营，还有几支武装民兵力量。总共有2万人狙击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叛军。此外，卡斯特罗还拥有自己的空军。太阳刚刚升起，他便命令自己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战斗机护航，袭击停泊在猪湾的船只。

那天早晨，滩头阵地一片混乱，部分原因是地上的叛军搞错了方向，朝己方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抵达海滩时，叛军最不堪一击的部分当数古巴旅的重炮营了。潜水员在上午6点已绘制出通过珊瑚礁的路线，6点25分，士兵们带着这些重型武器开始登陆。搬运进程异常缓慢，当敌人从上空突袭时，他们不得不全部停下来。有一段短暂时间内的战斗几乎完全是在空中进行的，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喷气式教练机最终还是成功驱逐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瞄准了生锈的货船。首先被炸沉的是“休斯敦”号，它满载着弹药和汽油，26名船员在爆炸中丧生。接着被击沉的是“里奥”号，它装载着10天的补给。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里奥”号霎时化为一团火焰。此时，特遣队的指挥官就很被动了。他的船员大多是古巴人，在政治上没多大忠诚度，很有可能叛变。于是他知会佩佩·圣罗曼，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只卸了不到10％，但他和幸存的船只得马上快速撤离。他承诺当晚再来。

起初，来自古巴的不同消息相互矛盾，在华盛顿的人似乎并没放在心上，然而，那天上午古巴仍旧占据着新闻头条。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控在星期六驾驶B–26战机的反叛飞行员发起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策划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惶惶不安，打电话质问哈伦·克利夫兰。哈伦·克利夫兰打电话询问了美洲事务局，美洲事务局又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后者郑重否认了此次控诉，由此蒙蔽了美国最德高望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据此，史蒂文森告知联合国，总统已明确宣誓“保证美国人绝不参加对抗古巴的军事活动”。随后，史蒂文森读到一份假声明，该声明是由迈阿密的一个冒牌逃兵发出的，而史蒂文森却信以为真：“这些飞行员和其他一些新成员很明显是逃离了卡斯特罗的暴力统治。”他又补充道：“没有美国人参与其中。美国飞机也没有参与，而这两架飞机，据我们所了解，应该都是卡斯特罗的空军飞机，如飞行员所言，这两架飞机是从卡斯特罗当地机场起飞的。”

他展示出一张B–26飞机的照片说道：“机尾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志，证据确凿，毋庸置疑。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缩写字母也清晰可见。”但罗亚回答说，任何人都能画出这样的标志，这当然也正是所发生的事实了。美国大使向他保证：“我们已采取措施，扣押了古巴的飞机，不允许他们飞回古巴。”

实际上，美国并未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辞也越来越漏洞百出，只留下一个羞愧难当的史蒂文森在尽自己所能地摆脱谎言造成的混乱局势，以自圆其说。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所说：“事情已开始真相大白。”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事情也被揭露了。连肯尼迪的国外崇拜者对此都感到非常沮丧。“有一天，”米兰的《晚邮报》表示，“与艾森豪威尔从政8年因胆怯懦弱、缺乏果断的领导力导致其在美国威望下降的情况相比，这一次肯尼迪更是跌落谷底了。”《法兰克福新闻》宣称：“大家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吃了败仗。”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们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责中立主义不道德，现在他们却难以抑制欣喜之情，一致认为中立主义终于大有用武之地了。史蒂文森难为情地说，他不能确定谁袭击了古巴，但他知道谁正在攻击美国。

星期一下午6点的《迈阿密新闻》的头条标题赫然写着：“古巴海军起义，入侵力量插足”。有消息透露，此次海军叛变使用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代号——“奖金”。叛军正以钳形攻势将卡斯特罗的军队分割瓦解。此外该报还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证明入侵者已“在古巴6省中的4个省的海滩登陆，目前尚未遭到攻击的仅剩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全是无稽之谈。压根就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只效忠于一人，而唯一的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在那里，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走投无路。

船只逃逸后，入侵者陷入绝境，但他们仍然英勇奋战。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逼退了民兵。虽然与敌方数量对比达到1∶13甚至差距更大，又面对着有重炮和空军支援的敌人，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第一天的损失只有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击退了2 100名卡斯特罗的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他们的伤亡不到百人，但政府军的阵亡人数达500人，受伤人数达1 000多人。这些数字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喜不自禁。他们所有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者知情，而这些领导者们始终满怀希望，因为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在通过逃散的运兵船上发出的无线电广播鼓舞着他们。（“你好，佩佩！我要告诉你，我们绝不会抛弃你们，一旦那里情势紧急，我们会带你们撤离的。”）后来，对于当时的对话内容一时间众说纷纭。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话激励海滩上的叛军延长了他们的抵抗时间，从而也增加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普遍相信中央情报局战略家们的统一思路：无论肯尼迪之前有怎样的立场，此次入侵却是只许胜不许败。一旦察觉美国的威望受损，他就会动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在这件事情上，像其他情形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的想法一直未变。“何为威望？”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为真实的力量努力。无疑，在今后几星期里，会有人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但这是小问题。”

看来大多数美国人能理解并表示同情，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些造成他们分裂的埋怨之声此时尚未到来，而美国也还没有分裂成各个相互仇视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13天》中提到的：“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发表的观点传达了大众的心声，他说：“每位总统都需要大约一整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班子变得井然有序，在巨大而危险的官僚体制中摸索着前行……当（肯尼迪）正试着往屋里搬家具时，却发现屋顶掉了下来，门也被砸烂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2％的美国人赞同他的工作作风。肯尼迪苦闷地说：“我的作风很像艾森豪威尔，干得越糟糕，反而越受欢迎。”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意见没那么容易达成一致。理查德·尼克松是右翼的强硬派，他在1964年第11期的《读者文摘》上透露自己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得体的借口，然后……直接介入”。这在意料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一帮蛮横激进的新左派却活跃起来了。施莱辛格称：“出人意料的是，左派中的许多人现在找到了之前质疑肯尼迪当选的理由。”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塞满了曼哈顿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与其中。白宫外的一位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标语牌，内容是斥责第一夫人：“文学艺术家不会再支持你了，杰奎琳。”而“公平对待古巴”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声援，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斯图尔特·休斯执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是新左派的早期人物，他带领70名大学教师联名给总统写了封公开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的趋势，不要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社会学家小巴林顿·穆尔预测将出现“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用自由主义的修辞粉饰自己的重大政策”。《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在医院病床上还不忘发电报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平等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把我们拉回了原始社会。施莱辛格之流已让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都颜面扫地。我替美国感到耻辱。非常遗憾未能赴会，若身体硬朗，我现在就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未真的投入战斗，因为无此必要。其手下控制了猪湾局势，他只需静观其变，看他们如何让叛军一寸寸地失去滩头阵地。古巴政府军使用的那些武器是拉丁美洲人从未见过的。星期一早上，配有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4个炮兵连开始炮轰海滩，榴弹所到之处，叛军都被炸得辨不清方向。叛军坦克指挥官英勇善战，但与苏制T–34坦克的火力相比，还是显得不堪一击。坚持到晚上，叛军已弹尽粮绝。“夜幕降临，我们希望船快点来”，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每个人都面朝大海，等着船来。我们都知道，没船的话，我们就没救了。”但直到午夜，船还是不见踪影。绝望之极的佩佩与无线电发报员上了敞篷船，滑行了6英里，满心希望能用无线电与中央情报局的船联系上。随后，他返回指挥部，派遣了一名军官去海上，试图找到一位船长，这位船长现在因船员叛变而身处困境。在好几个小时里，这只敞篷船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这样的电讯：“多洛雷丝，我是海滩。多洛雷丝，我是海滩。我一直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刚破晓，古巴旅仅存的6架B–26飞机按预定计划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的古巴空军的飞机。卡斯特罗交了好运，机场上空乌云密布，飞机因此毫发无损。在吉隆滩，T–34坦克整齐地排成一列，同时朝海滩开炮。在日益狭小的海滩阵地上，所有的预兆看起来都不吉利。叛军失利是因空中掩护力量单薄，而现在连掩护都没了，连撤退都无法实现了。

星期二晚上，总统正在白宫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突然有人将他请了出来。他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幅地图前面站定，当时他身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看起来很不协调。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向他报告：目前要救出古巴旅，只能动用美国空军，这样才能让他们免于卡斯特罗的非法审判。总统妥协了，批准离猪湾不远、在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派遣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至7点半，美国飞机将确保阻止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这样，古巴旅剩下的B–26飞机就可以袭击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了。

猪湾悲喜剧终于开始上演最后一幕了。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是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距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没有间歇的任务让这批飞行员精疲力竭，有能力执行飞行任务的只有两个人。4名美国顾问深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战斗机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于是便主动请缨，各自驾驶着其余几架B–26飞机展开行动。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犯下的无数愚蠢错误里面，这次的错误最严重。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位于不同的时区，而这批飞行员却忘了调整手表。他们相当于提前一小时飞抵吉隆滩上空，而保护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还静静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甲板上。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蜂拥而上，没几个回合便将他们统统歼灭，那4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最后的痛苦了。吉隆滩上呼吁援兵、坦克和弹药的声音越来越弱。电报都非常简短：“海滩战斗继续。速派飞机，多多益善。”“已退至海里。弹药告罄。敌军将至。救援一小时内速到。”最后的抵抗是在星期二深夜，到处都是卡斯特罗的大炮和坦克。被重重包围的叛军将领在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一切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近在咫尺。无武器与之决斗。我方将向丛林撤退。不能再候。”

但丛林也只能躲避一时。因为并未制订撤退计划，叛军最后全部束手就擒。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不到72小时便摧毁了入侵计划。用海恩斯·约翰逊在自己有关这场战争的著名研究报告中描述这次战斗的话来说，入侵成为“自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陷入死亡的无底深渊以来，这次失败当数那么多漏洞百出、鲁莽行事的袭击中最被极力渲染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得受尽凌辱，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且被长期监禁。直到1962年圣诞节，因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赎救运动，他们才得以恢复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家们有种倾向，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猪湾事件或许转变成了一件好事。经过这件事，肯尼迪不再相信专家，18个月后，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他的应对更得当。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讨论美军在吉隆滩的丢盔弃甲及他对此事的反应时，又有了不同的结论。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肯尼迪总统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演讲时显得斗志昂扬，说他决定这次放过卡斯特罗，但是他提前放话，“我们的容忍不是无限度的”，美国已准备采取行动，“倘若必要，就得单独行动”，以“保卫美国的安宁”。他还警告莫斯科：“真要到了节骨眼上，对于那些已因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而臭名昭著之人所谓 ‘对外干涉’的言辞，我们都会充耳不闻。”

这是最赤裸裸的冷战语言。这无非暗示了美国的危险不在国内。美国唯一的敌人是坚若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他们的实力“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肯尼迪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我们要更密切地关注，并更现实地对待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因为“比任何时候更清晰的一点是，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都面临一场残酷的斗争，其激烈程度比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要强得多”。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自由主义的转向那时还没露出迹象。而这个转向一旦开始，美国的威胁就都可看作是源自本国内部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并未凸显。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20世纪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自然是美国大兵，而50年代是不被母亲理解的青年，到60年代初，就转而变为利用和平与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士兵们。作为那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相信贫穷和愚昧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点获取一己私利。他确信，如果在执行“第四点计划”时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那么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将变得微不足道。世人欢迎争取进步联盟的原因也在于此。总的来说，在追求进步时，拉美地区若和美国联盟，那么共产国际就很难拉拢它们了。

这些信念根深蒂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看法：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青年用那时的时髦话语来描述这一点就是充满了实用主义。拉尔夫·纳德是70年代自由主义派的典范人物，这时还未显山露水。自由主义派人士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都认为，根除社会弊端的途径是扩张政府机构、增强总统职权。随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将会动摇整个共和政体的根基。

肯尼迪那个星期四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就可能出现，甚至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会这样说。他们虽然风格迥异，但讲话的本质类似。肯尼迪和其他冷战时期的人物没什么差别，到演讲的末尾还提到了慕尼黑会议。他提醒听众，慕尼黑会议的作用是：民主国家若不能抵抗集权主义的独裁者，终将灭亡，而且敌人“不费一弹也不用越境，我们自会一步步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失去安宁”。于是他决心“吸取经验教训”。他总结道：“历史将记录下来，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表态，即便前方危险重重、代价惨重，我都决意一定要坚守美国的制度。”

这一预测是对未来历史走势所做的最不聪明的预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回应。他返回白宫后又采取了另一个更有象征性的行动。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突然被破格提升。他的办公室也从西行政大道对面相对简陋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的西翼，与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仅咫尺之遥。每天早晨，邦迪都要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其管辖权还扩大到了挂着大幅地图、配有各色电话的白宫作战室。白宫准备好了，邦迪准备好了，作战室当然也准备好了。热线已经开通，侵略者必将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

认真研读古巴问题报道的人里头也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在意，因为那些也是他自己常说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倒是这位新总统，他年轻而缺乏经验，这次可真是狠狠地摔了一跤。肯尼迪似乎还有点儿迷糊，这正是对他狠狠打击的良机。

白宫也知道，克里姆林宫肯定是如此看待美国的大溃败的。主要是因为经过猪湾事件后，华盛顿的信心已所剩无几，又气馁又惊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原定于6月在维也纳进行会谈，这在2月本来已安排好了。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有效。肯尼迪想往后推，但又觉得这样会被视为懦弱。他说：宁登高峰，勿近边界。所以他并未松懈，加倍努力地准备着维也纳会谈。他被告知苏联主席觉得之前艾森豪威尔在和他进行两次最高级别会谈时都准备不足，所以对他也很不以为然。艾克一遇到难题总要求助他的助手。所以肯尼迪决定，所有重要会谈只有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

同肯尼迪一样，赫鲁晓夫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斯大林主义者的压力，他们认为，只能使用强索豪夺等手段才能从对方手中得到想要的东西。赫鲁晓夫本人就很擅长于此，斯大林对其很欣赏。他也因此好像具备一种天生的力量。前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就有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这些年来，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因为刚果问题而名誉大损。还有U–2事件、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会议未能成行、美苏关系缓和希望不大等因素，早就让赫鲁晓夫感到不满。加之在加丹加省新受的耻辱，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开始，他一直埋怨达格·哈马舍尔德，骂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提议用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取而代之，这三个人分别代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三个集团。根据苏联人用三匹马并排拉马车的习惯，把这种安排叫作“三驾马车”。赫鲁晓夫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这让联合国大会上的人们吃惊不小。为了恢复秩序，爱尔兰的主持人几乎敲断木槌。制造此类混乱让这位苏联主席眉飞色舞，一到莫斯科，他就扬扬自得地说：“联合国真是没用，它就要消失了。”

1961年1月6日，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政策，赫鲁晓夫列出共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永远支持为解放而斗争”的“正义”的民族战争。过了6个星期，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杀害。于是，暴怒的赫鲁晓夫就称之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殊荣”，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令苏联右派力量不满的远不止这些，作为发言人，赫鲁晓夫也将这些不满统统表达出来。之前眼看就要加入他们阵营的老挝，现在却逐渐走向中立路线。苏联红军中有强硬派极力想恢复苏联核试验，而核试验1958年秋季就已暂停了。现在他们已拥有2 000万吨级、3 000万吨级、5 000万吨级和1亿吨级的武器，正急于试验。每天，这些冷战的症状不断刺激着人们，让外交气候处于寒冷之中，但是又不会就此导致世界危机。另外，对他们而言，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赫鲁晓夫称之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也称之为“需要割除的毒瘤”，或者“萨拉热窝”，暗示此事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指的便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苏联始终觉得西方插足前德意志首都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斯大林在1948年曾试图赶走同盟国军队，却受到了大规模空运的阻挠。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时，赫鲁晓夫乘着这趟“顺风车”，要求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斯大林随后给了盟国6个月的期限，后来艾森豪威尔将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条件，他才推迟了期限。艾克也做出适当的让步。他对柏林的态度是“反常”地表示认同。艾克曾提出可以协商关于西方驻军的规模以及民主德国能多大限度地利用该市作为其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等问题。

现在赫鲁晓夫又让肯尼迪陷入同样的争端中。在他有关“解放战争”的演讲中，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了对柏林的强硬态度。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绝“考虑实际情况”，那么苏联将可能“采取坚定不移的措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便又要面对艾森豪威尔曾驱除了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一协议将包含以下保证：任何对联邦德国边界的“侵犯”都将被视为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挑衅行为”，就是说西方要么放弃柏林，要么准备投入战争。这是他的真正意图吗？夏尔·戴高乐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敦促总统坚决抵抗（“要能忍受得了”）。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抵制并部署新一轮空运，那位主席就可能会有所动摇。一心期盼维也纳会议能解决问题的埃夫里尔·哈里曼同意戴高乐将军的提议，但他也建议改换一种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反应激烈，肆无忌惮地恐吓这位新总统。对此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却又不失礼节。肯尼迪也不必过度高估对手实力。在哈里曼看来，赫鲁晓夫本人也肯定很紧张。这位主席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以失败告终。再者，美国和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也一致认为赫鲁晓夫从未忘记自己出身卑微。但难以避免的是，维也纳会议的气氛可能会有些紧张。这位苏联主席可能会恣意挑衅，因为他只会这一招。哈里曼建议，总统那时应超然处之，一笑了事。

肯尼迪在即将飞往奥地利的前夕在巴黎得到哈里曼的这个建议。巴黎站的行程对新上任的第一夫人来说仿佛初战告捷。11年前，她只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如今却满载着两卡车行李，全身珠光宝气，随从簇拥着她（还包括欧洲顶级理发师），故地重游。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法国报纸描绘她是那么“美貌”“迷人”“闭月羞花”。在进入一个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美国总统说：“我认为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位男士。”

维也纳的氛围却截然不同。肯尼迪夫人也曾调侃赫鲁晓夫：“哦，主席大人，别拿数字来烦我。”但当时的氛围过于凝重，不是她用这种玩笑就能缓和的。当赫鲁晓夫的俄产黑色海鸥牌汽车穿过铁丝网，驶入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用石头砌成，包裹着水泥和灰泥的巨大建筑时，那里的气氛便一下子如当时的天气般糟透了。肯尼迪对助理说，他的对手是“外表诙谐幽默、内心狂暴”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狂暴也显露在外了。在最后一次磋商后，詹姆斯·赖斯顿请求拜会总统。那天，肯尼迪戴了顶帽子，他走进屋子，赖斯顿正在那里等他。总统让整个身体都陷进沙发里，把帽子压到眉梢，发出一声长叹。赖斯顿感到他似乎有些震惊。他问总统：“局面很棘手吧？”肯尼迪回答：“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肯尼迪）走进美国大使馆的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浑身颤抖，异常愤怒。他试图像往常一样保持平静，理智地对待赫鲁晓夫。他极力想讲讲道理，要赫鲁晓夫明确说明苏联准备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但赫鲁晓夫却以柏林问题和以战争解决争端来威胁和恐吓他……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让我对以下事实深信不疑：

赫鲁晓夫已对猪湾事件了如指掌。若肯尼迪当初不对卡斯特罗采取行动，或干脆把他除掉，赫鲁晓夫倒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但肯尼迪鲁莽地攻打古巴，却无胆量坚持到最后，这让赫鲁晓夫觉察出，他面对的是一个初出茅庐、很易受到威慑和胁迫的年轻领袖。

谈话中，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极为粗暴、凶狠，有时像要向对方扑过来一般。只在一件事上他还是理智的：他认为老挝问题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讨论其他任何问题时，他的态度都很恶毒，带着嘲笑的意味。他坚持要求撤换哈马舍尔德，改用“三驾马车”代替他。同时，要通过代表世界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美苏之间的所有裁军协议。肯尼迪辩驳任何一方行使否决权就会导致该设想失灵（“即便是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会有一个驾车的”），但这于事无补。对柏林一事，赫鲁晓夫下了最后通牒，他声称坚决要从苏联的喉咙中去掉这根骨头。无论美国人是否同意，他都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如果美国想因此而挑起战争，那他也无能为力。对于凡事都喜欢诉诸战争的疯子，就只能给他穿紧身衣了。

应肯尼迪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极力想说服赫鲁晓夫不要采取如此鲁莽的行动，但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了，“我要的是和平，但如果你要的是战争，那是你的问题”。他签订和约的决定已不可逆转，12月就是签订和约的时候。在他们道别时，肯尼迪说：“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他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以如此敌对的方式；第二，弄清我们有何对策。我认为，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觉得他一定在想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是很容易对付的。任何惹了麻烦却又没能坚持下来的人都是缺乏胆量的。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打击我，这样我就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如果他坚持认为我既缺乏经验又没有勇气，那么，除非他的想法能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和他达成任何一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而赫鲁晓夫是否一言九鼎将尽人皆知，这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到莫斯科，他就下令公开发表两份有关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备忘录，而且在会上已经交给了肯尼迪。国务院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对柏林问题，他并没有设定什么期限，但这个现在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苏联的最后通牒。自此，赫鲁晓夫将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显露着沙文主义意味的演讲。

肯尼迪也不甘示弱。6月25日，他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讲：“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而不是自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问题，并把它当成发动战争的幌子。”他要求国会批准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美元，征集预备役，将征兵限额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上调战斗部队的上限，重启、检修已封存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请他宣布美国进入戒备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有此主张。可肯尼迪仍主张并不排斥谈判的方式。他不能贸然利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因为苏联可能真会逼他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是“存心要整整我”，要真是这样，那可就“全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感到压力骤然增加。为了安抚在柏林的德国人，让他们觉得不会被抛弃，肯尼迪总统派了副总统和“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出访德国。赫鲁晓夫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称，苏联现在已经能够造出威力为1亿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的原子弹，而且已经有了能够运载原子弹的火箭。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位苏联宇航员已经被送上了太空轨道。美国国内的紧张气氛日盛，肯尼迪催促人民修建防空洞。与此同时，柏林一片骚乱。7月，30 444名难民涌入这个城市的西部。8月的前10天，又有16 500人越界而来。12日一天，就足足过来了4 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这些人正是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实施5年计划所需要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空寂的街道上，警笛轰鸣，由T–34和T–35型蹲式坦克保驾护航，满载民主德国军队的卡车穿越分隔东西柏林、长达25英里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民主德国人民警察占领了主要的通道。大量的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从卡车上被卸了下来。过了4小时，太阳出来了，一道初具规模的围墙也建了起来。4天后，这道墙竣工了，留在东柏林的人们就这样被圈禁了起来。

这个举动让西方国家惊诧不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花了4天时间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9月1日，赫鲁晓夫又将螺丝拧得更紧。美国的地震仪通过监测搜集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苏联又在进行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试验，他们指出这种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但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随后，侦探设备又检测到苏联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联进行了30次核试验，并且几乎都是在大气层之内进行的。这一系列核爆炸过后，苏联向空气中排放的放射性有毒物质比英、美、法排放量的总和还要多。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演讲中，苏联领导人宣布很快将爆炸一枚5 000万吨级的原子弹，这枚原子弹的威力是投放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2 500倍，相当于战争史上投放过的烈性炸药总和的5倍。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对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该原子弹的威力比科学家们计算的5 000万吨级还要大”，但科学家们当然不会因这个“错误”而受到惩罚，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一片笑声。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禁止在大气层核试验建议的唯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重启核试验计划，但是他只批准不产生放射性微粒的地下核试验。对于苏联政府的行为，肯尼迪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再谨慎的人也会觉得这些措施很有必要。”这天是9月8日，双方的信任危机到达了冲突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柏林墙完工了，一道砖石和水泥围成的栅栏横亘于柏林的中心地带。8月22日后，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盟军通行，其他部分都被封闭了，但就算在那一处，也有东柏林的警察检查士兵们的证件。界墙以外110码的范围禁止任何人靠近。巴黎、波恩和华盛顿收到通知，正式要求联邦德国领导人不得乘飞机进入柏林。对这一点，联邦德国的态度很强硬。9月8日，赫鲁晓夫坚持联邦德国飞机进入柏林需要受到控制的指令被联邦德国断然拒绝。10天后，肯尼迪准备离开海厄尼斯港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飞赴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原因始终不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战争从没像这次一样让人感觉这么近。

两周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往回退。他对正在访问苏联的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巴克说：“我原以为西方国家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后来发现正好相反……我不想将你们置于不堪忍受的境地；我非常明白，你们也不会让自己被踩在脚下。”这样的话，卡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你知道”，他继续对比利时的客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对10亿共产党人来说，200万人又算得了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没那么急了。他之前给肯尼迪下的最后通牒中的时间是“今年年底”，但他又对斯巴克说：“我不受最后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好，现在他似乎在尽量取得西方的某些妥协，以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他做了一些缓解紧张局面的举动，包括大方地夸赞肯尼迪的成熟稳重和睿智。但他发现他的这些举动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只得草草收场。10月17日，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宣布：“西方国家对现在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正在寻找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争端的办法。”他总结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坚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签订和平协议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了。当时看起来是美国胜利了，但真正付出的代价，以后才看得出来。莫斯科的表态、柏林争端以及重启核试验这几件事之后，施莱辛格写道：“总统无疑已经感觉到了，一旦美国撤出亚洲，世界局势就会失衡。”肯尼迪认为，他应该进一步向他的对手证明他的无所畏惧和坚定毅力。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敢于向西方开战的唯一地点就是中南半岛，“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我们力量的强大，看起来越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些日子可不那么愉快。一年前，他还是美国参议院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他成了副总统——美国政府中最没有实权、最令人窝火的职位。每天，他都从各方面体会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在白宫，他只有一个停车位，只有一部与白宫连通的分机电话（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3部）。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坐过总统的专机。他自己曾上去过，但不是受邀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有三次发现约翰逊单独在机舱里四处张望。他们是因为正好当时总统要使用飞机才进去的，因此不得不请他下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令约翰逊很尴尬，但他还是一次次回来，总统专机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让他很是痴迷。

肯尼迪的人将约翰逊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尔特·詹金斯之外 , 副总统的下属们对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参观者进过白宫。这种被当作不存在一般的处境甚至连约翰逊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讲，他们的地位与总统的警卫人员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他们不能使用白宫的车、办公室，不能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中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种待遇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们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要护卫的人无足轻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词来形容了。

肯尼迪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像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副总统，肯尼迪选择了敬而远之。或许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或许是出于人的天性，美国选举出来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脑关系密切的人在当选为副总统后，会发现他们曾经的情谊被冷冰冰的社交礼节所取代，他们因此备感受伤。他们忘记了，对总统而言，副总统的存在就等于每天提醒他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也许还不止这些。虽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们并不想让接替他职位的人如影随形。那些希望总统们能够详细向副总统介绍情况的人很少考虑到其中的深层含义。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须清楚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以及第二号人物所继承的会是什么。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缩地写下遗嘱，可要是他知道死后，隔壁邻居会成为他孩子的父亲、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会面无血色。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烦恼外，还有另一个烦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选票，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来自不同地区，而他们在不同选区的号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对立。也就是说，那位丈夫可能要选一个与他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且价值观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就是一个非凡的并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胀无耻而放肆。出国访问时，他每天打电话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报道他的活动。他总是在为竞选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名赶骆驼的人充当亲善大使，这让巴基斯坦举国欢呼。他告诉那位受惊的赶驼人巴希尔·艾哈迈德：“我们已看过了你和你的骆驼，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他打算帮你改善生活。”事实上，总统根本就没有这打算，似乎这个险招要坏事，结果却没有。艾哈迈德的美国之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会担心骆驼在白宫草坪上拉屎。”

得知副总统的心结后，肯尼迪开始想尽办法表示对约翰逊的尊重，为他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事情的影响还很大。讽刺的是，有两件起初在他看来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来却变得无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约翰逊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讲很成功，而且还赶上了参加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欢迎仪式。东道主认为他的到来是这座遭到围困的城市的命运转折点，因此，他回国时的情绪也深受感染。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访西贡（现胡志明市）。刚开始此事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后来其意义之深远才被觉察。这是一次南亚之旅。人们期望副总统此行能为非共产主义政权鼓劲儿。但这次并不像在柏林时那样，副总统此行并不是表示美国愿意同他们并肩作战。那时候，美国在越南还没有承担这样的使命。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西贡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赏吴庭艳，称他是“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团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约翰逊是否真是那样想的。副总统回答说：“呸，老兄，他是我们在那儿唯一的人！”

这位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又黑又胖，是个烟不离手的单身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栋巨大的黄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独立宫（现称“统一宫”）走出来的人，都要听他六七个小时甚至长达12个小时的独白，而且中间不停顿。除了这点他倒没什么别的缺点。60岁的他，仍然行事果断、目标坚定、富有献身精神，是一个典型的铁腕当权者。他的头衔是总统，却不怎么关心民主，完全是一个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就是尊重他、服从他。反对他的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媒体，也没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员候选人都是军官，挑选时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虽然吴庭艳本人很廉洁，但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严厉而又固执，认为天主教徒就该享受特权，只因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他的允许，部队的连队指挥官都无权调动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台时，没有他本人亲笔签名的护照一律无效。月复一月，他的专断统治越来越严苛，他只同少数几个亲信以及他的亲人商量，尤其是他那个嚣张跋扈的弟弟吴廷瑈以及吴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廷瑈夫人曾经解释过吴家的统治哲学：“如果我们打开窗户，进来的不仅仅是阳光，还会飞进来许多坏东西。”

进去的少了，出来的也不多。在情报方面尤其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谜团之一是：为什么这里让许多西方专家声誉扫地，缺乏有力的证据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著名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提前宣布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而丢了脸，许多士兵和政客也错误判断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可能的发展趋势。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参议员为了给他的同事们释放一下压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军事情形看起来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迪安·艾奇逊，1952年）、“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形势正在好转”（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1953年）、法国打胜仗的“可能性很大”（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1954年），以及“法国就要胜利啦”（海军上将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国败了，7年里牺牲了19 000名法国人。这些言论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后来也受困其中。在白宫，他对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据1960年参议员委员会报告中刘易斯·卡罗尔估计的情形做出的：“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前提条件是战争会在18个月内取得胜利。

另一个越南之谜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包括4位美国总统（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总统）都认为美国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而这个国家在亚洲，距美国7 000英里，是位于遥远的中南半岛的原始土地，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10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国内的局势也要保证那些饱受争议的人物执掌越南。然而，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肯尼迪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他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麻烦的人。1951年，他以众议员的身份访问越南。回国后，他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道：“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取胜。”后来，他也受到冷战派言论的影响。冷战派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岛了。

美国对西贡的承诺始于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在给吴庭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美国“会帮助越南政府成为一个强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国家，能够抵御军事颠覆和侵略”。艾克给这项承诺带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越南也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将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贵国自由人民的身上”。

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几年里，每次提到越南时都会说：“艾克做出过的承诺，我就必须遵守。”可事实上他没有，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的协议，参议院没有参与，该协议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约翰逊和肯尼迪都觉得受到这项承诺的束缚，认为必须遵守不可。西奥多·C·索伦森写道，撤销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会让“整个世界对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进一步写道：

无论在1954年以前我们与越南是否有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信件都让这种关系产生了。无论我们是否应该画下那条曾经画好的线，一旦画下了，就永远要受这条线的束缚。无论多米诺骨牌理论在1954年是否有根据，7年后，当邻国政府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是否有能力信守对西贡的承诺时，这一理论就已经得到了印证。肯尼迪……必须继续完成这一项他承接下来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白修德在《总统的诞生》（1968）中写道：“在越南的事业是美国近半个世纪的事业，这项事业让整个世界明白……如果当今已有一个虽然还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也是美国在20世纪的4次战争中用40万美国人的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意味着“对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不信守约定，不支持自己的朋友”。《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这样解释：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者不打算将越南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任何亚洲国家都不会再相信美国，这样的话，失去整个东南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此的撤退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为了支持派遣部队赶赴越南，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直率声明，称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在世界的另一端，情况将会严重恶化。莱曼·l·兰尼兹尔将军在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时预言，一旦越南共产党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失去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地区”。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自信地认为一定能在与游击队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正如他所说的，“北越连常规轰炸都禁不起”，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派遣“一支美国的军事特遣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毫无道理的，肯尼迪政府如果并不认为有义务将古巴旅从注定要失败的海滩战场上撤回，那它也不欠吴庭艳什么。而且，艾森豪威尔的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吴庭艳已经公开藐视了采取“必要的改革”的义务。他在1956年还拒绝在越南实行全民选举。对他而言，就算美国与他同受条约的束缚，要他按照规定履行条约也是十分荒诞可笑的，更何况根本就没有这项条约！

使华盛顿无法抛弃西贡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政治的。麦肯锡已经死了，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担心吴庭艳会成为第二个蒋介石。而尤其讽刺的是，美国竟然犯了与当初给蒋介石出谋划策时同样的错误，尽管这是个政治问题，但他们仍给予了军事上的援助。犯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国会山那些权威人士的态度。这些人物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有很大信心，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一个解释是内阁成员性格特征的差异导致了这个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都曾在越南问题上向白宫谏言。麦克纳马拉做事果断、雷厉风行，而腊斯克则胆小懦弱、敷衍了事。所以，美国国防部获得发言权必然是更有说服力的。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后几年，越南还相对较为和平稳定。每年美国派遣800名军事顾问，并且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足以维持越南当时的局势。到了1960年12月，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对手宣布建立民族解放战线。在独立宫，他们将民族解放战线命名为“越共”。起初，吴庭艳并不担忧，在上一年秋天，他轻易阻止了一场试图谋反的政变，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想不想要美国军队增援，他回答不需要。但尽管那时他说陆军部队没必要支援，还是承认需要其他一些援助，于是肯尼迪总统同意派遣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接受训练任务。美国承诺派兵支援越南军队，这还是第一次。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瑙尔汀抵达西贡。前任驻越大使曾试图说服吴庭艳，可依旧无功而返，他自己还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定吸取教训，不想重蹈覆辙。现如今，越南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很猖狂了，连那位爱装腔作势的总统都不得不对其俯首称臣。当时，乡村的环境还在不断恶化，而越共游击队正四处活动，伺机暗杀乡村首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战争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警告，西贡当局实施的独裁政策和纵容贪污腐败的错误举措，势必会引发人们对吴庭艳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在华盛顿，人们不断要求白宫方面不要插手有关越南官员违法行为的事务。副总统约翰逊说服肯尼迪总统，将“歼灭越共”视为“真正的终极目标”。参谋长联席会也向总统保证，仅需4万地面部队就可以将越共反政府组织“全歼”。另外再派出128 000名士兵，便足以击退来自北越的侵扰。国防部长罗斯维尔·W·吉尔帕特里克建议与吴庭艳当局就建立“可行性防御安全联盟”展开对话。五角大楼官员威廉·P·邦迪也呼吁，美国应“尽早强势进入”越南，并对敌方进行猛烈打击。他认为此次进攻有70%的胜算。

肯尼迪当局经过进一步调查，同意增派685名美国军事顾问前往西贡支援，同时还为吴庭艳政府的2万多名越南军人提供武器来扩充和武装南越军队，自此越南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5万。像艾克一样，肯尼迪希望帮助南越进行内部改革，调动一切资源反对越共，并以此作为美国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但他并未着重强调这一切。此时，他正忙于有关柏林进行核试验的事务，无法快速抽身。据此，美国外交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曾撰文质疑肯尼迪是否对越南真正关注过。刚刚适应冷战节奏的观察家们又开始对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行为大为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国内形势似乎一周比一周糟糕。”他还发现：“越南游击队似乎已经陆续控制了越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几乎看不到在不经军事人员的护送下，美国人敢于开着自己的轿车把我送出西贡市。”他还报道了当时越南政治垮台所产生的惊人影响力：“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越南共产党总是能在他们的阵营里，找到前赴后继的不畏死亡的民众，可以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种强烈的革命精神令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深为不解。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游击队占领了越南的一个省，并处死了该省的一名总督。而此刻吴庭艳的军队则是节节败退。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与瑙尔汀协商，与他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协约。华盛顿方面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夏季以来，所有扩张计划都驱使林登·约翰逊总统派兵前往东南亚。副总统支持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他在归国途中如是写道：越南真正的敌人“是饥饿，是无知，是贫穷，是疾病”。他相信美国人无论采用何种先进的策略，都必须将这些敌人作为其攻击目标，充分利用我们先进的科技实力。

总统对此做出了相关回应。在派往西贡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包括两名他最信任的人员，分别是马克斯韦尔 ﹒ 泰勒将军和沃尔特·W·罗斯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相关的国家文职官员和军事人员就可以充当总统在越南这一战略要地的眼睛和耳朵。对于罗斯托而言，自始至终他都是永不妥协的鹰派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组里绝无高级外交人士。正如索伦森随后撰文写道：“国务院不能和五角大楼相抗衡，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反映出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代价达成军事目标的相关行为。

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成为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抑制吴庭艳政府的衰败之势，报告要求肯尼迪派驻一批美国军事顾问；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派遣一个美国的步兵团，初期有8 000人，之后会依据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泰勒作为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者，希望总统能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电视讲话。然而他对关于进入越南的有些观点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就此次远征来说，他竟将越南与朝鲜相比，“美国军队无须过多准备就可以轻松适应越南的生活和工作”。而事实上，越南和朝鲜是大不相同的。第一点就是常规战。敌人盘踞在边境线附近，美国军人就可以在这些固定区域进行他们的常规作战部署，这对于他们来讲，再熟悉不过。而越南的环境却不是这样。第二点是，这次是在浓密的热带雨林里进行的非常规军事战争。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也是最重要的，韩国人民希望美国士兵能够在当地保护他们，而越南人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不过是其原属殖民宗主国法国的继任者，他们都想占有越南，而唯有越共民族统一战线的军队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政府当中的一些内阁成员及其他成员，如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艾弗里尔·哈里曼，也对泰勒这份声明中的信息大为震惊。然而，只有肯尼迪总统一人有资格对此提出质疑。他拒绝在电视机前对民众讲述有关事宜，因为在他看来，这将把越南问题和柏林问题相提并论。他还明确指出，泰勒和罗斯托不像其他的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对美国干涉越南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持正面态度，他们只想要北越不再渗入南越，只是他们没能提出具体可实施的措施。其实最令他伤心的是有关派遣军人的这一提议。索伦森写道：“越南战争的主要倡导者都支持这个行动，称之为测试美国美好信念的‘试金石’，标志着美国已下定决心出兵。”但总统一人投了反对票，而且也只有他的票才最终起决定作用。肯尼迪说：“他们想要一支美国军队。这对于恢复自信心和保持军队士气是必要的。但这就像是我们在柏林所做的一样：大批军队持续进驻，乐队仍要继续演奏下去，而4天过后，民众就会忘了一切，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还得派更多军队去。这样就像喝酒一样，这次酒劲过了，下次还想再喝。”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摆脱不了大家的影响。他不同意派遣美国部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做出了让步。接着，从1961年12月起，美国就开始加强在越南的武装力量。就跟7年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总统在与吴庭艳公开交换信件时肯定了这一安排。当然，这一安排也并非美国单方面的想法，并且吴庭艳也同意改革，并承认他的军队需要加强领导和振奋士气。但此安排并没有给美国规定援助的限期或者什么时候停止援助，只是含糊地说直到平定越共，逐出北越人为止。泰勒倒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他从菲律宾发电报给总统说：“经由南越而卷入亚洲战争，是有这样的危险，但还不至于太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对此却显得焦虑不安。他说，吴庭艳在没有看到美国派出的步兵之前，决不会善罢甘休。让美国派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样，在美国帮他应战之时，他就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鲍尔预测，如果美国答应派兵，就会越派越多。他对总统说道，5年内，将会有300 000美国士兵被派往越南。肯尼迪大笑道：“乔治，我看你简直是疯了！”

美国后来加速对越南战争的干预（这也证明了鲍尔和一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西贡驻守的美国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年初到肯尼迪执政的头1 000天末，有两个人物很关键，一个是瑙尔汀大使，另一个是2月抵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d·哈金斯将军。对这两人的任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传统守旧，对亚洲一无所知。他的任命得益于国务院强硬反共派的力荐。无论身处何种危机，他都会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跑到爱琴海逍遥度长假去了。哈金斯比他更糟糕。他是波士顿的一个世家浪子，高中没读完就退了学。他之所以能在军队得到晋升，只因为他精通马术，是个出色的马球队员。在乔治·S·巴顿想要放松时，他又可以充当一个好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金斯担任巴顿的副参谋长，那时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推弹杆”，因为他执行巴顿的命令时雷厉风行。但和巴顿一样，他有时也并不那么服从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如实向总统报告越南战况时，显露无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一切越南战况，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都想知道。可哈金斯却不喜欢上报坏消息，他认为这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前程。相反，他所做的是让人感觉他所报告的情况表面上听起来都还不错。他一到西贡，就告诉美国记者，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希望周围的人都很乐观，而且，他还透露，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汇报暂且可称为“进展报告”。他想让人们充分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打击越共的战争将进行得十分顺利。

瑙尔汀和哈金斯一致认为吴庭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他我们将无计可施。然而对他执政能力的批评只会激怒他，那时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将会消失殆尽，灰飞烟灭。霍默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这将成为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生死相搏，他们的命运共生，不进则退。吴庭艳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明白，此刻无论他怎么利用这两个美国佬都没问题，他可以肆意妄为，对着这两个美国佬指手画脚。

哈金斯到任之后，第一阶段的反共战斗被称为“日出行动”，此比喻也还较为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他打算建立一系列坚固的“战略村”，但这只能由国内军事组织来操控防守。他的战略合作人是越南总统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接着，美国得知这项战略防御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超过1/3的农村人都生活在战略村，看来战局会日趋好转。目前来自西贡的所有报道都是好消息。对哈金斯表示怀疑的人可以从瑙尔汀的评价那里得到证实，因为他认为当地情形是令人放心的。

事实上，战略村是一次失败的实验。除了身居高位的人，其他什么也没能改变。他们依旧通过发布公共新闻来发动战争。从战地发来的报道被哈金斯重新改写，他删掉了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的语句和令人悲伤的坏信息，用完全虚构的内容取而代之。那些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上校和少校都被调配到那些没人愿意去的岗位上，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中校约翰·保罗·范恩。而且，他们的档案里还被写了一些评语，这些评语可能会终结他们的军事生涯。一次，当另一位比哈金斯低一个级别的将军在前线巡视时，发现实际情况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在电报里所描述的大不相同，于是他给哈金斯写了份报告，讲述了战争的实情。哈金斯在空白页边上草草写道 :“谎言，谎言，又是谎言。”然后，他将其扔在文件柜后面。真实的谎言就是他自己，但能够反驳他的唯一信息源就是美国报纸上驻越南记者发回的报道信息。哈金斯称记者为制造轰动的商贩，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骂他们是叛徒，以此遮掩事实，自我开脱。哈金斯偶尔也承认自己受挫，那是因为他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他希望借此弄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枪支，以及更多的直升机。他还警告说，如果无法提供这些东西，就意味着民众对军队已失去信心，任何记得以前中国的情形的人都会知道这意味着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发生新年攻势或爆发越共的游击活动，或许哈金斯的“新闻传播”在一开始就会被拆穿，然而，事实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减少，这也是所有新闻人想要的。他们宣布“日出行动”带来了战场上方的蔚蓝天空。他们欣喜若狂，这种喜悦也感染了华盛顿的其他人。马克斯韦尔·泰勒说道，他感受到越南将出现一场全国性的盛大运动，用以粉碎共产党。麦克纳马拉说：“所有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了。”肯尼迪总统异常惊喜，批准增加对西贡的军队支援，驻军人数从2 000人增加到16 000人。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也升级为越南军事司令部。